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一年十月，紫禁城里出了个惊天大瓜。
这事儿本来就够劲爆了，但更离谱的还在后头。
咱们这位皇帝朱祐樘，听到死讯后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查封家产，而是火急火燎派人去李广家里“寻宝”。
他满心以为能找到什么修仙的“天书”，结果翻箱倒柜半天，天书没影儿，倒是翻出来一本厚得吓人的账簿。
打开一看，好家伙，全是朝中大佬送的礼，密密麻麻写着“黄米几千石”“白米几百石”。
朱祐樘当时就蒙圈了，拿着账本一脸单纯地问左右：“这李广是饭桶转世吗？
家里囤这么多米，他也吃不完啊？”
旁边的太监尴尬得脚趾头都能抠出三室一厅，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不得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万岁爷，那黄米指的是金子，白米指的是银子。”
这一刻，所谓的千古一帝才明白，自己视若知己的“道友”，其实一直把自己当成最大的凯子在宰。
说起朱祐樘，历史书上总把他捧得很高，“弘治中兴”嘛，不近女色，只有一个老婆，听起来简直是古代版模范丈夫加圣君。
但实际上，这哥们就是个严重的“缺乏安全感综合症”患者。
你想啊，他小时候是在万贵妃的眼皮子底下，像只老鼠一样躲躲藏藏长大的，差点就没活下来。
这种童年阴影，导致他身体底子特别差，性格上更是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玄学依赖。
刚登基那会儿，他确实狠刷了一波存在感，赶跑了一堆神棍。
可一旦涉及到生儿子这事儿，他的理智防线就全线崩塌了。
后来好不容易通过道教斋醮求来了太子朱厚照，朱祐樘彻底放飞自我，对道教的热情比他那个成化老爹还要狂热。
李广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这太监也没啥大本事，就是会忽悠。
他把自己包装成连接凡人和仙界的“路由器”，专门给皇帝输送“灵气”。
在朱祐樘看来，外廷那些读圣贤书的大臣，整天就知道拿祖宗家法这不许那不许的，烦死个人；只有李广，既能陪他炼丹，又能帮他搞定私密需求，这才是“贴心小棉袄”。
有了皇帝的无脑宠爱，李广的权势膨胀到了变态的地步。
当时的官场甚至有句潜规则：想进步，先送米。
而且这米还不能是真米，得是黄白之物。
但这世上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
弘治十一年，李广的运气算是走到头了。
他忽悠皇帝在万岁山建了个毓秀亭，说是能聚气。
结果亭子刚建好没几天，年幼的太康公主莫名其妙夭折了，紧接着皇太后的清宁宫又起了一场大火。
这下连皇太后都炸毛了，指着鼻子骂：“天天李广长李广短，再搞下去，祖宗基业都得被这神棍给烧没了！”
眼看靠山要倒，李广也是个狠人，知道活不成了，干脆喝了毒酒，自我了断。
他这一死，那本“黄米账簿”就成了悬在百官头顶的一颗核弹。
据当时的小道消息，李广自杀当晚，整个北京官场乱成了一锅粥。
大半夜的，月光底下全是轿子在飞奔，目的地只有一个——皇亲国戚张鹤龄的府邸。
平时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员们，这会儿一个个吓得跟孙子似的，哭着喊着求张国舅救命。
这场面，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官场现形记。
平时满口仁义道德，一到生死关头，膝盖比谁都软。
这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朱祐樘。
言官们那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像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疯狂弹劾账本上的名单。
这就尴尬了。
如果按大明律法严惩，整个朝廷立马瘫痪，明天连个干活的人都找不出来；如果不惩罚，皇帝的脸往哪搁？
天理何在？
内阁那几位大学士，刘健、谢迁他们，平时看着稳重，这会儿也急了，义正言辞地要求按名单抓人。
朱祐樘被逼到了墙角，最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
他撒谎了。
而且撒的是一个极其拙劣、一戳就破的谎。
他对内阁说：“那本账簿啊，其实我根本没看见，找半天也没找着，估计是下人瞎传的，这事儿就算了吧。”
内阁还要争，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了一遍：“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之。”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朕说没有就是没有，这页翻篇了，谁也别再废话。
这一手“难得糊涂”，虽然保住了朝廷的体面，也稳住了那一帮瑟瑟发抖的贪官，但代价是巨大的。
最惨的就是一代名将王越。
这位老将军当时已经73岁了，还在甘州前线带兵打仗，刚立了战功。
就因为名字出现在李广的名单上，被言官们抓着小辫子往死里骂。
老头子一辈子硬气，哪受得了这个气，结果在风沙漫天的边疆，活活给气死了。
王越的死，成了朱祐樘心里一根拔不掉的刺。
他开始意识到，光靠和稀泥，这大明朝是好不了的。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两年后。
弘治十三年，天上出现了星象异常。
在古代，这就意味着老天爷对皇帝不满了。
朱祐樘觉得时机终于成熟了，他不再装傻，借着“天变”由头，顺水推舟接受了之前那五位“涉案”尚书的辞呈。
这是一场迟到了两年的大清洗。
虽然手段温和，没杀人没抄家，但刀刀见血，把那帮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老油条全清理出去了。
紧接着，他提拔了刘大夏、戴珊这批真正的实干家。
特别是刘大夏，这老头是个硬骨头，敢当面对皇帝说“天下民穷财尽”。
只有当皇帝不再在这个位置上装神弄鬼，这个国家才算有了点人味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广的死，才是明孝宗真正“断奶”的开始。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仿佛换了个人，不再痴迷炼丹修道，而是疯狂地通过高强度的加班来赎罪。
他恢复了中断十年的经筵（就是皇帝的学习班），天天召见阁臣商量国事。
那种紧迫感，就像是一个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人，在拼命想要修补一座漏风的大厦。
他比谁都清楚，那个所谓的“弘治中兴”，底子里早就千疮百孔了。
那本被他藏起来的“黄米账簿”，不仅记下了官员的贪婪，也记下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无知和软弱。
可惜啊，老天爷没给他更多时间来修正错误。
弘治十八年五月，年仅36岁的朱祐樘因为偶感风寒，太医给开了一剂猛药，结果药劲太大，当场就鼻血狂流，没过多久就驾崩了。
回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朱祐樘根本不是什么完美的圣人，他就是一个在信仰崩塌后，试图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普通人。
他花了太长时间去寻找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等他终于明白治国的真谛在于“民穷财尽”这四个字时，命运的齿轮已经转到了终点。
那本“黄米账簿”，最终也没公之于众，就像大明朝无数个不可言说的秘蜜一样，烂在了故纸堆里。
朱祐樘死后，他那个更爱玩的儿子朱厚照继位，大明朝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折腾。
至于那本差点掀翻朝堂的账簿，再也没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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