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广汉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是距今4800至2600年前古蜀文明的核心遗存，其分布面积达12平方千米，核心区域都城面积约3.6平方千米，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从1929年的偶然发现到2025年的多学科研究突破，三星堆的发现历程跨越近百年，不仅勾勒出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更重塑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图景。本调查基于考古发掘报告、学术研究成果及官方公布资料，系统梳理其发现与探索的完整历程。
一、偶然初现：玉石坑的惊世亮相（1929-1949年）
三星堆的发现始于一场偶然的农耕劳作。1929年春，广汉县中兴乡真武村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保青在自家院落附近清理灌溉沟渠时，锄头触及石板，撬开后发现一坑装满玉石器的窖藏，包括玉璋、玉琮、石璧、玉圈等400余件珍贵文物。出于谨慎，燕道诚当晚率家人将文物秘密运回埋藏，直至一年后才尝试将部分玉器送至成都送仙桥古玩市场辨识，“广汉玉”因其独特形制迅速惊动业界。
1931年，英国传教士董笃宜获悉消息后，协调当地驻军收集文物，并转交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鉴定，确认其为商周时期遗物 。1934年3月，葛维汉与中国学者林名均组队，在燕家院子周边开展首次科学发掘，历时10天，出土文物600余件，包括刻有“燕三泰”字样的大石璧（燕道诚三子的昵称标识），此次发掘被郭沫若赞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
这一阶段的发现虽局限于局部区域，但初步揭示了古蜀文明的物质遗存。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内，最初被命名为“中兴古遗址”，后因核心发掘区集中在马牧河南岸三座呈“三星”分布的黄土堆周边（与北岸“月亮湾”台地构成“三星伴月”景观），正式更名为“三星堆遗址”，其名称可追溯至清代嘉庆《汉州志•山川志》的记载 。抗战爆发后，考古工作被迫中断，已发现文物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妥善保管。
二、系统勘探：古城轮廓的逐步明晰（1950-1985年）
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考古进入系统性调查阶段。1951年，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人员首次对三星堆、月亮湾区域进行全面勘察，确认此处为大面积古文化遗址，而非孤立窖藏 。1950年代初，在考古人员动员下，燕道诚之子燕仁安将家中珍藏的剩余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那件刻有“燕三泰”的大石璧至今仍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 。
1980年至198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开展4次正式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首次发现房屋基址、陶窑及东城墙、西城墙遗迹，确定遗址年代上限至距今5000年前，并提出三星堆为古蜀王国都城的学术判断 。这一阶段的发掘明确了遗址的核心区域范围，通过地层分析建立起初步的考古学分期，为后续重大发现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起，遗址周边砖瓦厂取土过程中频繁出现陶片、石器，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及时上报，为1986年的重大发现埋下伏笔 。
三、石破天惊：祭祀坑的集中揭秘（1986-2018年）
1986年成为三星堆考古的里程碑之年。当年7月至8月，当地砖瓦厂民工在取土时，先后在遗址南部祭祀区发现两座大型祭祀坑，考古队随即展开抢救性发掘。两座坑内文物经人为敲碎、火焚后分层掩埋，共出土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等近2000件遗物，包括青铜大立人像、纵目面具、青铜神树、金杖等国宝级文物，其中象牙约80根，海贝达4600枚 。
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起，考古队先后开展4次联合发掘，确认南城墙与西城墙位置，首次揭示三星堆古城城墙的夯筑结构与方法，古城核心区面积达3.6平方千米的格局逐渐清晰 。
1996年至2018年间，考古工作持续深化：1997年仁胜砖厂墓地发掘发现良渚文化风格玉锥形器，为跨区域文化交流提供实证；2005年青关山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出土，疑似古蜀王宫遗存；2011年至2017年，新确认外廓城北城墙及月亮湾、仓包包两座小城，逐步厘清“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郭布局；2017年在西城墙北段内侧发现三星堆二期“河边祭祀区”，丰富了祭祀体系的研究维度 。
四、科技赋能：新坑发掘与文明解码（2019年至今）
2019年11月，三星堆考古迎来新一轮重大突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2号祭祀坑展示平台下方开展勘探，由冉宏林、雷雨等考古领队确认3号祭祀坑存在，随后相继发现4至8号共6座新祭祀坑，形成8座祭祀坑集中分布的格局 。此次发掘首次启用恒温恒湿考古工作仓、现场实验室等先进设施，集成高光谱成像、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建模等技术，构建“传统技艺+科技分析+数字手段”的保护体系 。
截至2022年5月，6座新祭祀坑基本完成野外发掘，出土编号文物1.4万余件，其中完整器超3155件，包括金面具残片、铜顶尊跪坐人像、虎头龙身青铜像、神树纹玉琮等重磅文物，8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神兽成为目前三星堆体积最大的动物造型青铜器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新祭祀坑埋藏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的商代晚期，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年代争议 。
2022年至2024年，考古队在遗址内发现距今3500年至3400年的玉石器“生产车间”，出土4000余件相关遗存，确认19种玉石材质多来源于龙门山地区，填补了古蜀手工业体系的空白 。2024年7月，通过新发现的建筑基址、水门、城门遗迹，考古学家确认三星堆古城已有清晰城市规划，北为宫殿区与手工业作坊区，南为祭祀区，形成功能分区明确的都城格局 。2025年9月，多学科研究成果发布，提出三星堆曾爆发内战、神权贵族集团受冲击的学术观点，涵盖铸造工艺、作物耕种、文物保护等多个领域 。
五、发现历程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三星堆近百年的发现历程，是中国考古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缩影。从1929年的偶然发现到2019年后的主动性考古，从单一器物发掘到多学科协同研究，技术手段的进步与研究理念的革新，使这座古蜀都城的文明密码逐步被破解。其学术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格局。新祭祀坑出土的铜尊、铜罍源自中原殷商文化，玉琮关联甘青齐家文化，玉璋、玉戈与河南、山东等地遗存存在联系，证明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文化交流融入中华文明整体体系 。二是构建了古蜀文明的发展序列，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与金沙遗址的传承衔接，填补了长江上游青铜时代文明的历史空白。三是推动了考古技术的创新突破，在脆弱有机质文物保护、数字化发掘、AI辅助修复等领域形成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
从文化意义而言，三星堆的发现历程重塑了公众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其神秘的青铜造型、精湛的工艺水平，不仅展现了古蜀先民的非凡创造力，更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2013年三星堆入选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与金沙遗址启动联合申遗，其全球文化价值获得广泛认可。
结语
近百年的探索与发现，让三星堆从一座乡野土堆变为世界级考古遗址。从燕道诚偶然触碰的玉石坑，到如今多学科协同解码的古蜀都城，每一次发掘都伴随着惊喜与突破，每一项成果都深化着对中华文明的理解。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高等级墓葬的寻找、文字遗存的探寻、文明消亡原因的考证等诸多谜题尚未破解。随着科技考古的深入与跨学科研究的拓展，这座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殿堂，必将在未来带给世界更多震撼，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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