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湘江之畔，湘潭早已不是单纯的商业重镇。自明万历年间筑城以来，这座沿湘江绵延七里的城池，凭借水陆枢纽之利成为云、贵、川货物集散之地，帆樯云集、店铺林立，赢得“小南京”的美誉。然而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陷落的噩耗，让湘潭卷入南明抗清的烽火。
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部途经湘潭时大肆屠戮，湘潭首遭残破。此后数年间，清军与南明军队在湖南反复拉锯，湘潭因其湘中枢纽地位，成为必争之地。顺治四年（1647），清军攻入湖南，南明督师何腾蛟与将领马进忠等退至湘潭、湘乡一带顽强抵抗，终因兵力悬殊溃败，湘潭一度落入清军掌控。同年十一月，李自成余部忠贞营（李过、高一功率领，二人为李自成侄、甥）围攻长沙，何腾蛟节制诸军呼应，长沙至湘潭一线战火连绵，城乡残破更甚。
顺治五年（1648），江西金声桓反正归明，南明抗清局势迎来转机，湖南战场展开大规模反攻。十一月初三，忠贞营主力击败清偏沅巡抚线缙、总兵余世忠部万余人，成功收复湘潭 。此时的湘潭虽经战乱，仍凭借残存的城防与粮储，成为南明联结湘赣抗清防线的关键点。何腾蛟自衡州轻骑入城，与堵胤锡、忠贞营及马进忠等部会师，制定了“堵胤锡率忠贞营东援江西，自率马进忠等攻长沙”的战略部署，一度让南明看到收复湖南全境的希望。
顺治六年（1649）正月，清军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率大军反攻湖南，连破长沙、衡阳，南明诸将不敌溃散。马进忠部为避清军锋芒，弃湘潭南撤，何腾蛟身边仅余三十名属吏与士兵，却拒绝撤离湘潭，选择困守空城。正月二十一日，清军将领李勇（原为何腾蛟旧部）率军入城，劝降这位南明太师、定兴侯，却遭厉声痛斥。何腾蛟绝食七日，期间吟作《绝命诗》：“天乎人世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以明不屈之志，最终从容就义，时年五十七岁。
永历帝闻讯痛悼，追授其“中湘王”，谥号“文烈”。湘潭百姓感念其忠勇，在窑湾陶侃墓侧为其立衣冠冢，即便历经后世战乱，这座衣冠冢仍留存至今。何腾蛟的殉国，不仅是南明在湖南抗清指挥中枢的崩塌，更让湘中抗清力量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
何腾蛟殉国后，济尔哈朗以“邑人多贰于圣朝”为由，实则为报复何腾蛟的抵抗及震慑湘中抗清势力，下令对湘潭实施屠城。这场浩劫自正月二十一日开刀，至二十九日方止，其中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为集中杀戮阶段，《湘潭县志》记载：“血迹尚鲜，腥臭逼人，立身无地……”，城中幸存者不足百人，市上仅存二三十人 。屠城之后，湘潭并未摆脱厄运，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特大瘟疫，“一乡传染一乡，十人病倒九人……甚至一门瘟绝，竟无人收拾”，叠加四五月湘江大水，积尸随波漂散，惨状无以复加。
康熙刊《湘潭县志》记载，屠城后全县仅存4653户、男女20053人；至顺治十一年（1654），“城厢户不满千”，百里之内荒无人烟，竟出现“猛虎寄穴城西头”“虎夜入城”的景象，城西灌园户一家十余人被猛虎吞噬，成为乱世的极端写照。五位僧人不忍白骨暴露，历时十余年拾捡枯骨数千石，筑墓三百余冢，在二圣寺故址立《湘燐化碧碑》铭记浩劫。
湘潭失陷后，南明在湖南的抗清态势转为分散游击，虽无能力再收复湘潭县城，但零星抵抗从未停歇。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军复湘，曾兵临湘潭周边，因战略调整未作停留便撤军，成为南明与湘潭最后的军事关联。此后，随着永历政权逐步西迁，湘潭彻底脱离南明控制，归入清廷统治。
湘潭在康熙年间后逐渐复苏，重获“金湘潭”之誉。湘江依旧奔流不息，而陶公山畔的何腾蛟衣冠冢，仿佛在默默回望那段城破人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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