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斤黄金，换一张纸。
你没听错，这是1937年12月南京下关码头的真实行情。
一张通往江北的轮船票，被黑市炒到了这个天价。
就算是那种没有任何保障的“站票”，起步价也要三十块大洋。
哪怕你没概念，我也得给你算笔账：那时候南京城里的普通工人，累死累活干一个月，撑死了也就拿个三四块钱。
也就是说，一个老实巴交的打工人，得不吃不喝干上一辈子，才勉强够买半张逃命的票。
这哪是什么撤退，分明就是一场用金条砌成的生死隔离墙。
咱们现在提南京大屠杀，第一反应都是日本人的刺刀和机枪，这当然是铁一样的事实，哪怕过一万年这笔账也得算在侵略者头上。
可是，在日本人进城前的半个月里，南京城内部发生的那场关于“逃生特权”的筛选，其实更加让人脊背发凉。
那五十万最后没跑掉、沦为待宰羔羊的底层老百姓，大多不是不想跑，而是根本就被这一场精心设计的“信息剪刀差”给困死了。
把日历往前翻一个月，11月的南京，气氛其实挺诡异的。
那时候淞沪会战刚打完，上海那边已经彻底凉了，日本人的兵锋直指南京。
照理说，稍微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这会儿最该干的事儿就是疏散百姓，赶紧跑路。
但这时的南京城，却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状态。
那一阵子，你走在街上，满眼看见的都是大标语，广播里天天在那喊唐生智将军的豪言壮语，什么“誓与南京共存亡”，什么“这里就是坟墓”。
学生们举着旗子游行，喊得热血沸腾。
老百姓特别淳朴，一看这阵势，真信了。
大家伙心里想着，南京城墙那么厚，国军那么多，怎么着也能守个一年半载吧？
于是大家该摆摊的摆摊，该过日子的过日子，甚至还省吃俭用给守城部队捐钱。
可老百姓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把最后那点铜板捐出来的时候，上头那些大人物早就开始悄悄“搬家”了。
这事儿其实早在8月份就开始了。
到了11月20号，这种撤离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政府一口气征用了城里600多辆汽车，还有200多艘民船，连江面上平时摆渡用的那些小舢板都没放过。
这些交通工具用来干嘛呢？
运档案、运机器、运那些消息灵通的权贵和有钱人。
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残酷的局面：有钱有势的人，手里拿着真实的战报，早早就把房子卖了，换成金条细软，坐着特等舱走了；而那些没门路的中产和穷人，还傻乎乎地被蒙在鼓里。
这种时候，信息闭塞就是最大的绝症，得之必死。
你也别觉得这是我在马后炮，档案里记着呢。
11月15号，蒋介石开了个最高军事会议。
会上李宗仁那帮人其实反对守南京，理由很直白：南京背靠长江，就是个死地，一旦守不住，跑都没地儿跑。
但为了所谓的“国际观瞻”，为了给外国人看咱们抵抗的决心，蒋介石最后还是拍板：守。
这个“守”字一下来，事情就更绝了。
唐生智为了表决心，搞了个“背水一战”的戏码，下令封锁通往江北的通道，甚至把为了运兵征集来的船都给扣了。
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压根就没制定过任何像样的平民撤离计划。
这种姿态在军事上或许显得挺悲壮，但对于那几十万留在城里的老百姓来说，这相当于直接把逃生门给焊死了。
等到11月下旬，日军真的到了眼皮子底下，甚至连最迟钝的老头老太太都能听见城外的炮声了，政府这时候才松口：允许百姓撤离。
可这会儿哪还有路啊？
南京这时候已经成了一座孤岛。
东面南面全是日本兵，尤其那个第六师团，杀人成性，跟疯狗一样扑过来。
西面北面是宽达两公里的长江，可是船呢？
早就被征走了。
官方之前承诺说“运完物资就回来接百姓”，结果直到12月13号城破那天，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江边的那一幕，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有钱人这会儿开始拼命了，拿着金条去黑市买那张船票。
有点关系的，就去挤军官的私船。
比如那个徐源泉的第二军团，我就查了一下资料，这哥们私自扣了20多艘船。
他不仅运走了自己的部队，还顺带运走了大量的私人财物。
你想想，那种时候，船舱里装的是家具字画，江面上漂的是活人。
那些没钱没势的穷人咋办？
只能眼巴巴看着。
大冬天的，长江水冷得刺骨，很多人实在没办法，拆了门板，拿个大澡盆，甚至用几根木头扎个筏子就往江里跳。
那可是长江啊，一个浪头打过来，人就没了。
无数人就这样活活冻死、淹死在江里。
更多的人，因为没有船，只能绝望地沿着江滩乱跑，或者无奈退回城里，躲进那个所谓的国际难民区，把命交给运气。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12月7号凌晨，蒋介石夫妇坐着专机走了。
同一天，市长和那些当官的也全都撤了，把这么大一座危城，丢给了几个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
这种“将帅先走”的操作，直接把最后的秩序给搞崩了。
到了12月12号晚上，唐生智下达那个著名的“突围命令”时，整个指挥系统其实已经瘫痪了。
原本计划好的有序撤退，瞬间变成了几十万人的大溃逃。
挹江门本来是唯一的出口，结果因为之前怕死，用沙袋堵了一半。
好几万大军混着难民，全挤在这一扇半开的城门洞里。
人踩人，人挤人，还没等日本人来，自己人就先踩死了无数。
在下关码头，为了争夺最后那几条破船，甚至发生了守军向试图登船的难民和友军开枪的事儿。
人都疯了，在那一刻，什么同胞之情，什么军纪国法，在求生欲面前全成了废纸。
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日本人的残暴那没得洗，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笔血债必须要记。
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在组织撤退时的那种混乱，那种对底层生命的漠视，也是伤亡这么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生死面前，政府把资源给了自己人，把信息封锁给了老百姓。
历史数据很冰冷，南京沦陷前夕，人口从一百多万锐减到五十万左右。
跑掉的那一半，基本包含了所有的上层精英和富裕阶层。
留下的这五十万人，绝大多数是搬运工、小商贩、拉黄包车的苦哈哈。
他们留下来，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穷，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该往哪跑。
当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30万遇难同胞”这个数字时，别忘了，每一个数字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因为贫穷和信息闭塞而被时代抛弃的灵魂。
这场悲剧最大的教训，除了落后就要挨打，更在于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当危机降临时，公平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生存的机会被金钱和权力垄断，如果真相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底层民众注定会成为那个“代价”。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松井石根那帮战犯，算是给死者讨回了一点公道。
但那个寒冷的冬天，下关江面上漂浮的无数草鞋和木板，以及那张要价三斤黄金的船票，始终在那儿提醒着我们。
参考资料：
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首都撤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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