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历史照片，忆陈赓趣事五则：为何他在哪里，哪里就阳光明媚？

1952年夏天，北京丰泽园里，午后格外安静。屋里的人刚躺下不久，窗外忽然传来一连串响亮的说话声，还夹着笑。屋里那位翻了个身，半睁着眼问：“是陈赓在外边吧？要进你就进来，在外面搞什么鬼！”一句话，把沉闷的午后打得透亮。

很多人熟悉的是“开国大将陈赓”，熟悉他指挥“陈谢大军”、筹建军事工程学院、抗美援朝期间的运筹帷幄。可若把视线从烽烟密布的战史上稍稍移开，就会发现另一面：他走到哪儿，哪儿的空气就松快几分，阴云似乎都躲到了一边。

围绕几则小事，把时间线拉开，从抗战、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后援越、抗美，陈赓这个人慢慢立起来，为何“他在哪里，哪里就阳光明媚”，也就有了答案。

一、战火之中会心笑：从太行风雪到陕北窑洞

1940年初，华北的冬天又冷又狠。太行山区一场大雪下得山路全白，风一刮，人睁不开眼。就在这样的天气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却从温暖的窑洞里走出来，披上军大衣，吩咐：“备马。”

警卫员忍不住嘀咕：“这么大的风雪，还往外跑？”刘伯承翻身上马，只丢下一句：“接陈赓去。”

在当时的部队里，师长亲自冒雪出迎旅长，这不算常规操作。结果等陈赓赶到，一见面就先“报告”打趣：“报告师长，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奉命前来报到。师长亲自迎接旅长，这可是头一遭啊！”刘伯承也笑：“这么大风雪，我怕你迷路啊！”陈赓顺口就接：“您是怕我们跑到湖南去吧？”

这类对话，换在别人身上，未必说得出口。放在战火背景下，更显难得。一边是艰苦的一二九师，一边是刚调来的三八六旅，在敌后抗战最吃劲的时刻，两位主将却还能在冰天雪地里开玩笑，把寒气冲淡不少。

走进师部，邓小平正在沉思，面前放着装满烟头的纸盒。陈赓一到，气氛立刻松动。有战友笑称：陈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政委不说话，可偏偏邓政委见到陈赓，总是话多几句。说到底，几位主将之间彼此信任，打心眼里认可对方，玩笑反而成了一种默契。

时间再往前拨，回到红军时期。长征路上，周恩来肝病发作，高烧不退，腿上有伤的陈赓亲自带人上雪山挖冰，为周恩来降温。那时候他已经旧伤在身，腿脚不利索，可走起来照样像一阵风。黄埔军校时有句说法：“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都敌不过陈赓的腿。”等到红军三年游击后，再看这条腿，虽然累得不轻，却救了不少人。

1947年7月，战局已进入解放战争阶段。19日这天，陈赓奉命北上，来到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开会。他没空手来，而是牵了四匹驮满货物的骡子，一到地方，毛泽东看见就打趣：“陈赓，你这是带的什么东西？你回娘家，还带来‘陪嫁’呀？”

陈赓也顺势笑：“你们在陕北很辛苦。我们那边解放了二十多个县城，‘富得流油’，这次带些木耳、蘑菇、白糖、纸烟、茶叶，慰劳慰劳你们。”

陈赓听着，看着，再想想自己部队的条件，心里很受触动。据当时回忆，他回去后专门说过：“我们司令部有电灯、有沙发，有同志还嫌这样那样。再看看陕北这边的情况，该好好谈谈了。”

战场上的阳光，不是环境给的，是人硬撑出来的。陈赓这种“逢场必笑”的劲头，说到底，是把苦吞下去，把难事压在心里，留给别人的是一点轻松和暖意。

二、从抗法援越到朝鲜战场：幽默背后的尺度与锋芒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的舞台换了地方。朝鲜战场、援越战场、院校建设，他在哪儿，哪儿就不缺故事。

1950年前后，抗法援越的任务摆在桌面上。陈赓受命前往，对越南战场的情况，他不仅看得细，而且记得细。当年他坚持每天记日记，军事情况固然重要，生活细节也照写不误。

有一页日记写到1950年7月24日，字里行间透着调侃：“越共的招待，使人不安，叫作五小时一小宴，十小时一大宴，上马香蕉，下马柠檬，饭后咖啡，睡前菠萝。”用现在的话说，招待规格一点不低，吃得好、喝得好，还有人专门做饮料。

语言不通，名字不好问，他索性给几位负责照料的女同志起了绰号：“一个高瘦美丽的叫她作柠檬小姐；一位矮胖的叫她作菠萝姑娘；一位年纪较大皮肤黑色的叫她作咖啡大嫂。”这几个绰号传开后，连越共那边的同志也说贴切。

这样的记载，不光说明陈赓会逗人，更说明他在外军、外党面前很有分寸。既表达感激，又避免过分客套，轻轻一句“使人不安”，就把自己的立场点到，不不敬，也不多拿。对方听了不尴尬，反而更觉亲近。

同一时期，胡志明请陈赓吃饭，特意准备了小烧猪。陈赓日记里写：“午餐有小烧猪一口，惜牙痛，无法大嚼。乘汽车算过了瘾。两辆破家伙，加上烧木炭，沿途抛锚。”既把牙痛拿出来调侃，又顺手记下当地交通状况。看似玩笑，其实把很多情况悄悄留了档。

到了朝鲜战场，陈赓的“阳光”就更有意味了。1952年夏天，他从前线奉调回国，去向中央汇报志愿军情况。那天他赶到丰泽园时，毛泽东正在午睡，周恩来把他安顿在旁边房间，意思是先等等。

换作旁人，大概会静静坐着，等通知进去。陈赓却搬来警卫员的小马扎，一屁股坐下，开始给周恩来讲朝鲜前线的见闻，越说越投入，声音也越来越响。很快，里屋传来那句半睡半醒的“骂”：“是陈赓在外边吧？要进你就进来，在外面搞什么鬼！”

陈赓隔着窗户“道歉”：“哎呀主席，要知道你睡得正香，我就晚来一步……”毛泽东听出他那点滑头：“你又耍滑头，把打鬼子的一套用到我头上了，声东击西！我都给你搅清醒了，还睡个鬼。”

一句“声东击西”，其实是一种认可——他是打仗的老手，连“吵醒领导”都安排得有章法。而紧接着，毛泽东又吩咐：“你叫恩来同志来，先商量你那个事吧。”说明事情本身不小，陈赓的“吵闹”反倒把紧张气氛拢得自然了一点。

在朝鲜前线，他的军威很硬，对部队要求也不松。但一转头，离开战壕到了国内，面对战士、伤员时，态度又完全不同。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层分寸。

三、严厉与温情：志愿军伤员、秘书和“鼻子一刮”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哈尔滨住了不少从前线转回来的志愿军伤员。那几年，军装、绷带、拐杖在城市街头并不稀罕，很多人看见都会点头致意。可一小部分伤员也难免有点“翘尾巴”，言谈举止不够规矩。

有一次，军事工程学院门口的公共汽车站，十几个年轻的志愿军伤员因为着急上车，没有排队，被几名转业军人当场批评。伤员一听火就上来了：“除了志愿军司令员，谁也别来管我们！”在他们心里，自己上过战场，流过血，有资格“硬气”。

偏偏这句话说出口没多久，旁边等车的一位中年人走过来，轻轻一句：“我就是志愿军司令员。今天，我就管管你们。”

伤员们起初以为谁在冒充，结果等进了学院大门，看着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位，正是战场上听过无数遍名字的陈赓。

他让警卫员把这群伤员全部带进学院，没有客套，先是一顿严厉的批评，把“居功自傲”“不讲纪律”这些话说得很重。年轻人脸上都挂不住，可又不敢顶嘴，只能低头听完。

有意思的是，事情转折来得很快。批评结束，陈赓专门安排了一辆车，把这些伤员拉到松花江边的太阳岛转了一圈。风景看看，心情缓一缓，中午吃了顿不错的饭，临别时，他逐个给了一个拥抱，还顺手刮了一下每个人的鼻子：“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英雄，是有功之人，人民敬重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居功自傲，要保持志愿军的荣誉。要是人民厌恶、嫌弃了你们，你们就连亲爹亲娘也没有了！”

这段话，分量非常重，但出口方式却显得很亲近。先给面子，再给提醒，该敲的敲了，该抚的也抚了。严厉之后，再来一圈温情，效果往往比单纯训话要深得多。

陈赓对部下，也大体是这个路数。担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院党委书记时，他身兼数职，会议多，讲话也多。发言稿一般是自己写好，让秘书工整誊抄。有一天，他在大会上念稿子，念着念着总觉得气口不顺，上句接不上下句。等会后找秘书要原稿一对，才发现中间竟被抄丢了一段。

按很多人的习惯，这种场面极尴尬，秘书十有八九要挨一顿训。结果陈赓看完，反倒笑着自言自语：“我说怎么上句不接下句，念着不通顺，原来是你给我抄丢了一段……”

这不是没原则的好好先生。战场上，他执行命令毫不含糊；政治方向上，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只是他很清楚什么事情该用什么方式处理，一个秘书的失误，不至于上纲上线；经验不多的年轻伤员，该教训也要给，但不能打掉人心气。

军中有个说法：“给陈赓当部下，是件快乐的事。”快乐不在于他松散，而在于来自上面的压力，不是阴沉压人，而是一种带笑容的鞭策。被他批评时，脸上挂不住，可回头想想，心里又服气。

四、“我陈赓何人”：自嘲、耍赖与分寸感

陈赓一生，很多关键角色都带有“承上启下”的味道：上接刘伯承、邓小平等一线主将，下连数万官兵；建国后，上对中央，下管院校和部队。他能在重压之下，还保持那种“阳光劲”，少不了一手拿捏得恰到好处的自嘲与耍赖。

解放战争后期，他指挥的部队因战功显著，被视为一支劲旅。战友中有人戏称“陈谢大军”，把他和谢富治并列。按理说，这也是一种赞誉，但陈赓一听，立刻摆手：“我陈赓何人！怎敢和刘、邓、陈、粟相提并论？”说着，还故意伸出一个小指头，“我们只是这个，一路小军。”

表面看是开玩笑，内里却很清楚：战场上的威望，不能轻易往自己身上揽；个人履历再亮，也不能脱离集体。对照当时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等大兵团，陈赓很清楚自己队伍的位置。这种把握，靠的不是嘴上客气，而是对大局心中有数。

陈赓和刘伯承、邓小平之间的关系，经常被战友当段子说。刘伯承指挥作战，讲究“张弛有度”；邓小平治军，作风极硬，雷厉风行。偏偏陈赓敢跟刘伯承开玩笑，敢去邓小平那儿“打秋风”要好酒。军中有人打趣：“陈赓什么都不怕，就怕邓政委不说话。”话说到这个份上，大概谁心里都明白，他在这几位主官面前，没有半点越位，却敢用轻松方式去“化解威严”。

到了建国后的北京，他与周恩来之间的互动则又是一种“亲近中的执拗”。

五、在西花厅门口“堵人”：阳光背后的固执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建设、教育体系百废待兴。1950年代初，中央决定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这个任务落到陈赓身上。院校要建，师资要配，可他手头一没现成场地，二缺合适的教授，只好一趟趟往北京跑，找周恩来“要人要地”。

周恩来日程极满，很难抽出整块时间。他清晨起得比许多干部早，夜里回家往往已是深夜。陈赓起初以为，清早去总理家门口“埋伏”，或者晚上去“堵”，总能等着机会。结果试了几次才发现，对方起得比他更早，回得比他更晚，在家门口守，不太现实。

陈赓的性子不会轻易认输。既然“山不会到他面前来”，那就主动到“山”面前去。某天，他在西花厅附近转悠，注意到周恩来有短暂的必经之路——洗手间前。于是选了个空当，在那儿等。

等到周恩来出来，正准备往外走，就听见一句：“我要调几个教授，请你批一下。”周恩来一愣：“陈赓，你怎么到了这儿？你等一下不行吗？你这个陈赓啊！”接着，又看了看报告：“怎么要这么多教授？一次抽调六十二名教授！太多了，能否减少一些？”

这时陈赓又耍起“赖”来：“等一下，你就走了。六十二个，这是最低要求。不能再减，务请如数调聘。你不批，我就不走。”

这番话，看着像撒娇，实则很硬。他很清楚，建院没有好老师，就是空壳子。当时全国高等教育资源有限，要一次性抽调六十多名教授，对任何系统都是不小的压力。但他为这件事已经跑了多趟，能走的门路走了个遍，最后才把主意打到西花厅门口。

周恩来看着他“打躬作揖耍赖”的样子，知道这不是随口要人，而是实在走投无路。最后还是大笔一挥，在报告上写下“同意”两字。军事工程学院后来的师资结构，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次“洗手间门口堵人”起步。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建国后教育和国防建设，陈赓始终有一种相对“少见”的组合：一方面极为阳光、健谈，哪怕是严肃场合，也能用戏谑方式缓和气氛；另一方面，又非常固执，遇到关乎大局的事，会不惜“用尽小手段”去达成目标。

1950年代初，朝鲜战场上的紧张，越南战场上的艰苦，国内建设中的窘迫，其实没给他留下多少“轻松空间”。但在一次次严峻的事件交错中，他偏偏用笑声把很多人的压力挡了一挡。

1961年3月16日，这个日期在不少老战友的记忆里扎得很深。那一天之后，人们再也听不到他那种爽朗的笑声。李克农酒杯摔在地上，宋希濂痛哭失声，有回忆说连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颇感唏嘘。毕竟，从黄埔军校到北伐、从土地革命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这个名字和那一代人的命运纠缠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