谢觉哉,这位备受尊敬的“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首任院长,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他与夫人王定国相濡以沫,养育了七个子女。1963年,本是谢老80大寿的喜庆之年,全家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寿宴后仅一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谢老突然瘫痪了。多年后,他的小儿子谢亚旭回忆起那段岁月,揭开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直接诱因:在那天,父亲竟和老家亲戚大吵了一架。
一、 “革命院”里的清贫风骨
谢觉哉与王定国的结合,本身就是革命年代一段质朴的传奇。1937年,在伍修权的见证下,时年53岁的谢觉哉与年仅24岁的王定国结为夫妻。据王定国回忆,婚前两人仅见过两次面,毛主席闻讯后风趣地发来贺电:“可以,这样谢老就有人管了。”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谢老忙于革命工作,王定国则操持家务,他们共同孕育了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小儿子谢亚旭深受谢老喜爱,在他的回忆中,父亲的形象是立体而深刻的。
尽管谢觉哉位居高职,官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但整个家庭的生活却清贫得近乎苛刻。国家经济困难,谢老的家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谢亚旭记得,他们家曾住在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里,院子原本是个漂亮的花园,但母亲王定国一住进去,就将其彻底开垦成了农田。
这个“革命大院”里,种了四五十棵果树,还有各种蔬菜,甚至养着猪、鸡、兔子、狗和猫,俨然一个小型的自给自足的“根据地”。然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现实面前,这番热闹光景也迅速凋敝。
先是农作物歉收,紧接着肉食供应中断。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院里仅剩的一头猪身上。为了养活这头猪,谢亚旭和姐姐经常天不亮就跑到菜市场,去捡拾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即便是烂菜叶,也要花上两三分钱一堆。
菜叶买回家,母亲王定国还要仔仔细细地再择一遍:实在不能吃的喂猪,尚能入口的,便处理干净,做成泡菜,成为全家难得的下饭菜。
到了最后,连喂猪的烂菜叶都难以为继,家人只得忍痛将猪杀了。在那个连粮食都极其珍贵的年代,这头猪无疑是巨大的“财富”。但谢觉哉一家没有独享,他让工作人员将猪肉切成半斤或一斤的小块,挨家挨户送给了同住一条胡同的邻居们。最后,自家只留下了15斤猪油,用来“改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伙食。
在谢亚旭的印象中,父亲是威严的,但威严中处处透露着深沉的父爱。他能明显感觉到父亲对孩子们的喜爱。小时候,谢老常常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批阅文件,在繁忙的公务中尽享天伦之乐。
但在教育原则上,谢觉哉从不妥协。他严格禁止孩子们随意出入他的办公室,更不许翻动文件。一旦发现,便会在孩子的脑门上“狠狠地敲一下”作为警告。
当孩子们逐渐长大,谢觉哉又做出了一个“不近人情”的决定:将他们全部送到全国各地去,远离北京,远离父母的庇护。他的理由朴素而坚定:“儿女不能放在身边,否则以后没出息。”他反复教导孩子们:“做人,要为人民服务,不要为自己想多了,老老实实工作就行了。”
在这样的严父教育下,谢家的七个孩子都自立自强,且对父母至孝。1963年,谢觉哉迎来80大寿。远在各地的子女无法全部回京为父亲庆生。于是,四儿子谢飞(后来成为著名导演)想出一个主意:大家共同制作一本纪念册。
谢飞给兄弟姐妹们写信,请每个人都写一首诗,寄回北京汇编成册。当时年仅8岁的谢亚旭,看着哥哥姐姐们文采飞扬的诗篇,急得抓耳挠腮。想了许久,他才写下了一段稚气未脱的话:“亲爱的爸爸,您今年已经80岁了,我只有8岁,等您活到两百岁的时候,我拿着枪保卫您。”
谢觉哉读到小儿子的“大作”,忍不住哈哈大笑,逗他说:“等我200岁了,那时候你多大了?你也不100多岁了,还扛得动枪吗?”
全家人都沉浸在这份朴素的幸福中,谁也没有料到,一场严峻的考验正悄然降临。
二、 一场争执:刚正不阿的代价
谢觉哉的一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长征时,他已年过半百,却凭着坚强的意志力爬雪山、过草地,走到了最后。新中国成立时,他已年逾花甲,依旧在重要岗位上发光发热。1959年,他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更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他强调,案子要办得“准确、细致、踏实”,必须做到“不纵、不漏、不错”。
他一生斌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要求严格,对自己的亲属,更是到了近乎“六亲不认”的地步。他绝不容许任何人打着他的旗号谋取私利或违法乱纪。
然而,正是这份刚正不阿,成了他身体垮塌的导火索。
80大寿刚过一个月,谢老的身体突发异样。当时年仅8岁的谢亚旭尚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家里气氛骤然紧张。直到后来他才从家人口中拼凑出事情的原委:父亲瘫痪的当天,是和湖南老家的几位亲戚大吵了一架。
那天,几位老家亲戚在农村砍伐了一些树木。在那个年代,这并非小事。当地政府得知他们是谢觉哉院长的亲友,碍于情面,不好过多批评,但又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便将情况反映到了谢觉哉这里。
谢觉哉得知后,勃然大怒。他立刻将那几位犯事的亲戚叫到了北京。亲戚们本以为是来“走动走动”,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严厉的训斥。谢觉哉当面质问他们为何要砍树,并严厉地批评:“你们回去要赔,还要把树给种上!”
这几位亲戚或许是觉得谢老不念乡情,在他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被如此“上纲上线”,顿时心生不满。他们不但不思悔过,反而觉得委屈,竟当场和谢觉哉争吵了起来。
谢觉哉一生嫉恶如仇,他无法容忍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更无法容忍这种事发生在自己亲属身上。亲戚们或许是吵累了,或许是自觉理亏,最终悻悻离去。而谢觉哉,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愤怒,积郁攻心。他回到房间后,便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家人急忙将他送往医院,检查结果令人心碎:突发性脑动脉硬化,引发大面积脑血栓,导致右半个身体全部瘫痪。
三、 左手风骨:不屈的晚年与革命传承
这场重病,对于一辈子勤勤恳恳、为革命奔走的谢觉哉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半个身体失去了知觉,这意味着他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工作。
然而,谢觉哉毕竟是那位走过长征的钢铁战士。他没有被病魔击垮。在病床上,他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毅力。右手不能动了,他就练习用左手写字。起初,左手颤抖,字迹歪扭,但他日复一日地练习。最终,他用左手写出的字,也自成一体,刚劲有力,风骨不减。1968年,他还曾用左手给毛主席写过一首诗,毛主席也专门回赠了一首。
1965年,谢觉哉从法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进入了安享晚年的生活。在儿女们的悉心照料下,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然而,真正让谢老晚年备受打击的,是战友的相继离世。
在长征队伍中,“长征四老”——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是特殊的存在。他们年事已高,却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是年轻战士们的精神灯塔。
随着岁月流逝,徐特立、林伯渠相继去世。谢觉哉强撑着病体,参加了两位老友的追悼会。战友的离去,对他触动极大,他的身体状况也随之急速下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87岁。
他去世时,“四老”中仅存的董必武也正巧在北京医院住院。家人担心董老身体承受不住,都刻意瞒着他。但董必武最终还是得知了噩耗,他悲痛万分,不顾医护阻拦,吵着一定要去见老友最后一面。
谢觉哉的去世,对王定国更是沉重的打击。但这位同样坚强的革命战士,强忍悲痛,继承了丈夫的遗志。她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四处奔波,为当年西路军的老战士们争取待遇,不遗余力地传播红军精神。
1993年,王定国也已80岁高龄。她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癌。面对生死考验,她表现得异常从容。做完切除手术后,她依旧平淡,仿佛病魔从未光顾。
对于一位耄耋老人,如此大手术的消耗可想而知。但王定国在手术第二天就坚持下床活动,这令医生都大为佩服。儿女们劝她多躺着休养,王定国却拒绝了:“我要是在床上躺一个月,我的伤是好了,但我的右胳膊就废了。”
儿女们起初不理解,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担心出院后自己将无法再工作。于是,在伤口尚未愈合的情况下,王定国便开始在废旧报纸上练习画画和书法。每动一笔,都会牵动伤口,带来剧痛,但她都强忍着。实在忍不住了,就吃一片止痛片,然后继续写。
在母亲的这种毅力中,儿女们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从谢觉哉的刚正不阿、瘫痪后坚持左手练字,到王定国的忍痛习字、为革命奔走不息,他们深刻地体会到,老一辈革命者,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参考文献
《谢觉哉传》
《谢觉哉日记》
《王定国:红色传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