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广东医生们遇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患者身上冒出暗红如杨梅的疮疹，溃烂流脓，痛痒难当。这种被民间称为“广疮”或“杨梅疮”的恶疾，在医书中并无记载，仿佛一夜之间从岭南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席卷大明的“杨梅之疫”，竟是从遥远的新大陆出发，乘着葡萄牙的帆船，在人类欲望的洋流中悄然登陆。
哥伦布的船队从美洲返航后，欧洲的港口便开始流传一种“新疾病”。水手们窃窃私语，说那是新大陆的“馈赠”。当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的船队在1500年抵达巴西，水手们与当地图皮族女子的一夜欢愉，便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微生物的洲际迁徙。梅毒螺旋体就这样藏匿在人体深处，开始了它的环球航行。
十六世纪初的澳门，这个被葡萄牙人称为“天主圣名之城”的小渔村，正悄然成为东西方交汇的前哨。每当葡国商船靠岸，码头上便热闹非凡——水手们迫不及待地奔向酒馆和妓寮，用银币换取数月漂泊后的慰藉。岭南湿热的风里，开始飘荡着一种隐秘的恐慌：有些嫖客身上出现奇怪的溃烂，如杨梅般红肿，痛入骨髓。
广州城里的老中医们百思不得其解。这“广疮”初起时似痘非痘，继而溃烂成疮，严重者鼻塌唇缺，状甚可怖。他们翻遍《黄帝内经》《伤寒论》，也找不到对应的病症。有医者尝试用传统的“攻毒”之法，以汞剂熏蒸，却往往使病人中毒而亡。直到后来，人们才逐渐明白，这不是岭南水土所生的寻常疥癣，而是乘着“佛郎机人”（明代对葡萄牙人的称呼）的帆船，从海的那一端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之疾。
有趣的是，这种疾病在传播中获得了诸多俗称。“广疮”之名，道出了它在中国的地理起点；“杨梅疮”则形象地描述了其症状；在江浙一带，它因与棉花疮相似而被误称为“棉花疮”；而北方人则因其来自南方而称之为“南疮”。每一个名字，都像是疾病传播路上的路标，标记着它在神州大地上扩散的轨迹。
葡萄牙商船不仅将梅毒带到中国，也将它传至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因风暴漂流到日本种子岛，不仅带来了火绳枪，也带来了这种隐秘的“附赠品”。京都的医生们面对这“南蛮疮”（日本对梅毒的称呼）同样束手无策，而日本浮世绘中甚至出现了描绘梅毒患者的作品，可见其传播之广。
更令人唏嘘的是，梅毒的传播恰逢世界格局剧变的时代。就在“广疮”在广东出现的同时期，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被科尔特斯征服，印加帝国落入皮萨罗之手。旧大陆与新大陆的碰撞，不只是金银、作物和文化的交换，还有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旅行。梅毒、麻疹、天花——这些疾病在各大洲间的“交换”，不经意间重塑了人类社会的免疫力版图。
数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溯梅毒的传播路径，看到的不仅是一种疾病的迁徙史，更是一幅早期全球化的微观图景。那些葡萄牙帆船连接的不仅是贸易路线，也串联起了美洲的矿山、欧洲的宫廷、亚洲的港口，以及潜伏在人体深处的螺旋体。每一次人类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微生物的远征；每一次文明接触，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生物学后果。
杨梅疮的红色斑疹，就这样成为了大航海时代一个隐秘的注脚，提醒着我们：人类探索世界的脚步，总会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回响，有些回响，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全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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