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离奇车祸
上海市虹口区有一条小弄堂，称“甜爱路”。
弄堂南起四川北路，一直延伸至虹口公园东围墙边，地处闹市却十分幽静。
1952年10月18日下午2点，一辆黑色“雪铁龙”小轿车拐进了甜爱路。
司机名叫关惕三，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
由于为朋友庆生，关惕三当天喝了不少酒，拐进弄堂时忘了减速，居然直冲冲撞上了一个过路的长发女子。
等他反应过来急踩刹车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女子被撞飞三四米开外，脑袋正好磕在消防柱上，当场血流满地。
交警赶到后，发现受害者已经死亡了，准备安排将其送到殡仪馆。
在一般人看来，这就是一起普通的酒后驾车肇事案件，交给派出所处理即可。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公安警力紧张，受命处理该案的只有一个名叫张伯仁的老警察。
张伯仁跟交警办了交接手续，就赶到看守所讯问关惕三。
关惕三此时已经彻底清醒了，他吓得哆哆嗦嗦，将自己的出生经历都讲了一遍：关惕三，今年24岁，未婚，是“升泰煤炭批发行”的庶务科员。他的父亲老关曾是沪上有名的煤炭大王。
由于家境优越，他自小就过着阔绰的公子哥生活。
今天中午，关惕三刚刚在外滩吃饭喝酒，不料开车至甜爱路时撞了人，而且一下子就把人撞死了。
张伯仁听完，觉得这似乎就是一起很简单的酒驾案件，估计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处理完。
讯问完毕，他就去调查被撞身亡的那位女子的情况。
死者名叫袁维珍，住甜爱路36号，本人未婚无业。
据派出所的户籍民警透露，袁维珍原来是有职业的，但是工作内容比较特别——她在四马路的“逍遥阁”上班。
张伯仁是个“老上海”。
他一听就明白了，“逍遥阁”是一家有名的高级妓院。
这也就是说，袁维珍是个烟花女子。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袁维珍居住的甜爱路36号甲是1943年通过交易达成过户的，房管部门显示当时的交易价格是三十八两黄金!
直到此时，张伯仁才觉得有点不对劲：1943年时袁维珍不过十九岁，哪来的这么大一笔钱?
带着这个疑惑，张伯仁走访了甜爱路周边的居民。
他的运气很不错，在弄堂口，有一个皮匠“老江北”目睹了车祸的全过程。
据“老江北”所说，当时他听到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响，抬头一看，只见袁维珍撞撞跌跌就迎着轿车就过去了。
不过几秒钟的功夫，轿车把袁维珍直接撞飞。
整个过程，老皮匠看得惊心动魄。
“老江北”的一番话，让张伯仁开始觉得这桩车祸有些蹊跷，随即向分局郁局长汇报。
郁局长拍板决定，由带头对此案进行严密侦破，同时还给他配了一个搭档——刑警裴云飞。
02 神秘失窃
裴云飞和张伯仁一碰头，就开始商议该从何处开始着手调查。
当时的他们根本想不到，这起不显眼的交通肇事案，竟然会在后面牵连出一桩反敌特大案。
裴云飞建议：“这位袁小姐住在甜爱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那里看看?”
于是，两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甜爱路36号甲门前。
可是大门紧闭，还挂着一把司必灵锁。
张伯仁本想叫锁匠来开锁，但是被裴云飞一把拦住。
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根铜丝，三两下就把锁撬开了，看的张伯仁目瞪口呆。
两人进门后，打开灯一瞧，才发现屋内一片狼藉，到处都被翻得乱七八糟，连护墙板也给撬开了。
看来袁维珍家里是遭窃了。
裴云飞绕了一圈，发现门窗完好无损、院墙没有攀爬痕迹，估计小偷是从大门进入现场的。可是他们来的时候门锁完好，那就不排除小偷手里有钥匙。
张伯仁说：“袁小姐前脚遭遇车祸，后脚屋子遭窃，我估计多半跟袁小姐之死有点儿关联。”
裴云飞点点头。
他里里外外绕了一圈，最后发现衣帽架下面的木板接缝颜色与周围有异。
拆开木板一看，里面果然别有洞天。
裴云飞立刻招呼张伯仁帮忙，最后从这块木板下面摸到了一个长七寸、宽五寸、高一寸的白铜匣子，铜匣上挂着一把精致的小锁。
待揭开匣盖，两人吃了一惊，里面除了金银首饰，居然还有一把崭新的袖珍勃朗宁手枪和三十发子弹。
袁维珍一个青楼女子，哪里来的手枪和子弹?
张伯仁将匣子里所有东西都取出来，结果发现底部有一小卷丝绸，上面似乎还写着几行小字。
裴云飞小心翼翼地将丝绸摊平在桌上，等到看清右侧第一行开头的“一枝花”三个字时，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
张伯仁紧张地问他：“什么情况?”
裴云飞一脸神秘地对他说：“这个被轿车撞死的女子，是‘一枝花’啊……”
大约二十五年前，江南突然冒出了一个行窃高手，自报匪号“无形一炷香”。
此人自1926年到1942年频繁作案，足迹遍布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名城，目标大多是高官或富商的宅邸。
之所以叫她“无形一炷香”，是因为她每次入室盗窃，必会在现场点上一支特制的迷魂香。
这香的威力很猛，所有失主都是沉沉睡去，什么动静也不知道。
待他们睁开眼睛，往往都日上三竿了。
那么，“无形一炷香”和袁维珍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袁维珍就是“无形一炷香”的亲传弟子，绰号“一枝花”。
她跟着师傅学艺多年，名声很大。
但是，从1942年开始，“一枝花”就再也没有音信了，仿佛凭空从世界上消失了。
江湖上都觉得手里的赃款赃物，够她花一辈子了，应该再也不会露面了。
有关“无形一炷香”和徒弟“一枝花”的故事，裴云飞曾听许多前辈老刑警讲过。
他没想到，这个“一枝花”竟然躲在甜爱路，还让一辆轿车给撞死了……”
张伯仁此时有些疑惑了，他问裴云飞：“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定，袁维珍就是传说中的‘一枝花’？”
裴云飞回答道：“‘一枝花’之前在南京犯案，我原来看过当时国民党留下的刑事档案，里面记载了赃物清单，其中有一把勃朗宁手枪，跟这把枪一模一样。所以我才推断，那个被轿车撞死的女子应该就是‘一枝花’。”
03 昔日名妓
调查一起车祸案，结果居然误打误撞翻出了十年前的旧账。
裴云飞和张伯仁一合计，觉得这事还得请示领导。
二人回到分局，先将此事上报，又不顾奔波疲劳翻出了从前国民党警局的旧档案。
根据档案记载，传奇大盗“无形一炷香”除了“一枝花”以外，还有两个女弟子，都得到了她的真传。
不过这三个女弟子运气不好，先后落入法网，被日伪南京地方法院判了刑：其中二弟子康菊芯于1950年11月刑满回了老家苏州获刑十二年；三弟子黎赛翠本就是沪上人士，在老虎桥监狱服刑，于去年9月23日提前获释。
根据老虎桥监狱提供的地址，裴云飞和张伯仁找到了黎赛翠，拿出袁维珍的照片请她辨认。
黎赛翠一眼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自己的大师姐“一枝花”。
她说，“一枝花”真名叫做殷千媚，因为长相甜美，江湖人送外号“一枝花”。
但是自从黎赛翠入狱后，她就和从前的生活一刀两断，和师傅、师姐妹们也在没有联系过。
至此，袁维珍就是“一枝花”的判断终于得到了证实。
回到警局，裴云飞、张伯仁对眼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既然袁维珍的师妹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那就必须重新开辟一条调查之路。
裴云飞提议：“要不咱们去袁维珍生前的‘工作单位’了解一下情况?”
张伯仁点头表示赞成。
两人在单位食堂对付了几口冷菜残羹，便直奔四马路的“逍遥阁”。
让他们庆幸的是，这趟终于没有白跑。
“逍遥阁”是四马路上一家老字号，曾经车水马龙，生意火爆。
不过，上海解放后，“逍遥阁”就关门大吉了。
老板“富翠儿”之后创办了一家私立幼儿园，公私合营时期转为公办。
“富翠儿”对袁维珍的印象很深刻。
据她说，袁维珍是上门毛遂自荐，要求在“逍遥阁”工作的。
她自称是南京人氏，以前未曾从事过青楼行业，对其也不了解，因家中发生变故，不得已离家出走来到上海。由于她年轻貌美，又很有风情，所以不少客人慕名而来，是“逍遥阁”红极一时的花魁。
1950年初秋，袁维珍向“富翠儿”提出离开“逍遥阁”。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好聚好散，“富翠儿”自不会难为她，更不提什么“违约金”。
临别前，她还去袁维珍位于甜爱路的家里吃了碗散伙饭。
张伯仁向“富翠儿”打听：“你去袁小姐府上吃散伙饭，在她家里见过什么值钱的，或者特殊的财物吗?”
“富翠儿”仔细回忆了一下，说：“像袁小姐这样的人，金银珠宝自然少不了的……哦，我想起来了，要说值钱的东西，她有一架德国蔡司照相机！当时她还说，有时间要和我拍一张合影。”
张伯仁和裴云飞对视一眼，迅速反应过来：当初二人在搜查袁维珍的住所时，并没有发现这样一架照相机。是袁维珍生前处理掉了，还是被潜入的不速之客给顺走了?
看来，这架相机很有可能成为破案的线索。
二人辞谢了“富翠儿”，就走路回分局了。
一边走，一边讨论袁维珍的生平和那架失踪的相机。
突然 ，张伯仁一拍脑门说：“要不我们去中央商场看看？”
04 德国相机
中央商场，位于外滩附近，是上海最大的旧货市场，同时，也是盗贼销赃的首选。
如果真有人拿走了袁维珍的相机，又想要出手，旧货市场觉得是最方便的地方。
说走就走，裴云飞、张伯仁直奔中央商场而去，而且一进门就开始搜寻专门出售舶来品照相机、望远镜的摊位。
在一家名为“旺达小铺”的摊位前，二人停下了脚步。因为这个店面门口摆了不少是新玩意儿。
老板名叫解达。他一听警察来办案，立刻表示愿意配合调查。
裴云飞问：“这几天，有没有人拿过外国出产的相机来出售？”
解老板一听，马上从靠墙的大橱里拿出了一架带皮套的物件。
打开皮套，里面正是一架德国“蔡司”相机。
老解说，这是三天前有人来卖掉的。来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瘦高个儿男子，后面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按照规定，解放后在旧货市场卖东西，都需要拿户口本登记真实姓名和地址，以免盗贼猖獗。
老解从柜台里拿出登记册，翻到了卖相机那一页。
裴云飞定睛一看，上面登记的出售人住址是闸北区鸿兴路79号，户主柳仁道。
张伯仁知道，鸿兴路属宝山路派出所管辖。
两人直奔宝山路派出所而去，找到了值班的户籍警察。
户籍警小周一说要找鸿兴路79号柳仁道，忍不住一脸惊诧：“老柳头儿上半年中风了，卧床不起，他应该不会犯啥事儿吧?”
裴云飞问:“他家有没有一个男孩，十五六岁的样子?”
“他有个儿子，今年十五岁。”
“行，就找这小子啦!”
柳仁道的小儿子名叫柳五福，没读过书，终日游手好闲，跟一帮小太保鬼混，是派出所的常客。
到鸿兴路79号时，已经是晚饭时分，小柳正在家里吃晚饭。
他承认是他偷拿了家里的户口簿，陪一个道上认识的“大哥”去中央商场卖掉了那架照相机。
“大哥”的身份也很快弄清楚了。
那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名叫寿生根，就住在附近。寿生根终日游手好闲，又学会了赌博，终日跟一帮赌徒混在一起。
带到宝山路派出所一审，寿生根交代得倒也爽快，说那架照相机是他四天前晚上赌博赢来的，他就拿到中央商场卖给了“老解舶来行”。
“那么，是谁输给你的呢?”
“那人我还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据说他在道上有点儿名气，大家都叫他老郝，是不是真姓郝我就不清楚了。”
原来，寿生根靠着一手出神入化的赌博技术，在道上居然拿混出了一点小名气，人称“博戏小王爷”。
四天前，寿生根和几个认识不久的小混混儿在外滩附近散步，便被两个青年当道堵住。
其中一个绰号“三寸头”的青年，不久前曾和他一起玩过牌。
两人客客气气打招呼，邀请寿生根去附近“福州旅社”喝茶。
到了旅社才知道，“三寸头”给寿生根摆了个赌局，现场还有两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按照规矩，四人一桌。
寿生根这天手气爆棚，如有神助，不一会儿就把剩下三人的口袋全掏空了!
其中一个人输给寿生根的那架照相机，就是袁维珍住所失窃的“蔡司”相机。
寿生根猜到十有八九是赃物，寻思留在手里不妥当，还是拿到中央商场出手算数。
于是，他就想起了住在前弄堂的小柳，哄他偷偷把自家的户口簿顺出来用一下，成功卖掉了相机。
查到这一步，那就必须去“福州旅社”走一趟了。
05 “一掘头”尹关先
“福州旅社”是私有产业，老板姓丁，是约赌局的“三寸头”的姐夫。
丁老板一听自己的小舅子惹上了大案子，连忙跑到徐家汇敲开岳丈家门，把“三寸头”拉到旅社交给刑警。
“三寸头”交代，那个输了相机的人绰号“一掘头”，是他在不久前去南市文庙赌博时跟对方遇上的，就住在南市文庙的一条老弄堂里。在这之后，二人就经常约起来玩牌。
根据“三寸头”提供的住址，“一掘头”很快就落网了!
“一掘头”真名叫尹关先，民国年间多次因为盗窃入狱。
他还有赌博的毛病，偏偏手气又差，经常输得债台高筑。
解放后，尹关先认为新政府不会任由流氓盗贼横行，于是打定主意，准备开家杂货店铺做小生意，太太平平过日子算了。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让尹关先的“良民梦”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个人叫屠世臻。
屠世臻早先是“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特工，长相很英俊。
他因为一次机缘巧合，见识到了尹关先的偷盗技术，佩服之至，遂将其发展为外围成员。
从此，尹关先就成了“军统”临时工，其上线就是屠世臻，两人的交往一度非常密切。
待抗战胜利，屠世臻被派往海外。
尹关先以为这一别，二人此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上海解放后，他安安稳稳过了三年。
直到1952年10月18日，他在“新都溜冰场”和屠世臻重逢了。
屠世臻找了个咖啡馆，请尹关先喝咖啡。
“你怎么回来了？”
屠世臻一副很诚恳的样子：“此番来沪，是想请老弟帮个忙。如果事成，我愿意帮助你去香港定居。”
尹关先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愿意效力。
说着，屠世臻掏出一把钥匙，“事情很简单，只需拿着这把钥匙，去甜爱路36号甲走一趟，拿走一个中号‘百雀羚’盒子。那屋子的主人是有些财物的，看中什么尽管取了就是。”
尹关先伸手拿过钥匙：“那我得手后几时交给你?在哪里见面?”
屠世臻说：“还是在这个咖啡馆见面，等我的电话通知。”
就这样，尹关先在下半夜潜入甜爱路36号甲，一通翻箱倒柜，却没找到屠世臻所说的“百雀羚”盒子，只拿走了一些首饰和一架照相机。
次日下午2点多，尹关先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就骑了辆自行车直奔咖啡馆。
跟屠世臻一见面，对方先说话了：“东西没拿到?”
尹关先有些羞愧：“没找到那个盒子……”
屠世臻显然有些失望，但也没说什么，只是让他回去了。
尹关先白得了些首饰和相机，赌瘾又犯了。
刚好，他听说最近沪上冒出来一个“小王爷”风头正盛，就去找了“三寸头”，委托他邀约成局。
只可惜，他手气不好，不仅现金输了个干干净净，就连那架偷来的德国相机也输没了。
尹关先没想到，“小王爷”寿生根没妥善处理好那架德国相机，让警方顺着线头追了过来。
裴云飞和张伯仁听完尹关先的供述，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一宗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背后居然隐藏着如此曲折的故事。
尹关先交代的那个屠世臻，看来是台湾“保密局”派遣到大陆的特务嘛!
06 最后的午餐
回到分局，裴云飞先向刑队指导员汇报。
郁局长听了裴云飞的汇报，马上召拨通了市局扬帆局长的电话。
扬帆局长随即拍板，由市局成立专案组，具体负责人是政保处特侦二科科长卢禄，裴云飞和张伯仁调入专案组。
专案组一共有七名成员，除了卢禄、裴云飞、张伯仁外，还有凌亚敏、丁金刚等四位侦查员。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
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3点多方才结束，大伙儿对案情作了如下的梳理：
第一，从“一掘头”尹关先交代的内容看来，那个屠世臻，极有可能是台湾“保密局”来沪进行特务活动的。
第二，尹关先最初跟屠世臻相遇，是在四马路的妓院。
由此推测，袁维珍可能与屠世臻相识，屠世臻持有甜爱路36号甲的钥匙就是佐证。那么，袁维珍是不是屠世臻发展的特务呢?
第三，尹关先交代，屠世臻指使他潜入袁维珍住所行窃，目标是一个“百雀羚”盒子。
这盒“百雀羚”有什么秘密呢?
专案组讨论到这里，凌亚敏提出了一个想法：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袁维珍生前喝过酒。
另据目击者反映，袁维珍是朝着那辆肇事汽车扑上去的。会不会是她生前服用了某种可以导致人产生幻觉的药物?
专案组长卢禄定立刻拍板，就从袁维珍生前的最后一顿午餐着手调查!
这项调查进行得相当顺利。
因为案发当天，也就是10月18日中午11时许，老皮匠“老江北”看见袁维珍往北朝虹口公园方向去了。
10月27日中午，众人分头走访，最后在虹口公园附近一家“小四川菜馆”找到了线索。
小菜馆的店主叫周游。
他告诉侦查员，那位袁小姐是常客，经常自己来吃饭，有几次还带一个长相英俊的青年男子过来用餐。
侦查员断定，那个男子应该就是“军统特工”屠世臻！
周游回忆，10月18日，袁维珍又来了，不久那个英俊男子也进门了。
男子从竹兜里取出一小包干覃菇，递给周老板说：“这是我一个云南朋友捎来的大红菌干，老板你用这给我们煮汤吧。”
汤烧好以后，袁维珍情不自禁说了声“真香啊”，男子便拿起汤勺给她舀了一碗，接着又给自己盛汤。
大约1点钟，两人吃喝结束就走了。
听周游一五一十说完上述情况，凌亚敏问：“你觉得当时袁小姐的神态举止是否正常?”
“袁小姐那天喝得有点儿多，不过神志还是清醒的。”
“那她和那个男的怎么离开的?”
“坐三轮车走的。车夫我也认识，叫老葛，经常在这一片拉生意。”
侦查员一说，大喜过望，立马到马路上找等客人的车夫打听老葛的信息。
一个老车夫说，老葛的老婆前天患了急性阑尾炎，葛师傅这几天都在家里歇着。
根据车夫提供的地址，凌亚敏赶到了老葛家里，并从他口中了解到以下情况：
车祸发生当天，老葛骑着袁小姐和那名男子沿着甜爱路缓缓而去，袁小姐在车上睡着了。大概五分钟后，男子忽然要求“停车”，然后把车费塞到老葛手里，嘱咐道：“把她送到前面36号甲，叫她下车就是。”
男子下车后，匆匆穿过马路。
不过两三分钟，袁小姐也醒了，见身边没人了，急忙问：“倪先生人呢?”
老葛说：“他下车了，让我把你送到家。”
袁小姐表示自己快到了，随即也下车走了。
07 寡妇王桂花
针对从车夫老葛那里收集到的信息，专案组作了如下判断：
从“小四川菜馆”店主夫妇对那个英俊男子的年龄、外貌的描述，此人应该就是“保密局”特工屠世臻。而屠世臻让店家烧汤的食材，恐怕是某种会导致人产生幻觉的毒覃菇。
袁维珍下三轮车后，毒性发作，神志失常，晃悠到甜爱路和四川北路交界处，正好遇到关惕三开车迎面而来，于是悲剧发生了。
至于她的死，应该和屠世臻让尹关先偷的“百雀羚”盒子有关。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赶紧找到屠世臻的踪迹，尽快将其缉拿归案。
于是，卢禄安排裴云飞和张伯仁再去会会尹关先，看能否有新的收获。
尹关先落网后，因涉及特务案件，被单独关押。
面对裴云飞、张伯仁的二次提审，他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张伯仁给他点了支烟：“老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减轻处罚的机会……”
尹关先贪婪地连吸数口：“只要早点出去，我什么都愿意说。”
裴云飞问道：“上次提审时你说的那个‘军统’特务屠世臻。和你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新都溜冰场’门口；另一次是一个女子打传呼电话通知你去咖啡馆和屠见面，是这样吗?”
尹关先经他这么一提醒，还真想起了一个细节：那天打来电话的是个女的，背景里隐约传来“削刀磨剪刀”的公鸭嗓吆喝声。
单凭一声“削刀磨剪刀”的吆喝，要在全市上千个传呼电话亭周边查摸线索，那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如果是寻常案件，肯定不会这么干。
但对于涉敌特案件就不同了，这种耗费是必须的。
当天下午，专案组向全市派出所发出指令，要求对各自管段内的传呼电话亭进行秘密查访，特点是电话亭旁边有一个招揽活儿的公鸭嗓磨刀匠。
这一步虽然难度极大，但还是走对了路子。
三天后，也就是10月31日傍晚，终于确定了那个电话亭的位置。
该电话位于长宁路附近一个弄堂口。
据电话亭老爷叔回忆，那个电话是一个名叫王桂花的女子前来拨打的。
为什么他能清楚地记得王桂花呢？
实在是因为这个女人太特殊了。
王桂花，浙江嘉兴人氏，幼年被卖到四马路一家妓院做了妓女。
在妓院里，她结识了一个相好——“七十六号”的日伪汉奸特务“歪鼻头”。
军统为了从“歪鼻头”那里刺探情报，王桂花列为了发展对象。
后来“歪鼻头”被军统特工击毙了，王桂花的临时工关系转到了屠世臻手里，接受屠世臻的领导。
上海解放后，王桂花离开妓院，经居委会牵线，嫁给了一个名叫宫平道的男子。
宫平道的父亲是英商电话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按理说也是个富家子弟。但是他有个缺点——脑子有毛病，经常骚扰街坊邻居。
为了让儿子下半辈子有依靠，老宫夫妇就干脆给儿子物色一个“受苦姐妹”(当时社会上对妓女的称谓)进门算了。
就这样，王桂花成了宫家的儿媳妇。
可是天算不如人算，三个月前，宫平道去郊外钓鱼，意外溺水而亡！这一来，王桂花就成了苦命的寡妇。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王桂花落网后交代的。
现在，由于之前给尹关先打过电话，王桂花被专案组盯上了。
08 真相大白
组长卢禄带着三名侦查员来到辖区派出所了解王桂花的基本情况。
一个叫刘婶的居委会干部说，自从宫平道意外去世后，她常听见王桂花家里有动静，有时还传出很轻的男子说话声。
卢禄立马给局里打电话，叫来了支援。
四名侦查员随即离开派出所，直扑王桂花的家。
到了门前，也不敲门，二话不说一脚踹开。
屋内果然有一个男子正在喝酒。
该男子正是屠世臻。
他是老特务，当下一跃而起，正想拔枪。
卢禄眼疾手快，甩出随身携带的钥匙，一下砸在了他的手腕上。
屠世臻的手枪顿时被砸飞，捂住右手手腕，疼得脸色煞白。
屠世臻、王桂花落网后，随即被押解市局。
经过审问，屠世臻交代了一切：
军统在上海的组织除了有编制的正式特工，还有编外成员，比如前面说过的“一枝花”袁维珍、“一掘头”尹关先就是这类角色。
上海解放后，“保密局”交给屠世臻一个特殊任务，名为“刺猬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屠世臻重新潜入上海的原因。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激活一批原来的编外成员，指挥他们从事特务活动，比如袁维珍、尹关先和王桂花。
被“保密局”列入首批激活名单的十七名成员，除了王桂花、袁维珍、尹关先这几个人，其他成员的姓名住址，屠世臻并不知情。
待他抵达上海，才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拿到了那份完整的名单。
屠世臻在上海跟袁维珍接上头后，二人旧情复燃。
他将名单放入“百雀羚”盒子，然后把盒子直接交到袁维珍手里，千叮万嘱：“这个东西关乎性命，务必藏好!”
袁维珍的住所位于冷僻的甜爱路，屠世臻认为东西藏在这里会很安全。
但是，他千算万算，有一点没想到，那就是袁维珍已经彻底变了。
这个江洋大盗出身的青楼女子，尽管抗战期间做过“军统”的临时工，但解放后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已经不想再蹚浑水了。
因此，袁维珍虽然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替屠世臻保管盒子，但是却不愿意再配合他的特务活动，甚至劝他向政府自首，立功赎罪！
可以想象，屠世臻是何等震惊，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将袁维珍灭口。
10月16 日上午，屠世臻仍然像往常那样外出。
这天，他跟两个名单上的成员见面。
其中一个成员叫老苗，擅长配制各种各样的毒药。
屠世臻请教他，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要人的命，还查不出真正的死因。
老苗当下呵呵一笑：“这还不是小菜一碟?”
说着，拿了个纸袋装了些覃菇干递给屠世臻，告诉他只要依计行事即可。
10月18日，屠世臻提议一起去“小四川”菜馆吃饭。
毫无提防的袁维珍服下了有毒的覃菇干汤，结果稀里糊涂被车撞死了。
屠世臻生怕警方对袁维珍之死生疑，就让“一掘头”尹关先去甜爱路找“百雀羚”盒子。谁知尹关先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无功而返。
此后，屠世臻又去了长宁路王桂花家避风头。
讯问结束，卢禄向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汇报了一应情况。
但专案组对甜爱路36号甲进行了一番彻底搜查，依然没发现那个“百雀羚”盒子的踪迹。
此时，裴云飞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袁维珍想要劝说屠世臻自首，会不会直接把“百雀羚”盒子带在身上了？结果袁维珍被汽车撞飞，那个盒子从身上掉落，会不会滚到附近的下水道里去了？
专案组根据这个思路，终于在甜爱路与四川北路交界处的一处窨井里找到了那个“百雀羚”盒子。
有了盒子里的名单，其余十几名潜伏特务相继落网。
1953年1月中旬，屠世臻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王桂花、尹关先等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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