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踹开我家门的那天，院里那棵老槐树正飘着最后一茬槐花。不是用手推，是用脚——砰的一声，门轴发出痛苦的呻吟，白色花瓣簌簌落了他一肩。
“哥，”他盯着我爸，声音粗得像砂纸磨铁，“下个月爸的医药费，该你了。”
不是商量，是通知。我爸从饭桌前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里屋。我听见抽屉拉开的声音，还有数钱的沙沙声。十分钟后，我爸把一叠红票子递过去：“两千，够不？”
叔叔接过钱，对着光捻了捻，像在检验假币。“差三百。”他说。
我爸又补了三张。叔叔把钱胡乱塞进裤兜，转身就走，到门口时回头：“对了，妈说想吃鱼，明天你买条鲫鱼炖汤送过去。”
门在他身后晃荡着，像没了骨头的皮。
这是我记忆里寻常的一幕。在我们老家，“养老轮值表”比日历还准——每个月五号，叔叔准时来要钱。而这一切的源头，要倒回二十年前。
爷爷奶奶有四个孩子，我爸排老二，叔叔是老幺。老幺总是最得宠的，这句话在我家是写在墙上的真理。九十年代末拆迁，分了两套楼房和十八万补偿款。爷爷拍板时声音洪亮：“都给国华（我叔叔），他孩子小，负担重。”那时叔叔刚添了儿子，我堂弟。
我爸沉默地抽了一晚上烟。我妈哭了三天，眼睛肿成桃子。“咱们也是儿子啊……”她反复说这句话，像念经。
但真正的不公还在后面。爷爷奶奶搬进了叔叔家那套大房子，帮忙带孙子，一住就是十五年。堂弟是喝着爷爷泡的茶、吃着奶奶做的饭长大的。而我爸每个月还得按时送生活费去，因为“老人帮你们带孩子，不能白带”。
我妈第一次反抗是在堂弟十岁那年。她拿着账本去叔叔家：“爸妈这十五年，我们每月给五百，一共给了九万。你们是不是该……”
话没说完，奶奶的茶杯就摔在了地上。“滚！我还没死呢，就想着分家产？”瓷片溅起来，划破了我妈的小腿。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发火。他拉起我妈就走，回到家，他对着墙说：“算了，那是咱爸妈。”
“可他们没把咱当儿子！”我妈尖叫。
我爸只是重复：“算了。”
真正的转折在爷爷奶奶先后中风之后。需要人端屎端尿了，叔叔家的房子突然就“太小了”。他提出轮养——一家三个月。但每次轮到我家，叔叔总说忙，要晚几天送过来；等该接走时，他又说家里在装修、媳妇病了、儿子要考试……爷爷奶奶在我家的时间，从三个月变成四个月、五个月。
去年腊月，爷爷最后一次住院。账单出来，两万三。叔叔当着病房所有人的面说：“二哥，这钱你先垫着，我手头紧。”
同病房的老人看不下去：“老爷子不是说钱都给你了吗？”
叔叔脸一沉：“关你什么事？”
那天晚上，我爸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凌晨三点，他给我发微信：“儿子，你以后别学爸。”
最讽刺的戏码在今年春天上演。堂弟——那个被爷爷奶奶宠着长大的宝贝孙子——在外面欠了一百四十万网贷。催债电话打到所有亲戚手机上，叔叔这才慌了神，取出所有积蓄，卖了爷爷奶奶过户给他的那套房，还借了二十万外债。
钱还了，堂弟却消失了。有人说他在广州，有人说在缅甸。他拉黑了父母所有联系方式，却偶尔会在家族群里发条链接，或者给我这个几乎没说过话的堂哥点赞。
上个月，叔叔来我家，不再是踹门，是敲门——轻轻的，犹豫的。他瘦了一圈，背驼得像只虾。
“见着你弟了吗？”他问。
我爸摇头。
“他要是联系你……告诉他，爸不怪他，回家吧。”叔叔说这话时，眼睛盯着鞋尖。
我爸给他倒了杯茶。叔叔捧着茶杯，热气熏着眼：“哥，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爸没回答。窗外，老槐树又开花了，白色的，小小的，风一吹就散了。
叔叔走的时候，我爸还是塞给他一千块钱。“医药费。”他说。
等叔叔走远，我妈从里屋出来，红着眼眶：“你还给？”
我爸看着那扇晃荡的门，轻轻说：“他是我弟。”
这句话，他说了半辈子。
那天晚上，我梦见爷爷奶奶。他们站在老屋的院子里，爷爷说：“养儿防老啊。”奶奶点头：“多子多福。”
然后他们的身影越来越淡，像被水化开的墨。院子还是那个院子，槐树还是那棵槐树，只是树下的人，一代一代，重复着相似的剧本。
我在梦里想问他们：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当初还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
但梦醒了，问题没有答案。只有院里的槐花，落了满地，像一层薄薄的雪，覆盖着所有说不出口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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