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短歌行》和曹丕的《燕歌行》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近年,比较大部头的文学史书一般都征引这两篇(例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书店民国廿九年序本,页177、页183)。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征引了《短歌行》的前几句,将《燕歌行》由头到尾抄录在书中。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花了四百多字符串讲《短歌行》的内容,同时引录《燕歌行》全诗并附加扼要的评语(第三编第一章第一节)。
张隆溪教授也很看重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张教授2023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第四章有一节名为Leaders of the Jian’an Period: The Three Caos,指“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
在专论三曹(Three Caos)的部分,张教授为读者提供了曹操《短歌行》的片段译文(pp.53-54)和曹丕的《燕歌行》英译(p.55)。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不过,细看之下我们发现:《燕歌行》英译只是译文行数与原诗相当,实际上它是个删简版本。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张教授的《燕歌行》英译在accuracy方面也出了问题(accuracy=准确传达原义)。《燕歌行》的张译文是这样收结的:
The bright moon shines on my bed,The stars are moving and the night still young.
Even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ing Girlcan meet,
Why can’tyoufind homeand come along!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夏传才《曹丕集校注》页21)
《曹丕集校注》
我们发现,原诗中有“星汉”“河梁”,而译文完全没有反映。此外,诗末的can meet 和 you find home, 意思都与原诗原义不相符。实际内情是怎样的?
本文将考索牛郎、织女(双星)传说在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发展情况。文本关注双星和“星汉”“河梁”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中的“命运”。
福山泰男《建安文学の研究》,汲古书院2012年版。
“星汉西流”的“星汉”
曹丕《燕歌行》写思妇“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她尝试用音乐、歌曲来排遣相思之苦,可是,一直到了深夜她都不能放下愁绪,进入梦乡,她察觉到:
The bright moon shines on my bed,
The stars are movingand the night still young.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曹丕集校注》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指思妇因夜不能寐,抬头看夜空,见到“星汉”。所谓“星汉”,源于“汉(汉水)”。
先秦诗集中,《周南・汉广》篇也有提及“汉(汉水)”: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
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之广矣”指汉水很宽。《燕歌行》中“星汉西流夜未央”的“汉”,原为人间的汉水,古人以地上之河水命名天上星带,所以才有“星汉”的说法。这体现了“天人相应”的观念。
《韩诗外传》引《汉广》“汉有游女”
天上有天河这观念,《诗经·小雅·大东》也是目前可考的早期文献,其中有诗句:“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所谓“有汉”,就是有星汉、河汉。
《诗经・大雅・云汉》写: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所谓“云汉”,指天上银河。句意是:那银河多么高远啊,白光闪亮回旋在天。
可见,天上有“天汉”的观念已经不止一次在《诗经》中出现,这奠定了将银河称为“天汉”、“云汉”、“河汉”的基础。
《周南・汉广》写“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很可能是指:隔河有游女(彼岸之女),“我(此岸之诗人,或叙述者)”难以追求彼岸之女。
台湾黄永武教授认为:“汉水太广,不能潜泳而渡;汉水太长,不能乘筏而达。这茫茫的长江,荡荡的汉水,暗比情爱追求的鸿沟天堑……(《中国诗学・思想篇》,巨流出版社1979年版)。
《秦风・蒹葭》也有“(伊人)隔于水”的情节,诗人将“为水所阻,求女不得”的意思似乎表达得更清楚。《蒹葭》的第一章:
清肆雅堂刊本《诗经》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在水一方”应即“在河水的另一端”。伊人隔河水,而河水难以逾越,所以,伊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伊人的追求者,表现出来的是低回流连。
回看曹丕《燕歌行》“星汉西流夜未央”这句,张教授的译文是“The stars are moving and the night still young.” 这译文,显然是有“stars(星)”而没有“汉 / river”。
由于“星汉”是“河”,所以它可以“西流”。这是意象群的前后搭配(collocation)。
然而,张译文中,只有星(The stars)而没有river,自然就不必配用表示“河水流动”的词,译文之中也就没有“流”之类的意思。
曹丕画像
“牵牛织女遥相望”的“遥”,指分隔甚远
曹丕《燕歌行》结尾处写“遥相望”,意思不是张隆溪教授所表述的can meet,而是“只能遥望,不能相聚”之意。 换言之,张教授译文can meet,这正是原义的相反。
下面,我们检讨另一位译者 (Ronald. C. Miao)是怎样翻译《燕歌行》的。R. C. Miao 译文的结尾部分如下:
洪淑苓《牛郎织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The brilliant moon shines upon my bed,
Stars,the Milky Way, stream westward; the night not even half over.
Herd Boy and Weaving Maid, you gaze at each otherfrom afar,
Why are you confined alone tothe “river” bridge?(R. C. Miao)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以上译文,见于 Wu-chi Liu and Irving Yucheng Lo, eds.,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6。
Ronald C. Miao 的译文 gaze at each other from afar, 其中的afar 就是“隔远”之意。“遥相望”在张隆溪教授笔下变成了can meet, 这译文显然完全没有“遥”义。
夏传才也认为,双星不能相会(夏传才《曹丕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页22。)
张隆溪教授译成can meet, 原因是什么?其内情,是值得深究的。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尔独何辜限河梁”的“尔”, 用于指代复数
“尔独何辜限河梁”这句,张教授翻译成: Why can’tyoufind home and come along! 这译文的意思是:“为什么你找不到回家的路……?”
可见,原句中的“尔”被译成you。
然而,曹丕《燕歌行》中这个“尔”,是指you 吗? “尔”就是思妇心中所想念的那个“君”吗?
“尔”,在汉朝之前的诗集中也曾出现,例如《诗经·桧风·羔裘》: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
岂不尔思?劳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岂不尔思?我心忧伤。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岂不尔思?中心是悼。
《奎壁诗经》
“汝”和“尔”在春秋以前,有粗略的分工。
“汝”(古作“女”)多用于主语和宾语位置,如《左传.僖公四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左传.定公四年》:“余将杀女。”另一方面,“尔”多用作定语,《论语.公冶长》:“各言尔志”。
“汝”多用于单数,如《论语.为政》:“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谓,孔子说:“子路,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杨伯峻《论语译注》)
“尔”多用于复数,例如《书.汤誓》:“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意谓王说:“你们过来,听我说。”
孙家鼐《钦定书经图说》,1905年版。
“尔独何辜限河梁”是指:你们(双星)究竟犯了什么错,竟然被罚,受制于桥梁、分处于两岸(而不得相会)?
“何辜”的“辜”,通“故”,指原因。“何辜”,就是何苦、何罪。一说:“辜”通“故”,“何辜”即什么原因(杜祖贻、刘殿爵主编《中国文学古典精华・中册》香港商务印书馆,2016年,页239)。这里,如果作“什么原因”解,应该是指: 因为双星违反天规(所以被天庭惩罚)。
张隆溪教授将“尔独何辜限河梁”译成:Why can’tyoufind home and come along! 基本的意思是:“你怎么不回家?”这译文,特指“君”。
总结一下:原诗的“尔”指“你们 (牛郎织女)”,而张教授笔下的you 只指“君”一人。这样解读,恐怕是不妥当的。此外,这译文也没有像原诗句那样有“辜”的意思)。
杜祖贻、刘殿爵主编《中国文学古典精华・中册》
“尔独何辜限河梁”的“河梁”
“尔独何辜限河梁”中的“限河梁”,张隆溪教授完全不顾。
“河梁”,是什么?
河,指天河;梁,指银河上的桥梁。“限”,指双星“受限制”。
牛郎织女传说中的桥,似乎是后起的——先有天河,后有桥。曹丕、曹植的年代,有没有传说中的“鹊桥”?
我们只能确定,曹丕心中已经有“河梁”的观念。但是,曹丕没有说到“鹊桥”。
曹植 (192—232)作品中,牛郎独处无侣,连“河梁”都没有。
《文选》曹植《洛神赋》有“叹匏瓜之无匹,咏牵牛之独处”之句,似乎是以独处的牵牛自喻为不得宠的孤臣。“牵牛之独处”自然是指“牵牛没有和织女聚会”,也谈不上“河梁”以供双方往来。
关于河和渡河,专研牛郎织女神话的台湾学者洪淑苓认为,晋宋人的想象集中在织女渡河,而且以为织女既是“星神”,应该也有轻车骏马,自由驰驶过银河去会牛郎。后来,出现“乌鹊衔石填海”的想象(叶涛、韩国祥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41)。
叶涛、韩国祥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洪淑苓认为,“鹊桥”母题之形成,从晋朝迄唐宋之间,大抵经过 “车驾渡河”、“乌鹊衔石填河”与“役鹊为桥”三个阶段的发展。
按洪淑苓这研究,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先有河,后有车渡河,然后又有填河为桥。
不过,笔者相信,故事的发展未必是直线性的。中国幅员广大,某时某地之牵牛织女故事中没有天河桥梁,不代表另一地的故事中也没有天河桥梁。
线性的历史叙述 (linear historical narration ) 有其便利历史编纂的“好处”,因为单一的叙述线更容易书写成文(成书),但是,在现实世界,传说的发展可以是多线多方向的,实际上是复线历史(bifurcating linear histories)的发展形势,不必只局限于单向度的直线的发展,例如,“天河”之说固然是主流,然而,南朝宋谢庄《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这样写:“芝驾肃河阴,容裔泛星道。”(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83年版,第2卷)。
可见,在“星河”之外,另有“星道”之说,“河”不是唯一的历史发展方向,也存在“路”的一脉(虽然此脉并不显赫)。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复线历史”有系统阐述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引《淮南子》记载“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叶舒宪、谭佳《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2016年版页195)。
到底“鹊桥”是否西汉已经出现?这点未可遽定――我们不能排除“填河成桥”出现在曹丕写《燕歌行》之前(洪淑玲却推测:“至〔南朝〕梁为止,鹊桥之说应未盛行。……鹊桥传说在唐朝兴起…… ”语见洪淑苓《牛郎织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88年版页50、页53)。
然而,情况会不会是:“鹊桥”早已出现,只是流行的范围不够广,流行于此地却不流行于彼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依循“单线发展”写成的“鹊桥形成史”便是一种简化或者压抑。
关于线性历史观,读者请参看王泛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一文,收入王泛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9-68。“线性历史观”可以左右撰史者的写法。不过,王泛森所谈,重心在观念和社会进化论,而不是神话故事是单向还是分头繁衍。笔者注意到王泛森点出“把并时性的拉成是纵贯的、历时性的”,语见上揭书,页50。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增订本)
有了鹊桥,双星仍然分隔天河的两岸、聚少离多
在牛郎织女故事之中,鹊桥每年只在七夕(七月初七)之夜才出现,其他日子没有鹊桥可通两岸,所以,牛郎、织女受限于鹊桥之不常有。
银河也被称为“银汉”“天汉”“星汉”“河汉”等,汉朝以来不少诗篇都与它相关,《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写到“河汉”: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纎纎擢素手 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古诗十九首集释》
《迢迢牵牛星》的“牵牛星”、“河汉女”,就是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星。诗句没有提及“河梁”,却有说到:“河汉清且浅”。“(黄)河”“汉(水)”都是华夏大地有名的河流名称。
因为河水阻隔,没有桥横跨那天河,所以那“河汉”虽然水浅,却也能阻隔了男、女双方相会(“相去”=相距)。
曹丕所写“限河梁”,指受限于天河无桥梁,河水就是阻隔。牛郎、织女双星每年只能在七夕(七月初七)之夜才有机会过鹊桥相会。
东汉、魏晋时期,逐渐出现“七夕”与织女相关的民俗,尤其是女子在七月七日向织女乞巧。唐代文人诗歌中有“七夕相会”的描写,如白居易《七夕》、杜牧《秋夕》诗。
到了宋朝,“七月七日夜,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说法固定下来,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版本。
既然按广泛流传的版本,一年只有“七夕”双星才得相会,鹊桥自然也配合只在“七夕”才有,过了“七夕”,牛郎和织女各归原位。
换言之,牛郎和织女聚少离多。
《“牛郎织女”传说研究》
“河梁”在中国广为人知,却是许多域外(例如英语世界)读者知识结构以外的事物。因此,如果说天上有river bridge,在一些外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银河故事的谱系(东汉—唐宋)
上文提到,“尔独何辜限河梁”这句,Ronald C. Miao 翻译成 Why are you confined alone tothe “river” bridge?
心细如发的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译文中的 the “river” bridge。注意什么?注意到那river 被译者置于引号之中。
天上有河(还有“河梁”/bridge),这说法可能令英语世界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Ronald C. Miao 为river加引号,表示这river不是真河。然而,“天河有梁”在东方却是有案可查的。
《小雅・大东》“维天有汉”
战国时期,作为自然星象名称的“天河”已经出现,例如先秦典籍《尸子》(已散佚,有辑本)中明确提到:“天河左旋,星辰随而东西。”这表明,至晚在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观测到银河的旋转运动,并赋予了它“天河”这个形象的名字。
先秦诗篇中有牵牛、织女名称,似未出现“鹊桥”或“河梁”的情节。西汉《淮南子》等书有“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的记载(不过,这是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所引)。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叶舒宪, 谭佳《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这是目前可见较早明确记载鹊桥的文献。此时“鹊桥”作为连接银河两岸的载体,已成为传说的核心要素。
到了东汉末年,“河汉”在诗作名篇中出现,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等句,已将银河(河汉)作为阻隔牛郎织女的爱情屏障,“天河”由此成为一个文学意象(《古诗十九首》写成于东汉末年,这大概是大多数学者可以接受的论断。)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有Burton Watson 的英译,见于Burton Watson, Chinese Lyricism, p. 28):
《古诗十九首初探》
Far far away, the Herdboy Star;
bright bright, the Lady of the River of Heaven;
slim slim, she lifts a pale hand,
clack clack, plying the shuttle of her loom,
all day long—but the pattern's never finished;
welling tears fall like rain.
The River of Heavenis clear and shallow;
what a little way lies between them!
only the span ofa single brimming stream—
They gaze and gaze and cannot speak. (p. 28)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以上译文,见于Burton Watson,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lumbia UP, 1971, p.28。
Burton Watson, Chinese Lyricism. Columbia UP, 1971
到了唐代,诗人也用“银河”这样的名称。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银河”即“天河”,意象雄浑壮阔,达到审美巅峰。
宋人陆游《杂兴十首·其三》写道:“何由挽得银河水,净洗群生忿欲心?”(《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卷)意指:就连天上的河水,也冲洗不完世人的忿欲心。
上引Burton Watson 译文第七行的 The River of Heaven,是异化翻译法的产物,等同西方文化中的the Milky Way(关于“异化翻译法”,请读者参看下面两节)。
《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英语世界的the Milky Way
“天河”“银河”的归化翻译 (domestication) 应该是 the Milky Way。
关于英语世界中the Milky Way这名称的来历,近人有解释:
The ancients, who did not possess the dubious blessing (from an astronomer’s point of view) of the electric light, were well aware of this luminous band. To them it looked like a milky cloud. The Greeks called itgalaxias kyklos(“the milky circle”), and the Romans called it via lactea, which directly translates into the English as the Milky Way. The English term galaxy comes from the Greek version of the name. (Subal Kar,Physics and Astrophysics: Glimpses of the Progress.CRC Press, 2022, p.211)。
上面那段话的重点是:the Milky Way源自 galaxias kyklos,意为“白之环”。罗马人翻译为 via lactea,即“乳之路”。via lactea 这个词,直译成英语,就是 the Milky Way。
Subal Kar, Physics and Astrophysics Glimpses of the Progress.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赵景深将the Milky Way译为“牛奶路”(1922年)。这是“异化翻译”。
赵景深的“牛奶路”成为有名的翻译案例,先有鲁迅提出反对意见,后来(二十一世纪)还有中国学者申说鲁迅之见解,进一步探讨此译之非(参看《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
《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录有一段评论,提及:“赵景深先生将‘银河’译成‘牛奶路’的公案,近年颇有为尊者、贤者讳的,加以各样的解释,似乎这样译不但不错,而且有理。其实,大可不必。赵先生误译之文不止这一处,但无妨先生的成就与学问。倒是从无理中定要找出理来,反倒弄巧成拙了。”
“牛奶路”译文引起争论,问题出在“异化翻译”令一些读者感到不妥。“异化翻译”初出现时,固然显得又陌生又异常,赵景深还将Milky错认为“牛奶”(其实, Milky原指乳白色,不专指牛奶。为什么Milky和牛无关?因为,按传说,那Way是女神赫拉的乳汁溅洒到天空而形成,不是牛奶溅洒所成)。
罗新璋等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河”和“Way(路)”:异化翻译
如果从事“外译中”的译者必须注重目的语的文化语境和固有名称,则汉语世界早有“银河”这样既优美又准确的现成词汇可供译者用来对应英语世界的“the Milky Way”。
然而,赵景深选择了异化翻译法——译为“牛奶路”。
另一位学者Burton Watson做的是中译英。他也用异化翻译法,将“河汉”译成The River of Heaven (而不是 the Milky Way)。
Burton Watson为什么这样翻译?
如果必须考虑目的语(英语)的文化语境和读者顺利理解,则英语世界早有 the Milky Way这样现成词汇可供Burton Watson使用(读者可以参看上文所引R. C. Miao的翻译)。
Burton Watson大概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路/Way”的阻碍程度不高(人们只需过路便可),“路/Way”不像“河”那样以水分隔彼此,所以,译成The River of Heaven是比较能配合“阻隔话语”的。
[美] 韦努蒂《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River”和“Way(路)”,张教授怎样选择?
张隆溪教授颇重视中西之间文化的“同”(而不是“异”)。
张教授强调,我们既要看到文化之间的不同,也要看到彼此的相同,“文化的各个侧面都要了解清楚才好。不要过分强调‘异’,而忽略了‘同’”(参看《海韵文艺副刊》2024年8月6日,页15)。张教授抨击“非我”。
不过,在“河汉”这个翻译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传统话语认定夜空中的“星光带”是“河”,而西方文化中那称为“路/Way”――the Milky Way。
“河”与“路”,明显有异。
《the Milky Way》
我不知道张教授会不会强调“星汉”翻译案之中“同的一面”?这是悬案,因为张教授在讨论“三曹”文学时没有提供分毫线索供我们推测――“星汉”“河梁”张教授都没有翻译。
若以“同”而论,the Milky Way和“银河”都着眼于颜色之白。the Milky Way一词,曾有变体如Milken-Way、Milk-white girdle、Milky Cercle等,表示颜色的“奶;奶白色”成为构词的重心,这相当于汉语中用“银”字指天河之色白。
在颜色方面,中、西方文化对天上“星光带”的描述是有相同点的:白。
《秦观集编年校注》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第46-48页也讨论《古诗十九首》,但是,这部分没有提供《迢迢牵牛星》的英译,自然也没有“河汉清且浅”的译文。
幸好,书本的稍后,有张教授翻译“银汉”的实例。在张教授讨论Late Northern and Early Southern Song Literature的部分,张教授为读者提供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词的翻译:
Dexterous are the woven clouds,
Flying stars pass on sorrowful news;
Secretlythe Silver Riverthey now cross.
Meeting once in the golden wind and clear dews,
Numerous human reunions they surpass.
Soft as water are their tender feelings,
Their happy moment like a dream.
How unbearable to look back at the Bridge of Magpies!
But who needs to be day in and day out,
If in their hearts love forever resides! (Zhang 2023:237)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词笺注》
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词中有“银汉迢迢暗度”之句。张隆溪教授怎样翻译其中的“银汉”?
上引译文的第三行,我们发现 the Silver River。
张教授以the Silver River 来代表“银汉”,没有使用西方惯用的the Milky Way。
有些读者会判定,这种做法就是“不在乎差异”(indifferent to difference),意思是,无论如何,英语世界的读者只能接受异文化(汉文化)的话语形态: 中国人说是“河”,就是river,译者是不理会(indifferent )有差异还是没有差异,也不关心读者的解读过程有没有困难。
这个the Silver River案例说明,张教授有时候也选择呈现“异”。
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对翻译上的“存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讨论颇多,读者如果对“异”感兴趣,不妨参看 L. Venuti,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1998)。此书有中译本:韦努蒂撰;蒋童译《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2019年版。
Venuti,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1998)
结 论
笔者论证了《燕歌行》结尾的意思不是张隆溪教授的译文所示的双星can meet﹔此外,“星汉”“河梁”也是双星神话的必要环节,张教授却放弃“星汉”“河梁”。
张教授认为双星can meet, 原因为何?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张教授先将“尔”理解为单数的“你”有关?(笔者认为“尔”是“你们”,不是“你”。)
无论如何,张教授译文中,既没有“星汉”,也没有“河梁”,can meet意味着“没有阻障”,所以,can meet的“配套”竟是: “星汉”和“限河梁”在张译文中被抹除。
换言之,《燕歌行》原诗所呈现的爱情隔阻,都在张教授的翻译过程中被化为乌有。
在汉文化中,双星神话是以天河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天河配有“河梁”,“河梁”助双星克服隔阻,但是“限河梁”才是常态(所以受限者聚少离多:双星每年仅有一次机会相聚)。
《三曹诗选》
曹丕《燕歌行》使“星汉”“河梁”神话进入文学世界。张隆溪教授使“星汉”和“河梁”离开文学世界。
当然,人们可以说,“星汉”“河梁”纯属虚构,又是神话的枝节,因此,其“重要性”似乎不是很高,况且文学通史难顾及文本的细节……
“难顾及文本的细节”应该是实情,相信大家都可以谅解译者的苦衷。不过,文本细节包括神话的细部,形成了文化传统,在曹丕的年代已经有相当的规模。这些文化传统,若说不重要,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
在汉文化中,牛郎织女这个神话源流,有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答案是:牛郎织女故事已经列入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郎织女的神话是公众性叙事的产物,它有一定的民族凝聚作用(solidarity),同时,星汉和河梁分别象征“爱情隔阻”与“鹊桥相会”,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浪漫意涵。
文学史书有凝聚国家的作用(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增订版页138),这作用和神话作为黏合剂(共同的价值),其实有相同之处。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附记一: 《红楼梦》的“白首双星”也凭空消失
本文花了些篇幅分析“遥相望”为何不是张教授所表述的can meet。
牵牛、织女星,简称“双星”,他们分处银河两岸的故事,是一个分离的母题(motif,指一个反复出现的情节、意象或语言片段,用来强化主题)。
清代小说《红楼梦》有个回目提到“白首双星”,涉及女主角史湘云和一枚金麒麟。批语提示,此回(第三十一回)写金麒麟,是伏笔。
可是,“白首双星”此后就再也没有在小说故事中出现――“白首双星”凭空消失了。程伟元、高鹗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也没有情节呼应前文的“白首双星”。
《石头记》(庚辰本) 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不少红学家据批语所示,推测后文(第八十回以后)应该有史湘云和贾宝玉结缡的情节(婚后两人相守,白头到老,成为“白首双星”),其事应与金麒麟相关。
不过,朱彤在其文章《释“白首双星”――关于史湘云的结局》中,对“白首双星”提出独特解读。朱彤将“伏白首双星”视为象征分离和悲剧命运的预言,而非传统的“白首偕老”婚姻圆满。
朱彤的解释核心是:“白首双星”借鉴牛郎织女神话――虽有“双星作合”之象,却每年仅七夕相会,其余时间长期分离,充满痛苦与无奈。
将双星分离故事套用于史湘云的未来,朱彤指出,湘云的结局正是这种分离命运的实现(后四十回中史湘云的丈夫早逝,她独守空闺),前八十回的铺陈因此得到内在呼应,而非“失伏”。
笔者个人的看法是:朱彤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双星盼望聚合,但是,外在条件不允许,所以他们聚少离多。至于史湘云和爱侣之间的“爱情隔阻”是什么,我们相信小说家有妥当的安排。
朱彤《朱彤红学论集》,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综合来看,“白首双星”之所以成为红学论争焦点,是因为它牵动了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文本内部前后伏笔与收束是否一致,人物情感线怎样更合乎“红楼艺术逻辑”。
二、版本与作者:(1)曹雪芹遗稿有无。(2)程高续补多少。(3)脂砚斋批语是否可靠。(4)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的作者划分能否成立。
三、批评立场:是把红学主要看成考证学(外证――脂批在文本之外),还是把美学、叙事与象征结构的内在分析也纳入“红学”范围,不同的取态势必左右对“续书有罪/有功”评价。
从研究方法上讲,围绕“白首双星”的红学论争,正好呈现出:考证派、文本派与综合派在同一个细节上的不同用力方式,也为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示范性的案例。
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
附记二:史家、译者的取舍权力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转引自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9)意思是,孔子编撰《春秋》时,或记录,或删削,弟子们无不遵从。
史家有权从海量的史料之中选择自己要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裁剪成史文;削),那么,和史家角色近似的译者面对原文(the source text)的种种细节,有没有权力选择呈现原文的这些细节而不呈现原文的那些细节?
史家、译者笔耕的最终产品,都是文本(texts)。史家产出historical texts, 译者产出translated texts。
《春秋学史》
按照传统译论(“金科玉律”),译者只能充当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协调者,要避免“显山露水”、要压抑主体性,所以“译者的隐身”(invisibility) 之说一度甚嚣尘上。与此相对,被特殊目的所主宰的翻译,可称为rewriting (重写)。
然而,在具体的语言运作方面(英译汉;汉译英),译者有所取舍、做动态妥协,都是难以避免的,否则,产出极致source-oriented的译文,势必令人无法卒读。
因此,译者应该也有权选择的,尽管只是有限度的选择权,译者也受制于种种前设条件。
应该得到全译(full translation)的文本,例如法律文本,如果被译者省略掉部分内容,那译本就成了“删削本”,删削严重的话只能称为“节译”。
因此,译者怎样使用他的权力,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例如:译者运用选择权是否运用得合情、合理?他的选择,虽然合理,但是不合情?他的选择,虽然不合理,但是合情?……
关键在于译者的选择是建基于什么理由?
上文就是叩问:张隆溪教授选择不呈现“星汉”“河梁”,是基于什么理由。笔者相信,选择不呈现,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
洪涛《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知识障》
传统的译论往往要求译者尽量“忠于”原著(就是:不主张译者按己意自行删削;译者须保留原义)。有人将译事的“忠于原著”压缩成单字“信”,例如: 严复(1854—1921)言“译事三难:信、达、雅”。“三难”中的“信”,近似“忠于原著(the source text)”。
“信、达、雅”中的“信”,和“信史”中的“信”,是同一个字。因此,译学和史学家都重视“信”。
张隆溪教授的书,既涉翻译,又是史书,那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有没有做到“信”?
附记三: 宋词中的双星(牵牛、织女)
北宋秦观(1049–1100) 在诗、文、书、赋等方面均有成就,但以词最为后世推崇。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既写“银汉”,又写“鹊桥”,其词如下: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
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杜祖贻、刘殿爵主编《中国文学古典精华・中册》,香港商务印书馆2016年页419)全篇借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赞颂坚贞的爱情,强调真爱不在于朝夕相守,而在于心灵契合。
朱淑真(约1135—1180)也撰有《鹊桥仙》词,她也写到牵牛、织女之间的离合。朱淑真《鹊桥仙》如下:
巧云妆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
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
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
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朱淑真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朱淑真说:“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意思是:希望能“暮暮朝朝”(爱侣朝夕相守),不要一年才一见。
朱淑真这样写,翻过了秦观原句,出了新意。
渴求“暮暮朝朝”,似乎反映朱淑真抗拒与爱侣分离。也许,有些学者会从朱淑真这首词“发现”女词人“反抗”前人意见或固有话语的心绪。
牛郎织女传说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影响华夏民俗的许多方面,所以,对这传说的学术研究也就跨越民俗学、历史学、文学、文化传播学等多个领域。
附记四: “线性历史”与文化名人
本文谈及线性的历史叙述 (linear historical narration) 有其便利编写的“好处”,但是,这类历史叙述往往有“压抑”的负作用。
在洪涛《谁向禅宗求慰藉?——唐宋三大家的教缘和心灵疗治(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二)》一文中,笔者也注意到linear history的问题,笔者谈到:“……以上所言,不是说佛教入中土后是‘直线发展的’。天台宗在隋朝已由天台智顗大师打下基础,而禅宗史上的大事则是六祖惠能(638-713)和《六祖坛经》的出现。不过,这不代表天台宗已被禅宗完全掩盖。”这段话中的“不过……”就是提醒读者:天台宗一脉也在发展。读者不要以为天台宗被禅宗所掩盖。
《六祖坛经笺注》
单论天台宗和禅宗在“佛教的中国化”角色,天台宗胜在理论建构完整,禅宗胜在推动佛教深入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这两宗可谓分头并进、各擅胜场。
笔者的文章还提及:韩愈斥佛,柳宗元“用佛”,苏轼“即佛”。从唐到宋,这三人正好画出一条由“敌对”经“调和”到“圆融”的思想光谱。
“敌对—调和—圆融”这条线,只限于三个文化名人的“领受”,给人的印象是“(文化名人接受佛教)循序渐进”。
然而,苏东坡之后的文化名人朱熹(朱熹比苏东坡晚出生约93年)中年后强烈批判佛教。朱子排佛,倒是与前朝的韩愈相同,因此,他和柳、苏不在同一条线上。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线性历史观”有利撰史者写出的史文(只顾“一脉相承”),但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也可能令读者产生“历史发展是单线循序渐进”“必然走向(某境地)”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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