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文献丛书》前言|嘉兴文献丛书|方志|朱彝尊|著述

《嘉兴文献丛书》前言

文 |《嘉兴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

《嘉興文獻叢書》是嘉興崇文重教傳統的當代産物，是嘉興文明昌盛歷史的文獻寫照。根據文獻留存狀况，結合傳統四部分類法，將《嘉興文獻叢書》以經、史、子、集分類，并單獨列出“史部·方志”一類，以見嘉興深厚而悠久的人文底藴，展示嘉興豐沛而充盈的文化光輝。

一

經學是嘉興文脉的根柢與印記，更是禾城文化復興的源泉與底色。夷考嘉興經學脉絡，精選經學代表著作，不僅應溯源探微，發掘嘉興一郡的學術傳統，還須將其置於浙西學術的背景下，藉由與浙東學術乃至歷代學術史的對勘，揭示嘉興經學獨具的韵味與創見。

一般認爲，永嘉之後，士族渡江南遷，藝文儒術，斯之爲盛（杜佑《通典》卷一八二），然《［光緒］嘉興府志》云：“夫會稽有夏禹勤儉之風，吴中循泰伯揖讓之習，知斯民猶三代也。”點明嘉興文化之源遠流長與底藴厚重。經學文獻作爲文化標記與歷史注脚，亦可佐證嘉興文脉的延綿。《嘉興文獻叢書》經部共收書六十二種，其中宋及宋以前的著述七種，明代經學著述十九種，清代著述三十六種。既搜集嘉興儒師探究典籍的早期成果，又側重明清學術昌明時代的權威疏證。如嘉興較早研治易學者、三國時期吴人陸績，其所注《京氏易傳》闡發易學象數，鞭辟入裏。宋以降，南宋輔廣鑽研《詩經》，又“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説”，成《詩童子問》二十卷，影響深遠；又有施德操撰《施先生孟子發題》、婁機著《班馬字類》，俱可展現嘉興學人繼往聖絶學的胸懷。逮至明清，嘉興學者積極參與學術争鳴，如對《古文尚書》真僞的考辨，最著者如朱彝尊《尚書古文辨》，周春《古文尚書冤詞補正》等，切實參與其中。據此觀之，《嘉興文獻叢書》所選經部文獻可展示嘉興學術文化的源起沿革與演進脉絡。

嘉興居於浙西，土膏沃饒，風俗淳秀，既是魚米之鄉、糧食産地，也是南宋以後全國經濟最爲發達的地區之一。與浙東多貧苦山地不同，嘉興不虞温飽的閑適生活促使此地學術轉向精研義理、博雅好古，故章學誠《浙東學術》提出“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文史通義》卷五）的論斷，頗爲深刻。生存環境與人生况味深刻影響嘉興士人的學術取向與治學路徑。與鑽研事功和心學的浙東學人相比，浙西儒生推重朱熹，醉心理學，涌現出陳確、張履祥、吕留良、陸隴其等名儒。因此，《嘉興文獻叢書》經部收録歷代經學著述時，尤重凸顯嘉興地方特色與浙西學術傳統的經解文獻，如收録輔廣《詩童子問》、袁黄《四書删正》以及馮登府《三家詩异文疏證》等，通過闡發申明朱子學説，或崇王抑朱，或另闢蹊徑，與時代學風相伴相隨，尤其是陸隴其獨尊朱子的見解以及對蕺山、夏峰諸學派調停朱王的評判，極大推動清初“由王返朱”的學術思潮，確立尊崇朱熹的道統觀念。因此，《嘉興文獻叢書》經部所選書目，爲研讀者尋覓嘉興乃至浙西經學傳統提供契機，亦可作爲厘清中國經學史演進的參照。

嘉興素有慕文儒、重科舉的傳統。《清儒學案》所載學者，嘉興籍多達八十一人，居浙江首位。明清兩代，嘉興進士共計一千三百一十六人，占全國總數的百分之六。正是由於嘉興學者雲集、仕宦通達，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世家望族不僅長於文學、崇尚風雅，而且專心學術，探賾經典。因此，整理嘉興經學文獻，亦可藉由學術世家的著述展示名門望族的學術底藴與家風傳承，從而窺見嘉興學術的興盛。譬如海寧陳氏，曾被譽爲“清代第一望族”，嘗有“一門三閣老，六部五尚書”之勝景，而其家族科舉順遂的根源則在於研求經義。《嘉興文獻叢書》經部收録明代海寧人陳與郊《檀弓考工輯注》及陳士芳《春秋四傳通辭》，又收清代陳確《大學辨》、陳詵《詩經述》、陳鱣所撰《簡莊疏記》與《恒言廣證》，海寧陳氏探究群經、孜孜不倦的家學淵源可見一斑。另有以朱彝尊爲代表的秀水朱氏，以查慎行爲代表的海寧查氏，均可體現嘉興世家“以儒爲業，耕讀傳家”的處世原則。學術家族的興盛與嘉興學術昌盛相伴出現，既表明此類家族受嘉興的人文環境與學術風氣的熏陶浸染，也暗涵著名的學術世家對嘉興學術聲望的形塑與推廣。

綜上所述，《嘉興文獻叢書》經部的收録準則包涵以下三點：其一，梳理嘉興經學的淵源與脉絡，勾勒其地學術演進的樣式，不但臚列嘉興學術里程碑式的著述，擷取稀見而富有價值的經學文獻，亦將其置於古代學術史的背景下考察，指出其意義與定位；其二，關注嘉興治經的特色與理路，選取具備開創性、代表性、差异性的經學著述，凸顯嘉興之學在浙西學術中的分量，以及與浙東乃至全國學風的异同；其三，重視嘉興學術世家的經學文獻，并由此窺探嘉興名門久盛不衰的奥秘以及家學傳承的譜系，通過名家傑作引領讀者體悟嘉興學術發展的家族因素。在此基礎上，經學文獻的收録亦重版本，優中選優，其原則爲：首重初刻本、原刻本，次及續刻本、翻刻本，亦關注後人補輯本，并竭力發掘稿抄本等珍本、孤本。如南朝齊顧歡所撰《論語顧氏注》，經清人馬國翰輯録，亦被收入本叢書。總言之，搜羅、精選嘉興一郡存留之經學文獻，其用意正在於促使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滲入嘉興後人與讀者的文化基因，從而在面對當代社會日新月异的變化時，保有文化定力與自豪感，成爲學有根柢、飲水思源的嘉興後學。

二

嘉興文獻史部著述歷來品類繁多，且具旺盛衍生能力。據《嘉興文獻總目》統計，歷代嘉興人史部著述共二千六百五十六種，本叢書選入二百七十四種，其中嘉興歷代方志一百十四種，因數量龐大，故單獨析出爲“史部·方志”；其餘一百六十種史部著述，則按照傳統文獻分類法，依次分爲正史類、别史類、編年類、雜史類、傳記類、政書類、地理類、金石類八個大類。各大類收書數量多寡不一，總體原則是兼顧文獻的史料性、稀見性、地域特色以及當代價值等因素。具體原則包括以下四方面：

其一，重視私家載記，即以個人視角記録重大歷史事件的文獻。不同於官方正史的宏大叙事，私人所撰史料見聞往往能够展現歷史的豐富細節，甚至可能會揭露出不同於正史的别樣“真相”。這部分文獻主要集中在雜史類。如海寧曹履泰《靖海紀略》載鄭芝龍相關史料，平湖錢士馨《甲申傳信録》及嘉善金安清《能一編》均記載吴三桂事迹，均爲明清之際重要史料。此外尚有馮光熊《緬甸紀略》記録清緬戰争史事等，以上文獻或因觸犯清廷禁忌，長期以稿抄本形式流傳，彌足珍貴。

其二，重點甄選鄉賢名人之傳記類文獻。嘉興自南宋以降便是人文淵藪，各類傳記文獻頗爲豐富。這裏所説的傳記文獻有兩大類，一是群傳，二是個人傳記。前者如《海昌人物紀略》《壬寅乍浦殉難録》《嘉慶道光魏塘人物記》《鹽官名德録》《海鹽往哲列傳》等，皆載録本地鄉賢名宿傳記。嘉興各區縣幾乎都有這類鄉賢録，數量之多，令人印象深刻。此類文獻可與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以及集部《槜李詩繫》《槜李文繫》等地域總集對讀，以見嘉興地區人文之富。嘉興個人傳記類文獻尤其豐富，舉凡年譜、自叙、行述、自述詩、畫像傳贊、家傳、軼事、編年録、日記等各種體裁的傳記文獻，嘉興人皆有大量撰述。本叢書共收個人傳記類文獻九十一種，占史部文獻總數五成以上，其中日記類文獻三十種，較著者有朱茂時《朱茂時瑣記》、吴騫《吴兔床日記》、朱爲弼《朱茮堂日記》、沈維鐈《補讀書齋日記》、黄金臺《鸝聲館日志》等。值得一提的是，嘉興沈維鐈、沈宗涵、沈曾植、沈曾桐祖孫、父子、兄弟三代人，皆有日記存世，這種“家族日記群”現象令人矚目，能體現嘉興望族對文獻撰述與傳承的熱忱。至於年譜、行狀類文獻，較著名的譜主、傳主有陸贄、朱國祚、張履祥、查繼佐、查慎行、朱彝尊、陸隴其、吴騫、陳鱣、張廷濟、馮登府、嚴辰、張鳴珂等。這些文獻爲後人瞭解嘉興先賢的人生經歷乃至日常生活提供了鮮活的一手資料。

其三，注重選録能够揭示嘉興文化傳承密碼的史料。嘉興許多文化家族綿延數百年，英傑志士層出不窮，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這種文化繁盛的局面，從嘉興史部文獻中或許可以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具體而言，則是族譜、登科録、書院志、學堂章程等文獻。本次影印整理的嘉興族譜文獻僅選取年代最早者二種，而嘉興各個縣區市的二十個大姓，如海寧查氏、嘉禾項氏、海鹽彭氏、桐鄉馮氏、海寧蔣氏、嘉興錢氏等望族族譜卷帙浩繁，衹能割愛，但詳列其篇目卷數版本於《嘉興文獻總目》。相信這些文獻不僅具有史料價值，也有助於全國各地的嘉興望族宗親從中尋根溯源，增强家族榮譽感、歸屬感，這也是本叢書服務社會的宗旨所在。藉由家譜，可見一族文化之繁盛，而一地文化興盛離不開持久的教育投入，書院志、學堂章程這類文獻則是嘉興人重視文教的歷史見證，後者還是嘉興教育現代化轉型的重要研究檔案。家譜、登科録文獻，内涵空間範圍的由小及大；書院、學堂文獻，則暗示時間上的縱向演進，時空交織，它們共同揭示嘉興地區多元立體、綿延不絶的文化密碼。

其四，重視展現嘉興地方風土特色文獻。這類文獻主要集中在地理類和政書類。如《禾中災异録》記載明天啓、崇禎兩朝秀水縣的各種自然災害及奇特現象，頗富傳奇色彩。《新坂土風》記録鹽官風俗、物産、軼聞掌故，《歲時小令》記載嘉興節令民俗，保存了嘉興的歷史記憶。《嘉府水陸道里記》則保存了明清時期嘉興的水陸交通史料，從中可見“滄海桑田”的地理演變。另外，《煙雨樓志》《竹垞小志》《東湖弄珠樓志》《金粟寺志》《白馬神廟小志》《平湖陸氏景賢祠志》等，專記嘉郡一樓、一園、一寺等的歷史變遷，《硤石山水志》《乍浦九山補志》專寫一地山水，對於嘉興旅游文化開發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嘉興不僅重視文教，對於經世致用之學也非常看重，尤其是在農業社會，水利、田畝、賦税事關國計民生，嘉興這類史料也十分豐富，本次收録相關文獻多種，可供經濟史、水利史研究者采擇，亦可考見嘉興文化興盛的社會物質基礎。

此外，本叢書對於嘉興地區的各類稀見、特色文獻也有諸多揭示，這些文獻或具史料價值，或富精神價值，品類不一，意義紛呈。傳記類還收有多種“殉難録”，讀來令人觸目驚心、肅然起敬，如《海昌五臣殉節軼事》記載明清易代之際堅貞不屈的海寧忠臣事迹；《壬寅乍浦殉難録》《乍浦忠節祠彙録》載録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乍浦抗英之戰中犧牲的英烈名録及相關史料，體現了嘉興人民英勇無畏、抵禦外侮的愛國主義精神。沈曾植《沈氏門簿》也是值得注意的特色文獻，它是沈曾植家的“訪客登記簿”，透露出同許多京師名流的交游信息。沈氏當時未留意保存，數十年後纔由著名版本學家顧廷龍“得諸故紙堆中”（張元濟跋語），并請嘉興張元濟撰跋，成就一段文獻佳話。

嘉興史部文獻异彩紛呈，有國史、家史，還有地區史、個人史、專門史，保存了嘉興鮮活的文化記憶，揭示了嘉興文教繁榮、才士輩出的歷史密碼，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和精神文化價值。

三

四部之中，子部的分類最爲複雜，除傳統的諸子百家外，凡無法歸入經、史、集部的著述，如藝術、譜録、宗教類書籍等，皆可收於子部，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云：“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家也。”故子部書籍不僅涉及面廣、内容駁雜，而且往往體量較豐。正因如此，藉由嘉興子部著述之盛，可以窺見此地區深厚的文化底藴，也不難想像歷史上各種學説、思潮在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碰撞與交融。

嘉興先賢著述肇自兩漢，兩千年來名家輩出，著述紛呈，蔚爲大觀。本書子部共分：儒家類、道家類、兵家類、農家類、醫家類、術數類、藝術類（書畫類文獻單列另出）、譜録類、雜家類、道教類、釋家類等十一類，總計一百三十七種。從分類及數據中可總結出《嘉興文獻叢書》子部的兩大特徵：一是成果全面，幾乎遍及子部各類，百科式地呈現出嘉興地區豐富的思想、知識、技術和文化成就；二是儒家、農家、醫家、藝術、譜録與雜家等六類的著述成就尤其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嘉興地區學者、文人的學術趣味。

就第一個特徵而言，若依據儒家、道家等十一類别，將其中代表人物（如袁黄、項穆、談遷、張履祥、陸隴其、吕留良、方薰、沈曾植等）、經典著述（如《了凡四訓》《書法雅言》《棗林雜俎》《農桑輯要》《山静居畫論》《海日樓札記》等）以清單形式一一列出，嘉興之所以稱爲文化之邦，也便不證自明。時至今日，這些名家依舊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這些著述對於中國古代思想、生活、藝術等各方面的研究皆有重要價值。與經部、史部相似，在《嘉興文獻叢書》子部收録的一百三十七種著述中，清代作品占據大多數。究其緣由，除與文獻的保存情况有關外，還因明清時期嘉興地區的經濟文化得到快速發展、士人生活日益豐富。子部成就難以通過單一的時間綫索直觀呈現，其博雜的類目共同編織出廣闊的社會圖景：明清以降，嘉興地區百家思潮興起，除農學、醫學、新學等知識技術外，琴棋書畫、小説筆記等藝術創作也進入總結期。

子部著述的琳琅滿目，要求《嘉興文獻叢書》的選目兼顧“全”與“精”：既需全面梳理地方文獻材料，及時保護不可再生的歷史文化資源，同時也要面向研究者、面向大衆，提供具有特色價值的地方文獻與稀見文獻。前者如周春《閲紅樓夢隨筆》抄本，在小説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周書甚至被視爲第一部“紅學”專著；後者如袁顥《袁氏家訓叢書》，也有陳懿典《老子精解》等爲《四庫全書總目》所未收的經典著述。這些書籍不僅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與研究意義，還較爲稀見，多數藏於各地圖書館而未經整理、影印出版。在子部收録的一百三十七種著述中，有四十五種係稿抄本，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些稀見材料的搜集，對研究者而言大有裨益，同時也有助於深化地域文化研究。

就《嘉興文獻叢書》子部的第二個特徵而言，本書所設立的儒家、農家、醫家、藝術、譜録與雜家等六類所收著述較多，突出了嘉興地區學術成果的地域性特徵——這正與地方的社會風俗以及士人的讀書、寫作風氣等息息相關。

以農家類爲例，嘉興的自然環境因利於農耕而長期處於地狹人稠的狀態，嘉興人將精耕細作農業發展到了極致，與之相關的農業專著如清代張起鵬的《區田編》、李遇孫《區田圖説》、鄭文同《蠶桑輯要》等均廣爲流傳。另一典型例子是雜家類，多爲學者的學術筆記或日常隨筆，歷代知名者有如明代鄭曉《澹泉筆述》、清代錢泰吉《甘泉鄉人邇言》、清末民初沈曾植的《海日樓札記》等，各自立意，各擅勝場。通過此數據并結合嘉興地區《黄金臺日記》等日記史料，或可推測，在嘉興文人群體中似存在較廣泛的筆記閲讀、寫作與購買、傳播現象，可爲地方書籍史、閲讀史研究提供考察視角。此外，藝術類文獻如清曹庭棟《琴學》内外篇、范世勳《桃花泉弈譜》、王均《夢閣謎語》等揭示嘉興文人對於琴棋書畫、謎語博戲等技藝、游戲的癡迷與熱衷，其中清李祖棻編著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二卷附《初學入門琵琶譜》更是標志着平湖派琵琶藝術的創立和形成；譜録類文獻如清張燕昌《羽扇譜》《金粟箋説》、朱彝尊《食憲鴻秘》、計楠《牡丹譜》等則通過器用、飲食及花木鳥獸之屬反映此地文士日常生活之别具雅趣，二者均可展示嘉興的風土人情，凸顯獨具一格的地域特色。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綜上，《嘉興文獻叢書》子部的選目有兩個主要原則：（一）在全面總結嘉興地區子部成就的基礎上，兼顧文獻的獨特性與重要性，搜羅稀見材料，補充以往大型書目、文獻整理的遺漏；（二）根據著述的實際情况設計子目分類，多維度、有重點地呈現嘉興地區士人的學術成果、讀書寫作風氣與日常生活狀態。這也使《嘉興文獻叢書》子部具有多方面的價值與意義。首先，較全面地總結了具有“超地方性”的嘉興地區的文化思想、知識技術與藝術經驗等；其次，稀見稿抄本文獻的彙集，便於學者展開研究；再次，重點類目的突出，展現了嘉興地區的文人日常與社會文化風氣，可推進日常生活史、藝術史、書籍史、閲讀史、科技史等相關學術領域的深入探究；最後，還有一點值得特别關注，即凸顯了嘉興地區的地域文化傳統，如家族教育等。

潘光旦以嘉興地區爲例研究明清兩代的世家望族，已見嘉興的家族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與悠長的歷史傳統。一個家族如何維繫，又如何能够傳承數代之久，文化資本的積纍作用不可忽視。《嘉興文獻叢書》子部儒家類的一大特點即除理學名著外，還收録許多家訓、勸學文獻，其中家訓便有十三種之多，知名者如馬維鉉《教家箴》、袁顥《袁氏家訓叢書》、許汝霖《德星堂家訂》等，可視爲同類書籍中經典之作。祖輩的經驗是難得的文化資本，可以引導族中後人的日常生活、讀書寫作，甚至爲其科場角逐提供經驗。數量較豐的家訓、勸學文獻，表現出嘉興地區注重家族教育的地域文化傳統——詩書經世的文化積澱、人才迭出的精神感召，結合地域特有的知識、人文氛圍，共同塑造了嘉興地區獨特的文化内藴。類似於此的地域性與家族性文化傳統，在《嘉興文獻叢書》集部所反映的地方文學發展脉絡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

四

通論嘉興文學發展史，當以文獻爲依據，且必須將嘉興置於浙江文學版圖之内、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脉絡之中衡量，如此纔能獲得相對客觀準確的認識。結合各類書目中之集部著録情况以及既有文學史的勾勒，可以斷定，自明中期起，嘉興地區的文學創作進入佳境，至明清之際，更是在全國獨樹一幟，這種優勢一直延續至晚清。

以書目著録條目及相關統計數據考察嘉興文學創作整體狀况，一般從《［光緒］嘉興府志·經籍志》以及《槜李詩繫》《續槜李詩繫》《再續槜李詩繫》《槜李文繫》收録作者情况入手。以作者人數而言，“詩繫”系列所録嘉興歷代作者四千餘人，“文繫”所録作者二千三百餘人。以府爲單位，嘉興一地，冠帶詩書，人才之盛，當在全國前列。還有一種數據考察辦法，就是考察嘉興文學人才在全國性總集中所占比重。比較之中，優勢顯然，如沈德潛選編之《清詩别裁集》，收清初至乾隆時詩人九百餘人，其中嘉興籍詩人五十餘人；葉恭綽輯《全清詞鈔》，收清代詞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嘉興籍有三百二十三人；錢仲聯輯《清詩紀事》收有清一代詩人六千餘人，其中嘉興籍有三百五十餘人。

細看以上列舉的幾組數據，也要注意到嘉興文學人才在時間綫上分布的不均衡。如按通常文學史尤其是分省文學史查檢嘉興地區作家，則可見西漢時有辭賦家嚴忌、嚴助，東漢有陸績，東晉有干寶，唐代有顧况、陸贄，至南宋，朱敦儒、岳珂、趙孟堅避居嘉興，元代有吴鎮、徐再思、陸正，明代有李日華、徐石麒。要言之，此種“清單式”列舉，衹是表明嘉興地區有着悠長的文學傳統，而在全國範圍内，尚未出現群星閃耀的景象。嘉興地區文學發展令人矚目的時代是從明代開始的。查檢書目，今日較爲熟悉的作家即可羅列如貝瓊、袁黄、馮夢禎、周履靖、胡震亨、魏大中、徐石麒、李日華、沈德符、陳龍正、談遷、魏學洙、魏學洢等，其中貝瓊是元明之際人，其他皆明代中後期活躍作家，正是他們以及更多未列出的作家，開啓了嘉興文學史的黄金時代。

因此，基於文獻著録信息、現存文獻狀况、地域文學發展脉絡、文學水準及價值等因素的綜合衡量，《嘉興文獻叢書》集部收録四百九十九種著述，其選目原則是：（一）爲呈現文學發展的悠久傳統，元代及元以前的作品成集者，儘量多收；（二）爲突出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明代集部略有割捨；（三）爲顯示嘉興文學創作在全國文學版圖中的突出地位，對清代十分豐富的集部文獻選擇從嚴，注重名家名作，以及與文學流派、文人群體、地方特色、史料價值相關的作品。

以下從四個方面重點梳理嘉興明末以來集部文獻，闡明《嘉興文獻叢書》集部選目旨趣：

其一，凸顯秀水詩派、浙西詞派等文學流派的崛起及其全國性影響。錢仲聯《浙派詩論》一文嘗言：“清詩無浙派，如衆星之失北辰，將黯淡無光。”據錢氏所論，清初嘉興有與王士禛聲望相埒的朱彝尊，雍乾之際有錢載、王又曾崛起秀水，開“同光體”先聲，乾嘉以後浙派中有王曇，晚清“同光體”興，沈曾植乃當時魁傑。如此論浙派詩，是將其放置於整個清詩史的框架中評價，從朱彝尊延至沈曾植，似有推爲主流之意。詩派之外，還有詞派。浙西詞派因清康熙十八年（1679）《浙西六家詞》刊刻而得名，六家中朱彝尊、李良年、沈暤日、李符、沈岸登皆爲嘉興人（龔翔麟爲仁和人），自此浙派開山，影響一直延續至道光年間的“後吴中七子”詞派，達一百七十餘年之久。就嘉興作家在全國的輻射力而言，還可從部分雅稱或并稱中看出，如“清初六大家”，是指詩壇上的施閏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趙執信、查慎行，朱、查二家在行列之中；朱、查二家之地位，還有“南朱北王”“北王南查”并稱作驗證。

其二，揭示文人結社、唱和等文學活動與文學創作的蓬勃發展。明代及清初嘉興地區文人結社，謝國楨、何宗美等學者先後有考證，徐珂云：“國初，禾中文酒之會，甲於海内，如朱竹垞、千里昆仲及俞右吉、鄭隨始、王介人、周簹谷、徐皆山、褚二覲、沈山子、繆天自、鍾廣漢諸人，每人出三十錢，一蔬一肉，而燭必盈把，每携筆硯，吟咏達旦。”（《清稗類鈔·飲食類》）文學活動必促進文學創作，故多有唱和等作品結集。文人結社之盛，具體到一市鎮，如梅里（王店），亦相當可觀。楊謙《［乾隆］梅里志》卷十八云：“梅里文酒之會，有梅里三子、敬盟二十五人、景山八子、存誠社六人、省齋七子、九老會、後九老會。又有不能舉其人者，曰會昌社、梅里社、嘘寒社、存誠後社、後景山八子。”梅里文風興盛，從《梅里詩繫》三十卷、《續梅里詩繫》十二卷、《梅會詩選》二十二卷、《梅里詞選》八卷所録作家作品即可看出。

其三，闡明詩書之家爲文學創作培育源源不斷的生力軍。明清嘉興望族的文化貢獻，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已有開創性研究。這些望族多爲詩書之家，往往有家族作家群，如陳融《顒園詩話》云：“海鹽爲人文淵藪，而朱氏尤甚……笠亭（朱琰）主東南壇坫數十年，人各有集。”家族成員作品或單行傳世，或彙輯爲家族性總集（家集），已知嘉興的家集文獻有七十餘種。女性在家族中作用重要，明清江南才女人數遠逾前代，嘉興地區才女衆多，其中有作品集的才女著作，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所録，有四百四十九種之多。《嘉興文獻叢書》多收女性别集，以展現嘉興女作家之群體面貌。

其四，突出作品集的文學性與史料性。如海寧蔣光煦所輯《篝鐙教讀圖題贈》三卷，其中包括錢儀吉、李兆洛、陳用光等清代名人爲蔣母馬氏所撰的碑狀，卷首有《篝鐙教讀圖》一幅，畫中蔣光煦母親坐在一盞油燈下，教年幼的蔣光煦讀書，這種“慈母課讀”的温馨情景，在今天看來依然使人感動不已。它既是蔣氏個人生活記録，同時也是嘉興地域文化傳承的珍貴剪影。嘉興作家衆多作品反映社會變遷，記録對重大事件的思考與感受，描寫一地風土人情和民間疾苦。這類作品，《嘉興文獻叢書》集部重點收録。以這種標準進行選擇，明清之際或清前期作品集收録較多，叙寫鴉片戰争（如英軍入侵并攻占乍浦等事）、太平天國等重大事件相關的作品集也儘量收録。反映嘉興地方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數量多，故略有選擇。在鄉土主題作品中，風物志組詩無疑是“嘉興特色”。撰寫風土組詩，嘉興有着文學創作傳統，宋代張堯同有《嘉禾百咏》，明代許恂如有《秀州百咏》，至康熙初年，朱彝尊作《鴛鴦湖棹歌》百首，將此寫作傳統光大，形成“棹歌體”。後來“和”“續”或用此體描寫嘉興風物類似竹枝詞者，如鄭鐮《新溪櫂歌》，吴萃恩《南湖百咏》等，至少有六十餘種。就地方特色而言，“郡邑總集”似可視爲方志“藝文”的擴充，有保存地方文獻的功用。嘉興地區從一府一縣，到一鎮一村，多有總集文獻，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文學景象。

清代嘉興集部文獻豐富，得益於重文的傳統，“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村，必儲經籍”（朱彝尊《太守佟公述德詩序》）。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學創作纔能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基層重文氛圍，在海寧管庭芬、平湖黄金臺的日記中有生動細緻的記録，這類“過程性記録”是一種可與傳世集部文獻并觀的文學生活圖景。

五

宋元以來，嘉興修志之風綿延不絶。《嘉興文獻叢書》選入史部著述二百七十四種，歷代方志占比接近一半，達一百一十四種，共計一百册。在所收方志中，稿抄本的比重又達三分之一强，合計三十九種。嘉興地方志的概况與中國地方志發展的實際狀况基本吻合，即：明清以前，地方志規模初具；明清以後，方志的數量和種類均有極大發展，其中尤以清代方志數量最爲可觀。在《嘉興文獻叢書》“史部·方志”所收一百一十四種方志中，清代以前僅二十二種，民國時期十九種，清代七十三種。這也表明清代確爲我國古代方志修撰的全盛時期。這一時期，不僅方志種類全、數量多，體例及内容均更趨完備。清代方志修纂的發達以江浙兩省爲最著。嘉興當江南要區，宋元以來，代有志書修纂，自該地自具特色的地方志“小傳統”，可見近世中國地方志修纂變遷軌迹。

由《嘉興文獻叢書》“史部·方志”所收各類方志可見嘉興地區具有連續性的修纂傳統，呈現鮮明的地域特色，方志所收内容十分廣泛，且不乏稀見文獻，對研究嘉興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情况均有重要價值。

嘉興地方志代代相承，宋元以後，即保持較高水準，歷朝均未中斷，表現出鮮明的修志傳統。清康熙年間，錢以塏爲《［康熙］嘉興府志》作序，稱嘉興“賦役繁重，人文代興”，點明嘉興歷史上經濟與文化兩翼齊飛、各具傳統的歷史格局。該序歷叙南宋嘉興太守張元成、岳珂等人創修府志而未有成書，現存最早嘉興一地府志爲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纂修的《［至元］嘉禾志》。《［至元］嘉禾志》久受世人重視，錢大昕、黄丕烈等人都曾批校此書。清乾隆年間，該志爲《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録。《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書序次甚詳，每條下間繫以考證，尤爲典核。”該《志》三十二卷，分四十三門，篇目既設“城社”，又立“坊巷”，既設“鄉里”，又設“鎮市”。卷八“郵置”一門記載嘉興縣急遞鋪十七處，海鹽縣急遞鋪九處等，極具特色。又由於嘉興水網密布，該書卷四、卷五記載江海、湖泖、浦溆、溪潭、陂塘、河港、涇溝、堰閘八門，將嘉興的水網源流詳細搜羅，闡明嘉興府自然地理、水文狀况及其與農業、交通運輸的關係。後來人讀之，很容易“藉志以考地理”。該書碑碣、人物諸門，亦俱有特色。這一高水準的方志文獻，爲此後嘉興歷代修志奠定了以文獻爲根基、文化爲底色的基本特點。此後明弘治、正德、嘉靖、萬曆，清康熙、嘉慶、道光、光緒等朝纂修嘉興一地府志，均遞相沿革，踵事增華，不過稍爲損益而已。

綜上可知，嘉興地方志文獻的衍生性及延續性色彩十分濃厚，在一代代人文接力之後，文獻得以不斷增殖。這種文獻的增衍歷程，誠如清嘉慶十七年陳鱣所作《硤川續志序》中所云，可以“廣邑乘之遺聞”，“補前修之未備”，最終形成蔚爲大觀的嘉興地方志“族群”。

章學誠曾言“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章氏遺書》卷十四），而嘉興地方志則體現了鮮明的“地方性”，府有府志，縣有縣志，甚至村鎮皆有志。方志修纂由府縣大空間轉向村鎮小空間，反映了嘉興的地方特色，展示了江南核心區的社會特點。《嘉興文獻叢書》所收嘉興地方志展示了這種地理空間上的立體結構，昭示了嘉興明晰的文化脉絡。其中尤值得重視的是，嘉興地方志中的村鎮志類屬，它們是微觀基層社會生活的重要文獻。隨着江南市鎮經濟的繁榮，村鎮志在宋代以後逐步興起，成爲瞭解縣級以下基層社會最重要且鮮活的史料之一，也是地域文化發達程度的重要指徵。而嘉興地方志在此又領全國風氣之先：南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常棠編纂的《澉水志》爲現存最早的鄉鎮志，在地方志編修的微觀化道路上具有創始之功。《［紹定］澉水志》共計八卷，分有地理、山水、廨舍、坊巷、古迹、物産、碑記、詩咏等十五門，《四庫全書總目》稱其“叙述簡核，綱目該備”，“體例精嚴，藻不妄抒”。由此可見嘉興地方志發達情况之一斑。

嘉興地方志纂修風氣不斷下沉，由府縣下移至村鎮，地方修志蔚然成風。清乾隆六十年（1795），李景沅爲《［乾隆］花溪志》作叙云：“‘《硤川志》始成於潘廷璋，再輯於蔣宏任。而袁花以名賢薈萃之區，乃未之前聞。乙巳春，予榻於小墅之務本堂，夢椽許子以所作問序’云云，則可知花溪素無志，許氏之書爲創作也。”由此可知，海寧縣所轄硤石、袁花等鎮的早期方志存在關聯，即因硤石有潘廷璋、蔣宏任等人迭修《硤川志》，許良謨乃奮起修纂《花溪志》。這種良性的競争關係，促進了方志纂修的共同繁榮。

這類競相而起的村鎮志，資料更爲細緻，具有存史、資治、教化的多重功效，且由於多出自私人之手，地方色彩濃厚，往往更具褒貶意涵。所謂“一鄉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確而論説較詳”，此類方志所據材料較爲翔實。潘廷璋、許良謨、蔣宏任等人均爲海寧本地人，“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迹真”。他們所纂修的方志在史料上因而具有相當的可靠性。嘉興方志的可靠性，使得研究者可以將其與一些詩文作品如朱彝尊《鴛鴦湖棹歌》等相互參證，共同復原嘉興的歷史場景。

嘉興地區的地方志自具傳統，内容十分豐富，是探討嘉興歷史的重要文獻基礎。歷代修纂方志，内容雖大同小异，但方志各門類卻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鑒的材料。如地理門類中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等；經濟門類有户口、田賦、物産等；社會門類中有風俗、方言、祥异等；文獻門類中有人物、藝文、金石等。這些材料對理清嘉興歷史變遷、文脉流轉具有相當關鍵的作用。如利用歷代嘉興府志“藝文志”可初步統計歷代嘉興著述總量的變化，進而初步推測不同時期嘉興文化的盛衰情况。

方志之學盛於清代，與清代官方的多次督促推動密切相關。嘉興地方志則在主流的官修方志傳統之外，蓬勃興起了私人修志的熱潮，從而極大豐富了本地區的地方志文獻。綜括而言，嘉興地方志數量豐富，種類齊全。從時間維度而言，宋元以來，代有其書；從空間維度而言，府縣乃至更爲基層的行政單位均有方志。可以説，在嘉興地區方志文獻構建的歷史時空中，呈現出立體的網狀結構，每一部方志關聯着其他方志，使之共同搭建起一個既可宏觀看待江南地區，又能微觀梳理江南社會肌理的地方文獻系統。近世以來，嘉興這種獨特而豐富的方志實踐，爲觀照宋元以來，尤其是明清以後方志的修纂理念、變遷情况提供了極佳的研究樣本。嘉興的地方志系統，堪稱中國地方志寶庫的“嘉興樣本”。

《嘉興文獻叢書》以梳理嘉興文脉、保存嘉興文化的地方性、彰顯嘉興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貢獻、爲打造當代嘉興文化高地、提供人文資源爲宗旨，試圖構築起生動豐富、包羅萬象的嘉興文化空間，所謂“睹喬木而思故鄉，考文獻而愛舊邦”（張元濟《印行〈四部叢刊〉啓》）。以上根據經、史（含“史部·方志”）、子、集四部，臚列嘉興地區豐贍的文化成果，期待本叢書不僅可爲地域文化的傳承保護提供有益資源，還可爲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創新積纍地域經驗，此乃編纂者用心之所在。

《嘉興文獻叢書》編纂委員會

二〇二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