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再工业化的文章，其实重点谈的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理论上不存在 “不能” 的结论，无非是时间而已。盖了一个工厂，拆了又盖，不过是复刻成本与时间的选择。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回流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它直接是从传统工业向后工业时代的跨越。
特斯拉在德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生产线上部署了约 1000 台机器人，不存在国内学者所说的 “人工太贵玩不起” 的问题，直接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的占比被压缩到 10% 以下。后工业时代的战场，不再是人海战术，而是无人化的全域扩张。
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美国要领军后工业时代，要在制造业回流的格局下直接完成产业升级；中国要领军后工业时代，就要面临 “旧的饭碗打破了，新的饭碗还没造好” 的阵痛。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通缩的背景下，失业率从纸面数据看，与美国的压力差不多：美国 11 月失业率是 4.6%，中国是 5.1%，二者都远离 7% 的风险警戒线。但实际就业压力，中国更大。因为美国的统计口径是总人口，而中国的统计口径是城镇人口，不包含 5 亿农业人口；就业统计中灵活就业人口纳入核算，农民工出现返乡潮时，不计入失业人口。
后工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被马克思称之为 “商品产生剩余价值唯一来源” 的可变资本 V（雇佣劳动工资），占比将无限趋向于 0。特斯拉超级工厂当下的可变资本 V 占比不到 10%，未来或许只需十年，这一占比就会逼近 1%，而创造的财富，用马斯克的话来讲，会呈指数级增长。那么，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便要直面深刻的现实矛盾：既要保就业 —— 这是 “三稳” 中的第一稳，又要加快产业转型，走出中美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矛盾该如何破解？董明珠在企业内部部署智能装备，刘强东提出未来五年要采购 300 万台机器人，而吃瓜群众却在质疑：都用机器人了，谁来消费？
走出这种两难困局，关键要有超前思维，彻底改革分配制度。
第一次分配与第二次分配的结构变了：第一次分配的占比会越来越小，二次分配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而约束体制性成本，才是分配制度改革的“神之一手”。
结论是：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主动打破旧饭碗。在这道两难选择题中，分配制度的改革是破局的核心。唯有实现社会保障的全面升级，至少将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约 3%），提升至全球平均水平的 15%-25%，中国才有可能在后工业时代的全球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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