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衢州日报）

转自：衢州日报

柯兰

河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沿着河流形成的最早村庄，不仅为先辈提供了生存发展的丰富资源，也滋养着沿岸而居的后代的文化与灵魂。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一大批来自北方的姑蔑人，就把村庄建在水网交错的衢江两岸。

那一天，我们循着衢江北岸的衢州诗画风光带来到衢江区云溪乡孟姜村。省考古专家兼省文化特派员张森带着我们，沿衢江边隐约的考古标识走向一个个低矮的土墩。一路上，苔草与藤蔓匍匐铺地，无名小花与嗡嗡蜜蜂点缀其间，似乎在为商与周的纪年作注解。循着新建的台阶走上土墩，我发现这些土墩已经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孟姜1号墩、孟姜2号墩、孟姜3号墩等。深埋在这些土墩背后的隐秘村庄，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西周的文明遗存。

曾经翻阅过《左传》《逸周书》《国语》《吴越春秋》等古籍，在看到眼下的考古实证后，我一下子感悟，这些土墩背后的隐秘村庄，所有文献和考古实证似乎都指向迷雾中的“姑蔑国”。姑蔑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但并非原生衢州，而是来自黄河流域的“北姑蔑”。周初东征践奄（今山东曲阜）后，姑蔑作为被征服的部族，开始了举族南迁的漫漫征途。他们经历了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跨越，并经赣东北进入浙西衢州。他们顺着山隘丘陵和河谷滩流，各自寻找适合生存的空间。兜兜转转间，他们把脚步停留在衢江边的低丘缓坡上，脚下是金衢盆地肥沃的土地，身边是日夜奔流的衢江，与北方的生存环境相比，水与土的质量和便利条件简直太优越了。于是，他们在此结庐建村，开荒种地，成为衢江沿岸最早的先民。在这片新的陌生的土地上，在与衢江的朝夕相处中，他们亲手创建出江南最原始的村庄，也与其他族人一起打造出一个新的姑蔑国。

姑蔑人的举族南迁，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移，而是文明属性的重塑。剥开历经风霜的封土，是早已封闭的一条条墓道，长眠于此的人早已化成土，留下那些被岁月尘封了三十多个世纪的老陶器、原始瓷、古铜器和老玉饰，在考古人的细心呵护下，它们开始一一重见天日。一块质地粗糙的老陶片，带着时光的温度，见证着姑蔑人的生活日常：炊烟袅袅的茅草屋旁，妇人们正用它盛放谷物；篝火熊熊的台地上，男女老少正围着它祭祀祈福。商周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文化符号蜕变为甲骨文的特殊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做出如此精细的器物，足见姑蔑人的智慧与技艺。

在这里，还有一座高等级的墓葬，墓室采用两面坡“人字形”结构，这种之前仅在越王勾践父亲允常的印山越国王陵中出现过的最高等级葬制，首次出现在浙西地区，暗示着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随葬品是数百件青铜器、玉石器，还有一套造型精美的青铜车马器。这些长江以南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西周车马器，包括銮铃、车軎、车辖等构件，其纹饰中的夔龙纹与陕西长安西周墓器物如出一辙，又在细节处融入越地特色，它们比秦始皇陵的铜车马早五百多年，是中原礼制传入南方的直接证据。在多山多水的浙西地区，《越绝书》记载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为何会出现中原独有的车马器？考古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姑蔑人标榜自身正统性的政治象征。

墓道的封土之下，散发着阵阵带着远古气息的稻香。整个遗址群里出土的碳化水稻、大豆种子，以及猪、羊、黄牛骨骼，让我们感受到稻作文明的经济模式。遗址中的石磨盆、骨耜等农具，证明当时已经掌握了谷物脱壳和深耕技术。可以想见，这个商周时代的村庄周围，稻谷年年秋黄，江南版农耕文明的印记如衢江浪花般滚滚而来。

远望仿玉玦造型的衢江姑蔑古国考古遗址博览园，我感觉如同打开了一个尘封三千多年的历史盲盒。撩开商周村庄的神秘面纱，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因密码——它证明，正是无数像姑蔑这样的古老部族，在迁徙与融合中共同书写了华夏文明的辉煌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