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人民友好是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人文交流是中非世代友好的动力源泉。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以人民性、交融性、共享性为导向,着眼文化、科技、民生、绿色发展等各领域交流,汇聚青年、妇女、媒体等各方面力量,着力推动中非对话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期“环球南方对话”邀请多位中非专家学者,围绕“深化经验交流助力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展开讨论。
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马汉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学者):强调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权利不可剥夺,是我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以及推动人类走向命运与共的重要基础。相反,如果只有部分国家实现了高度现代化,其他国家长期处于发展不足状态,那么人类就难以真正命运与共。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探索符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殖民掠夺和战争,那条道路不能作为当今世界通往现代化的范式。同时,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各国身份定位的内在组成部分,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就意味着对世界文明与文化多样性的否定。
杰西·威尔逊(塞拉利昂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外交学院研发官员):“现代化=西方化”是一种长期存在并且亟待打破的迷思。何为发展,本非全由西方定义,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试图塑造和垄断相关认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来到欧美,在所见所闻中“默认”只有那样做才是进步和先进,只有依照西方的模式和路径才能实现现代化。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只要回溯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如今被西方界定为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去都曾有过高度发达和灿烂的文明。殖民时代之前的南美大陆就是这样,16世纪的西班牙入侵者进入现在墨西哥、秘鲁等国所在地区时,发现当地已经有了极其复杂和高效的灌溉系统。这套系统高度发达,充分满足当地生产生活需求,这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都为之震惊。
把时间轴再往前拨,2000多年前,当古罗马元老院成员老加图(Cato the Elder)来到位于今天北非突尼斯所在地区的迦太基,发现那里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甚至可与罗马相比。眼见当时迦太基已在地中海地区拥有广泛的盟友,老加图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迦太基必须被毁灭。”随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古代史上著名的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最后彻底“被毁灭”和灭亡。如今,西方不少国家都或多或少怀着某种“罗马情结”,并且继承了古罗马尤其罗马帝国时期的思维与行为逻辑,就是必须唯我独尊,不允许其他任何国家超越。
回到现代化的议题上,西方一些国家当前的逻辑也是如此。它们一方面试图垄断对于现代化的定义,将西方化塑造成现代化的“普世模板”,声称其他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西方化;另一方面对于别国快速稳定发展表现出提防甚至敌视态度,横加干涉和破坏,罔顾实现现代化以及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都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
巴鲁·德米西(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承认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意味着承认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非某个单一文明或地区的专属。相反,它们是世界各国共同而普遍的愿望。就此而言,实现现代化并不需要某个强权国家授权,而是各国基于平等与尊严的正当权利,也是各国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集体权利。
这有助于从根本上重塑有关发展的话语和叙事,将现代化从西方的所谓“慷慨馈赠”还原为国家主权的一个核心要素。换言之,这种观点肯定各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自主权,根据自身历史经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现实来探寻自身发展路径,而非被迫遵循外部强加的模式。
这证明了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这一由来已久的迷思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叙事都在宣扬,其他国家只有采纳或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等才能实现进步。这种观点不仅狭隘理解了现代化的含义,也忽视了全球多样性和丰富性。当现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发展就有可能沦为某种文化侵蚀的过程,导致非西方国家的本土传统、语言和社会制度等遭到贬低甚至抛弃。通过厘清现代化并非等同于西方化,各国可以在实现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现代化的同时,巩固和延续自身文化认同,正如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展现的那样。
摒弃“现代化=西方化”的论调,就否定了西方国家试图按照自身模式改造其他国家的“合法性”,进而将现代化从西方化中解放出来,为其他国家在治理和发展战略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开辟空间。另外,将实现现代化视为一项普遍权利,也有助于促进全球层面的包容和稳定。如果仅以西方视角来定义什么是现代化,那必然会导致“赢家和输家”的等级制度,滋生怨恨、疏离和冲突。拥抱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现代化路径,才能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以这种更加广阔的视野观之,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和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为何中非现代化合作如此重要
巴鲁·德米西:“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这一论断体现了对当今世界现实的清晰认知和准确把握。要知道,非洲和中国的总人口加起来超过28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加上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科技创新以及生态建设等其他诸多因素,都使中国和非洲的发展成为事关国际体系以及世界现代化未来的中心议题。毕竟,一个将世界1/3人口排除在现代化发展之外的国际秩序,不能称之为现代秩序,本质上是不平等和不稳定的。因此,缩小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是一项道德诉求,也是结构性意义上的必然要求。
就经济层面而言,非洲是世界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数字化拓展等领域的一个重要前沿地区,中国依然是全球制造、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非洲和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同走向成功,对于维持全球需求、稳定供应链和防止经济碎片化加剧等都至关重要。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非互利共赢合作对于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同样至关重要。非洲拥有丰富的钴、锂等关键矿产资源,这些矿产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电动汽车和储能系统等不可或缺。中国则在绿色制造、太阳能和风能技术以及电动出行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非洲和中国的密切合作,全球气候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将遥不可及。
马汉智:对于中非双方而言,携手推进现代化符合双方现实需要,也意味着重大机遇。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资本、技术等,是非洲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是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一环,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既是双方互利共赢合作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核心目标之一。当前,中非各自都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经贸合作优势互补、机遇广阔,接下来应该进一步抓住新机遇,促进中非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不断扩大利益交集,畅通资源要素循环流转,形成更有效率、更加顺畅的中非经济良性互动与全方位合作。这对中非双方、全球南方乃至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在互学互鉴中携手推进现代化
马汉智:当前,中国和非洲正处在携手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双方需要以更加稳健和务实的步伐共同前行。双方包括智库、学界在内的各界应该积极维护中非合作大局,坚决反对西方舆论对于中非合作的蓄意抹黑和歪曲叙事,任何阻碍中非合作的操作只会损害中非人民的共同利益。
同时,正因中非选择做逐梦现代化的同路人,进行全方位的经验交流变得极为重要。这种交流涵盖与政府治理和国家发展有关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等方面,不仅能够促进中非共同认知体系的重构,还能不断深化双方对于治国理政、现代化发展以及各自独特道路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中非现代化发展经验交流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文明倡议的一项具体实践。与此同时,它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奏响全球南方强音,推动南方国家之间进一步深化合作,并让南南合作的故事更广泛地传播。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非现代化发展合作的中国学者,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给非洲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矢志不渝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走过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同样有着14亿多人口的非洲大陆,也正朝着自身目标奋进,并在此过程中展现独立、自主和韧性。
杰西·威尔逊:要让拥有14亿多人口的非洲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关键一点在于加强团结。非洲大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性,东西南北不同地区的人们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只有非洲各个国家内部以及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某种“一体化”的团结,才能推动非洲国家以及整个大陆的长足发展。
除了非洲大陆不同层面的团结,共逐现代化之梦的中国和非洲保持团结协作同样重要,这不仅有利于打破西方对于现代化概念与实践的长期垄断,也有利于非洲更好地处理内部事务并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非洲应该积极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不断提升自身治理经验并改善经济结构以及总体发展模式,尽快进入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等方面潜力巨大。在平等互利合作以及现代化经验交流中,中国可以帮助非洲了解和掌握与生产、制造以及贸易相关的关键机制,使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均衡合理。当然,非洲也需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加强国家之间或者说非洲大陆内部合作,避免单向、片面甚至相互抵牾的认知和发展模式,并在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国情加以本地化的转化和应用,真正将其内化为发展能力和素质。这不仅有利于非洲自身,也有利于赴非投资、经商和生活的中国企业与个体。
只要中非沿着团结协作和命运与共的逻辑相向而行,秉承“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双方一定能在携手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巴鲁·德米西: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如今,中非平等互利合作已经在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知识体系、制度能力以及治理经验等方面持久性桥梁的搭建。
围绕治国理政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交流因此至关重要。近些年来,中非基于相互尊重和因地制宜等原则围绕现代化发展进行的对话不断增多。一系列制度化平台和机制,比如中非合作论坛及其成果文件,通过建设中非研究中心以及中非发展知识网络等项目,不断拓展中非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这些举措使得双方能够更加便捷地开展联合研究、政策沟通以及探讨符合各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有关领导力与人才培训的项目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交流,非洲国家领导人、公务员以及基层官员来华访问和交流,了解或学习有关公共管理、减贫、乡村振兴以及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与本地化医疗、教育和民生改善等相关的项目受到越来越多重视,使中非合作进一步下沉到基层。这些项目帮助非方了解如何使治理在改善民众日常生活方面变得更加灵敏、包容、有效。
总体而言,这种团结友好、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关系,有力增强了中非各自的战略自主,促进相互学习,比如非洲国家从中国大规模减贫与长期规划中汲取经验,中国则从非洲数字化跨越式发展、年轻的人口结构以及创业活力中获得新的启发。而且,这种合作意义远不止于中非之间,还创造出南南协同发展效应。对于更广泛层面的全球南方而言,中非关系具有强大示范效应。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现代化=西方化”或现代化被西方垄断的固有观念,表明其他国家可以在保持自身主权和文化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以中非友好合作为典范的南南合作切实增强了南方国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中的集体话语权,强化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诉求。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非友好合作的影响同样深远。发展依然是解决被迫移民、极端主义和区域动荡等问题的最佳途径或总钥匙。就此而言,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和非洲将成为全球经济和国际安全的稳定支柱。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非友好合作还标志着有关现代化的认知和愿景正在发生转变,变得更加适配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极化大势。在普惠包容的多极化世界里,不同文明为了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各自独特的路径与方案。这标志着世界超越“历史终结论”的叙事框架,迈向一个由多种现代化模式共同塑造的包容性未来。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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