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空闲的一天，珊姐姐来到广州白云山青龙岗探访澳门第一代“赌王”卢九之子，有着“澳门皇帝”之称的清末民初传奇人物——卢廉若的墓地时候，意外发现有一座清代四品官及夫人合葬的古墓“罗子骢夫妇墓“与之相邻，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在广州白云山青龙岗上，与卢廉若墓相邻的另一座规制相当，望柱、石狮、抱鼓石一应俱全，碑文镌刻“清诰授中宪大夫子充罗公”，属清代正四品官员墓葬，却在官修志书、宗亲族谱中近乎隐形，成为沉睡百年的“无史之墓”，十分神秘：为什么清四品官员的墓葬被历史彻底遗忘？
在现场，珊姐姐看到罗子骢夫妇墓墓的规制，能感觉到墓主人绝非寻常人物。这座占地300平方米的岭南风格“风字形”大墓，以灰沙三合土夯筑而成，质地坚硬如磐石，沿中轴线对称排布着花岗岩望柱、石狮子与抱鼓石台基，三级护栏层层递进，护岭上的祥云捧玉雕工细腻，墓前半月形月池与“罗山厚土”后土碑一应俱全，完全符合清代高品级官员的丧葬规格。
细看墓碑，上面写着“诰授中宪大夫”的篆书字样，是解开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根据《清史稿》记载，清代文职封赠制度中，中宪大夫为正四品阶，对应地方知府级别，需经朝廷恩诏册封方可授予，绝非普通乡绅所能企及。墓侧留存的“凤天诰命”碑，进一步印证了这份荣誉的正统性，按顺治五年定制，四品官员封赠一代，诰命二轴，轴端用裹金装饰，足见其身份的合法性与严肃性。
这次意外的遇见，充满好奇的我，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却一无所获罗子骢，我曾翻遍《广州府志》《番禺县志》等官修文献，检索“罗子骢”、“罗子充”、“罗子冲”、“中宪大夫”等关键词，未见只言片语；查阅岭南罗氏宗亲族谱，虽有宋代“白云先生”罗子建等同名先人，却无光绪年间这位四品官员的任何世系记录；即便是致力于“保存幽光”的《近代广东文钞》，也未见到将其纳入收录。解开罗子骢“史无记载”的谜题，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回到清末民初岭南的动荡时局。罗子骢下葬的1904年，晚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广东作为中西交汇的前沿，正经历着战乱、变革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动荡，地方档案管理体系近乎崩溃，许多重要史料未能及时收录便已湮没。
罗子骢的家族谱牒、地方官府存档的任职记录等私人与官方文献，极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因战火、迁坟或城市建设而损毁流失。更关键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晚清与民国的断代期，官方史料编纂中断，民间记录尚未形成体系，自然形成了“记载盲区”。
第二、而身份与官职属性，更是罗子骢被历史忽视的核心症结。清代的“中宪大夫”多为散官或赠官，并非握有军政实权的要职，这类头衔或是朝廷对有功之臣的荣誉性册封，或是官员死后追赠的名号，本身不对应具体的管辖职权与政务实绩。晚清官场史料的书写向来有明确的偏好，志书编纂者的目光多聚焦于督抚、将军等执掌一方的高官，或是有军功、政绩、文坛声望的名人，对于没有显著建树的四品散官，自然缺乏记载的动力。
罗子骢，既无主政一方的实绩，也无扬名立万的功业，仅凭一个荣誉性的四品散官头衔，很难进入史家的视野。
第三、家族传承的断层，进一步加剧了罗子骢的“隐形”。罗子骢的后代可能因战乱迁徙、家族衰落等原因，未能延续族谱修订与先辈事迹的传承。没有家族的持续纪念与传播，缺乏显赫后人的推动，这位四品官员的生平便失去了民间记忆的载体。
清代封赠制度规定，四品官员可封赠一代，其妻子按制封为“恭人”，罗子骢墓碑文“诰封恭人罗母陈太恭人”即符合这一规制，但遗憾的是，其家族后代并未像其他名门望族那样步入仕途、光大家族，自然无法通过家族影响力留存先辈事迹。这种家族传播的断裂，使得罗子骢的生平彻底失去了民间记载的渠道，只能依赖官方史料，而在动荡时局下，官方记载的缺失最终导致他被历史遗忘。
站在白云山青龙岗上，两座古墓的命运对比令人感叹。罗子骢墓的沉默，并非个例。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中，无数像他这样的中层官员、普通士人，他们的生平事迹都因相似的原因湮没于历史长河。他们没有卢廉若那样的名人光环，没有足以载入史册的显赫功绩，其家族在动荡中衰落，相关文献在战乱中散佚，最终成为历史的“沉默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毫无意义，正如罗子充墓的精致规制所展现的，他们曾是晚清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岭南文明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白云山青龙岗罗子骢墓的百年沉默，是一个人的历史谜题，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缩影。它提醒我们，历史的书写从来不是完整的，那些被遗忘的“无史之人”，同样是构成岭南文明的重要部分。愿未来的某一天，随着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这位沉睡百年的四品官员能终于“开口说话”，让白云山的每一座古墓，都能诉说自己的故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