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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婷这姑娘，1990年9月6日生在安徽芜湖。父母是普通农民，一门心思就想生儿子，结果前头生了六个闺女，好不容易等到第七个是个男孩。徐婷排行老三，从小在家就没啥地位，父母把男孩当宝贝疙瘩，啥好吃的穿的都先紧着他，女孩们基本就是凑合着过。
徐婷的家庭只是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看到她还是个女孩儿之后，家人还特意取名“婷”，意思大概就是希望生女儿就停在这。
为了拼一个儿子，徐婷的父母一直生一直生，终于生下来一个儿子。但这样家中就有太多孩子了，徐婷的父母索性将最大的两姐妹送给别人抚养。徐婷原本是家中的老三，现在却要担起大姐的责任。
2016年9月7日徐婷离去，那天北京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她确诊淋巴癌没几个月，就一步步滑向深渊。起初是新房入住后身体不对劲，头晕咳嗽这些小毛病，检查出来疑似甲醛超标。她没当大事，继续工作，可没多久肿瘤就冒头了。
翻开徐婷的家谱，那是一个拥挤而令人窒息的数字组合：七个孩子。在她出生的那个芜湖茶商家庭，她是第三个。在那样的环境里，性别本身就是一种原罪。父母为了求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前面一连生了六个女儿，直到第七个才是弟弟。
这种这种极端的概率学背后，是那种根深蒂固到让人发冷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了给后面的孩子腾地方，或者单纯是因为养不起，徐婷上面的两个姐姐甚至在小时候就被直接送了人。
这件事成了徐婷童年挥之不去的梦魇。她是被留下来的那个，但这种“被留下”并不是恩赐，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契约。她看着姐姐们消失，心里只有一种恐惧：如果不听话，如果不有用，下一个被送走的会不会是我？
这种恐惧不仅刻进了骨子里，更成了她后来哪怕拼到吐血也要赚钱养家的心理原动力。她从不敢在这个庞大的家庭里做一个单纯被宠爱的孩子。父母外出做生意，她就成了那个留守的“小家长”，洗衣做饭，甚至照顾那一群弟弟妹妹的吃喝拉撒，这成了她童年最深刻的肌肉记忆。在她的潜意识里，只有不断地付出，才能证明自己在这个家里存在的合法性。
但付出并没有换来对等的尊重，反而把胃口养得越来越大。徐婷并非没有才华，她在艺术上有着惊人的天赋，哪怕没上过一天专业的表演课，硬是凭着那股子灵气，以省里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四川那边的传媒学院。
那一刻，拿着录取通知书的她以为自己终于能看到父母赞许的目光。然而，回应她的却是当头一棒：父母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纯属浪费钱，反正以后是泼出去的水，不如早点嫁人换彩礼，钱要留着给弟弟。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她明白了，自己的梦想只能由自己买单。那个暑假，当同龄人都在庆祝升学时，她却一头扎进了闷热的工厂流水线，那是整整八个小时不敢停歇的机械劳动。到了大学，她更是一刻不敢闲着，端盘子、做家教，只要能赚钱的活儿她都接。讽刺的是，她这样拼命攒下来的钱，除了交自己的学费，还得源源不断地寄回家里贴补家用。
那时候的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强大，就能摆脱那种窒息的掌控。但她错了，那个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无论她游得多远，最终都会被那股蛮横的引力扯回去。
2010年左右，家里的茶商生意遭遇滑铁卢，欠下了一屁股债。作为那个“最懂事”的老三，这笔巨额债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还没毕业的她头上。那一年，她兜里揣着寒酸的300块钱，只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这一漂，就是五年不回头的血泪史。那段时间，北京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咬牙切齿想要改命的姑娘。为了省钱，泡面成了她的主食，有一顿没一顿是常态。在这个巨大的名利场里，她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从龙套演起，风吹日晒，冬天往冰水里跳，夏天裹着棉袄出外景。好不容易凭借《西施秘史》这类选拔赛冒了头，有了点名气，戏约多了起来，她就更疯了。五年时间，她像个没有感情的拍戏机器，一口气接了几十部戏，大多数时候都是配角，但她从不挑剔。
她赚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没有在她自己的口袋里捂热过。弟弟的学费、那根本填不满的家庭债务、全家人都要住的大房子首付、弟妹们的生活开支……她就像一个全自动的提款机，源源不断地向那个拥有八口人的家庭输血。哪怕是腰椎间盘突出疼到在地上打滚，哪怕是刚做完微创手术，医生千叮万咛要卧床静养，她为了不耽误剧组进度，不出几天又站在了摄像机前。
她的身体在发出尖锐的警报，但她的父母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或者选择性失明。每次收到转账时的那几句夸赞，成了她继续这种自杀式劳作的唯一精神鸦片。她在这种虚幻的“被需要”感中，逐渐麻痹了对自己身体的感知。甚至因为觉得自己小时候缺爱，她还拼命去做公益，资助那些孤儿，试图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填补自己心底那个从未被爱填满的黑洞。
直到那一纸诊断书落下，所有的努力都显得那么苍白。更令人感到悲凉的，是她在确诊后的选择。在这个生死关头，她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怎么不惜一切代价救自己。因为见识过化疗的痛苦和昂贵的费用，或者是为了给家里省钱，或者是为了躲避西医那种让她恐惧的副作用，她一开始竟然选择了保守的中医调理。
但这不仅没有那是救命的稻草，反而是加速下坠的巨石。从中医到后来哪怕是开始信佛吃素，试图用信仰来对抗病魔，她的病情依然像失控的野马一样狂奔。等到七月份真正确诊，身体机能已经全面崩盘，最佳的治疗窗口早就被她亲手关上了。
到了最后不得不进行化疗的时候，她的身体早已脆弱得像一张薄纸，根本经不起那样猛烈的药物轰炸。头发掉光，皮肤溃烂，那是化疗药物在她体内进行最后疯狂搏杀的痕迹。
在那个冰冷的病房里，她是否后悔过？或许有过那么一瞬间的解脱感吧。她在社交媒体上说，得知得癌的那一刻，她竟然觉得轻松了，终于不用再拼命赚钱，终于不用再背负那么多人的期望，终于可以为自己停下来了。哪怕这个“停下”，是以生命为代价。
甚至在她离世之后，这场关于“榨取”的戏码似乎还没落幕。她的积蓄、她的房产，自然而然地被全盘接收，甚至有人指出，她的悲惨经历在死后依然成了某些流量变现的谈资。那个她用命供养的弟弟，那个重男轻女的家族，在她的葬礼之后，依然要继续他们的生活，只是少了一个可以随时提取的供养者。
徐婷曾经签下了器官捐献协议，这是她留给人间最后的善意。这个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着的姑娘，哪怕在生命的尽头，想的依然是能给这个世界再留下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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