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元老、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1879—1951）于民国初年来到上海，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的虹口寓所遭日军炸毁，胞侄为雄被害，被迫挥别申城。近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高剑父绘颓垣屹立的东方图书馆以控诉日军暴行的《东战场的烈焰》正在展出，展期至2026年1月18日。
1939年秋，探索上海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出版《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人物篇”《近代名人在上海》，收录龚自珍、杜威等17位中外名人事略，其中提及在沪开创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但知其在日本追随总理（孙中山），从事革命；及民十（1921）以后在广州为教师。殊不知其民元（1912）至民十之间，寄寓上海及来往沪粤间之生活，亦有足记者……”
是时抗战军兴，此前活跃于沪宁穗澳画坛的高剑父，正携其揭露“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日寇狂轰滥炸其沪寓及其不远处中国文化宝库——东方图书馆暴行的《东战场的烈焰》等画作，巡展于上述各地乃至远及苏俄。此图系他涉足战争遗址凭吊写生艺术加工而成；他心目中原本是艺术与生活福地的上海，此前被日军战火蹂躏沦为人间地狱，故该画成为他被迫挥别第二故乡重返岭南的再回首。而日本与穗沪、战争与和平等过往片段，始终如蒙太奇电影般反复交织于其创作该图的“心灵激愤”中，因为高氏兄弟早期艺术生涯都跟日本与上海相关。而新近于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办“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陈列的该画原作，堪称是其时隔近九十年后第二次回沪昭告前事不忘，展览宣教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可知。
在上海安居乐艺
高氏伯仲1906年初负笈东洋，得到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提携，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两年后元旦翌日，上海《时报》曾以“东洋近信”报导作为该校毕业生的他俩，凭百余幅习作参加神户广业公所美术游艺会，被东瀛观众竞相征购喜讯。讯末殷切寄语：“闻两君不日旋归祖国，拟于中历年末开美术展览会于粤省，届时想必大有可观，吾国美术界之前途，当可拭目俟之矣。”又两年后的1910年，晚清抗日保台爱国志士，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之巨子”之一丘逢甲《二高行 赠剑父、奇峰兄弟》诗，还曾对其绘画战斗激情深表赞许，寄予希望勖勉道：“岭南今日论画手，二高杰出高于时；渡海归来笔尤变，丹青着手生瑰奇。……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
民国初，高家兄弟北上上海发展，因在四马路（福州路）、棋盘街（河南南路）先后开办《真相画报》与“审美书馆”屡获社会与经济效益，生活安定相继立业成家。1913年，高剑父跟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女战友宋铭黄完婚沪上，证婚人系另一对辛亥革命伉俪黄兴、徐宗汉。宋铭黄遂经介绍任职于徐宗汉族妹、近代旅沪粤籍实业家徐润之女徐婉珊设于虹口的启秀中西女塾幼儿园。据《上海美术志》记载：1919年宋还在沪开办过女子刺绣院传授粤绣。1926年，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创刊《寰球》杂志上，还登载过身为启秀中西女塾幼儿园主任宋铭黄署名的《幼儿园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之关系》。与此同时，高宋夫妇定居于旅沪粤人与日本侨民聚居的虹口北四川路祥顺里40号，数年后移居同街新落成新式里弄住宅大德里。因安居乐艺，高剑父有较多的闲暇时光郊游写生，宋铭黄和女儿高励华也多随行善画并曾获奖。总之，民国初年高氏夫妇已然一改辛亥革命时期血性禀赋，在上海华丽转身而重拾画笔了。
多次游历龙华
民国上海主城区西南近郊龙华，向为民众纷至沓来进香、登高、赏花去处。迥异于外滩、南京路等“十里洋场”的郊野景致，也吸引众多中外艺术家近悦远来。高剑父《游龙华》诗云：“寻春却怪午醒迟，金粉余香尚袭衣。羡煞鹅黄新弱柳，长条犹带淡胭脂。”咀嚼诗意，举家同游柳梢拂面的龙华春景画面显而易见。正是在此安定祥和氛围之下，高剑父留下一纸硕果仅存的涉沪风景写生稿——铅笔画民居飞檐翘角构图一侧题作：“沪滨龙华寺前茶馆”。其实，高沪上岁月中龙华之行不止一次，写生画稿也不止一幅。同为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画法与画材》手稿，就透露了他另一段溢于言表的龙华良缘：“在沪时，辄于野外写生，于龙华寺畔，拾得一铁章，内刻一兽似狗非狗的东西，归擦而视之，见头上一小角，就当作麒麟，喜而用之，以其原名麟。”
高剑父上海画作钤押该印见诸1916年《鹡鸰》、1918年《鸡声茅店月》、1919年《花鸟》《秋蔬》、1920年《秋树老猿》和1928年《萱花》等。他龙华意外喜获此印虽今形制难详；但按描绘铁质白文图案形态综合解读，汉代肖形圆印可能性居多。《龙虎笔记·再续2》曾这样自述：“嗣得圆形小铁章，白文刻一兽，似虎非虎，头有小角落，审之麟也。因他小名为麟，乃用作己印。遇得意作，则加钤之，有戏呼为‘狗仔唛’者。间嗣沪上与粤中，发现两画人与之同名者，遂改麟为崙。”由此推测高剑父龙华喜获古印在1916年左右。
幸运之神钟情于这位寄寓上海、多次游历龙华的岭南画派宗师，应当与其时他正在接受海派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及其弟子徐新周的印学传习训练有关。高剑父的艺术眼光敏锐独到，故足以洞察秋毫；既有国画功底，又具备宽广国际视野。也因此，时任教于上海艺术大学的粤籍画家丁衍庸曾有这样的画评题目：《中西画的调和者高剑父先生》。而1926年上海《艺术界周刊》更刊发他拟与印度大诗人、画家泰戈尔联袂，在其虹口大德里寓所筹备“东方美术协会”的计划。整个二十年代，高剑父的绘画事业蒸蒸日上。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上海的种种夙愿不久之后随着“一·二八”事变爆发，其虹口寓所为日军战火化为灰烬，同时均化为泡影。
“一·二八”事变中全宅被毁，胞侄被害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当高剑父独自云游世界屋脊以南的印度、锡金等南亚诸国，访古揽胜，拜会泰戈尔，拟归国后大展艺术鸿图之际，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局势突变，彻底打破了他擘划憧憬的美好艺术蓝图。是时，骄横跋扈、狂妄凶残的日本侵略者继上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东三省后，此刻又蠢蠢欲动，酝酿更大的军事挑衅，藉此试探中国和国际方面底线与反应而妄图进一步吞并全中国。于是，在不到半年后的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率先在沪挑起蓄谋已久的军事冲突，第一次淞沪战争一触即发。
鉴于“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两次淞沪战争，都由北四川路底侵华日军在沪大本营——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发动，因此毗邻闸北、虹口战区的高剑父大德里寓所首当其冲，顿时成为中日两军激烈交火最猛烈的前线和日军搜索行凶最猖獗惨烈的加害区域。
按当初旅居沪西惇信路（武夷路）“斑园”，与高剑父过从甚密的粤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撰写《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追忆高家当初劫难情况则是这样的：
日军寇沪，我十九路军起而抵抗，大战于闸北火车站，战祸延至北四川路一带。是时，先生家室居于大德里，全宅被毁，宋夫人及女励华幸脱险，子励民失踪数日，卒得团聚，而胞侄为雄（高剑父长兄高冠天长子）被害。先生损失佳作及藏画多帧。……自是举家迁粤。
高剑父大侄儿、沪江大学国文系高材生、学者胡怀琛高足高为雄于“一·二八”事变翌日神秘失踪罹难，《申报》2月10日“失踪者之访寻”启事有确凿报道：
高为雄，年二十八岁，广东南海人，京沪杭甬铁路卫生课员，住北四川路北四川里三十七号，自三十日上午被日兵捉去后，迄今尚未回来，如有人知其下落，无论生死，恳乞通知四川路六号两路办公室卫生课为祷。京沪沪杭甬铁路卫生课启。
另据1月31日《申报》发布侵沪日军抓捕、迫害北四川路一带居民可靠情报消息披露：
昨日，日军突然将北四川路一带居户，挨户搜索，骚扰不堪，并将良民诬为俘虏，任意虐杀。本报昨据目击暴行者报告，略谓，昨晨七时许，日军将北四川路北四川里之铁栏打破，……冲入北四川里之前后门挨户搜索，当捕去男子二十余人，……由日陆战队汽车，载往……日海军陆战队断垣残壁之商务印书馆司令部内，押至二楼俘虏诘问所审问。……内有一服西装者，最为日军注意，盘问甚久，是人为粤籍，不懂上海语，审问无结果，即罚其双手扶地，两足挺直约二十分钟，腹部不得贴地，否则棍棒随之，……时穿洋服者已盘坐于地，日军微笑向前，令其起立速举双手，方不虞有他，而木棍已向其背部如雨而下，痛极晕于地。……
上述住北四川里着西服粤人，很可能正是受日军逮捕施暴，最终遭秘密杀害而被宣布失踪的高为雄。以上就是高剑父至爱亲朋家人于“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本法西斯毒手而家破人亡的真实写照。
高剑父尽管于开战时身处倡导与人为善的南亚佛国，不曾体验以上热战切肤之痛；可惊悉同样信奉佛教的国度，此刻在军国主义思想主导下撕破伪善伪装，悍然出兵攻打上海造成国仇家恨，火速返穗抵沪跟惊恐未定的妻女会合，料理家难后事。面对记忆中曾经繁华热闹的北四川路而眼前满目疮痍，尤其家徒四壁甚至业已沦为残垣断壁的大德里家宅，痛失亲属加之无家可归积聚起的满腔愤懑，高剑父的痛苦悲愤可想而知。也正因为目睹日军在沪暴行遗迹，令沪北形同千疮百孔人间地狱，促成不久后的他酝酿笔伐墨诛，创作有形无声胜有声的平生最重要的一幅抗战题材绘画，也是现存唯一一幅反映和表现“一·二八”事变历史主题创作——《东战场的烈焰》。一年后的1933年，他又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中国美术界正告日方抗战宣言性质的讨伐檄文——《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
1920年秋高剑父在沪作《花鸟通景四屏》，钤有之前在上海龙华意外捡到的铁质白文肖形圆印。 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藏
“高翁沉痛为民写，勿作咸阳一炬看！”
满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义愤，更带着中国艺术家的良知，在探访凭吊了位于面目全非的寓所西北，仅隔着一条淞沪铁路的宝山路上，教人不忍卒睹的中华文化宝库——东方图书馆废墟之余，高剑父拟以战地绘画控诉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穷凶极恶，亡我优秀民族文明险恶用意的念头油然而生，不言而喻；今珍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的《东战场的烈焰》，分明正是在此时势背景之下酝酿而成的，时间应该就在1932年内。
至于今人不得要领他冠名的“东战场”，其实正是当年国人对淞沪抗战的俗称。如其时署名“华之国”的抗战报告文学之八就名为《东战场上》；又譬如署名“焚戈”所撰抗战文章亦名为《走向东战场》；而由战时出版社出版，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等著的战时小丛刊之七，也命名为《东线血战记》。至于署名“杨纪”的《纸上谈兵录》，更明确把“东战线”指为南战场的“淞沪战线”。
《东战场的烈焰》的绘画样式，应该是高剑父身临其境踏勘考察，并取材于战地记者拍摄战后如咸阳劫灰般的图片，最终精心构思绘制相结合的产物；它艺术地再现了烈焰余烬之中野蛮战胜文明的罪恶与狰狞。虽然画面上空无一人，不着一字，顶多于画幅右下方钤署一枚朱文扁方押角印：“乱画哀乱世也”；并未出现颠沛流离失所流民，或横尸遍野或暴尸街头的难民，以及如狼似虎、烧杀掳掠的日军，或炮火连天、子弹横飞的爆炸、硝烟场景，而仅仅以被焚毁的建筑架构、炸塌倾倒的门框墙体和凌乱折断的电线杆示人。但此举已然充分展现出战争制造的恐怖气氛真实性，极具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所以，当1936年高剑父携带此画重返不堪回首往事的事发地上海，在静安寺路722号万国总会（今南京西路犹太人总会旧址）展览时，引发了上海社会和观众非同凡响的积极响应，大家对该画纷纷报以同仇敌忾的强烈共鸣。按照《申报》当年6月24日的报导：“其名作《淞沪浩劫》一幅，画东方图书馆之颓垣，火光熊熊，尤能发人深省，本市博物馆拟予收藏，以垂永久之纪念云。”
而在1939年专程赴澳门观摩该画展陈的简又文先生，更认为高剑父追绘此图，相当于是替近代上海屈辱史留存了写真画与罪证副本；是以无声画笔起草的一份追究日军在沪犯下反人类战争罪责的公诉状，可谓有形无声胜有声。亦诚如另一位感到该画美术史价值无与伦比的广东知名篆刻家易大厂题画诗所云：“劫有余灰骨未寒，血涂淞沪使心酸。高翁沉痛为民写，勿作咸阳一炬看！”
高剑父传世仅见上述两幅分别记录和平与战争中上海城市面貌画作。其一以写生纪实稿面世，反映心目中福地繁华而外的闲适；虽铅笔勾勒速写打稿，背后却饱含着喜爱上海的浓郁感情色彩与无数理由。而另一幅以写真设色手法，流露作者从此泪别第二故乡情怀，让作者本身和观众、读者都为之动容而印象深刻、挥之不去；尽管画面不着一字却意境深邃，发人深省。他念兹在兹的是，本足以施展才艺的远东大都会，而今却沦为了侵略者铁蹄蹂躏地，作为赖以生活的第二家乡，劫后却成为教他不堪回首的伤心地，怎不令人伤离别呢？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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