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蒙木
从诗歌体式来说，中国古诗大致经历了四言——辞赋——五言——七言的过程。陆时雍说：“诗四言优而婉，五言直而倨，七言纵而畅，三言矫而掉，六言甘而媚，杂言芬葩，顿跌起伏。”四言最卓越的代表是《诗经》，辞赋的最卓越代表是《楚辞》，代表五言古诗最高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文人五言诗则以曹植、陶渊明最为杰出。至于七言的完善，大概要到新体的律诗时代了。
《有诗如故：会心古诗200首》
蒙木 著
上海三联书店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古诗十九首》时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特故推《十九首》以为至极。”正如禅学说的，每个人只要可以穿衣吃饭都可以立地成佛，那么在内心深处，在人之为人的根子上，我们都是诗人。诗，是生活的一种，它和哲学、宗教是相同的，服务于人。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表现人的共通性的，便不是诗。弗洛伊德说：“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一位诗人。只要有人，就有诗人。”
“知非诗诗，未为奇奇。”司空图这个论断是一个启示。笔者不愿意以用韵和修辞技巧来选诗、论诗。诗歌普及读物莫著于《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每恨各选本或拘于朝代，或拘于体裁。对于古代诗歌的专业学者应该有辨体的功夫，应该能大致判断一首诗歌出自汉魏还是齐梁，出自中唐还是晚唐，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能否被感发是好诗与坏诗的天然指标。
我很怀疑纯诗和纯文学这样的概念。文学和文字的分野在哪里？为什么韩愈、柳宗元、苏轼、郑板桥的书札是文学作品，而我们随手写的信就是浮云？诗和文的分野又在哪里？诗歌，并非非讲究声韵平仄不可。戴望舒说：“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我们读《世说新语》，每每感觉诗意盎然，而对于一些今人所修文学史的名篇琢磨不出多少好处来。诗歌，并不是所谓语言的华美，也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一种召唤，是人类的处境和想象在语言中的复活。这不单单是技巧的，而是通过诗意的桥梁，引领我们去认识自己，去思索人的生老病死。
所有对诗的界定都会很苍白，甚至“诗言志”或者“诗缘情”都无法解决问题。那诗意是什么？帕斯卡说：“人应该诗意地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类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
正是按照诗意的标准，《有诗如故：会心古诗200首》这本书的选取范围很广，打破体裁限制，不仅把歌谣和汉赋，甚至诸子和一些经典文章都纳入进来。希望读者流连在这些诗意蓊郁的作品里，能够但得“浮生一日闲”，奢侈地想一想太阳、星空，想一想大地的美，还有人性之美。
本书赏读诗歌时，特别尊重中国古代诗话的品鉴方法，他们诸多言简意赅的论断远比后来诸多长篇赏析文字更有分量，更体贴古代诗歌文本。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言文水平让我们对那些精彩的点评缺乏真切的理解。即使读古代诗歌评论，也不能单单在《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有限作品中不求甚解，所以本人做了一些不完备的汇评工作，以期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有一个大致的感受。同时笔者引进了一些外国诗论，同时注重新诗诗人，像郁达夫、朱自清、戴望舒、闻一多、梁宗岱、林庚、冯至等人对诗歌的理解，以拉近古今的距离、中外的隔阂。
我们未必一定崇高像屈原、杜甫，也未必能安顿好自己像东方朔、陶渊明，我们也难以大才如曹植、谢灵运，难以英姿勃发如李白、苏轼，我们甚至不愿意像贾岛、黄庭坚那样在诗歌上下大功夫，但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诗歌来召唤内心，发现未知的自己，来促使自我觉醒，祈祷一个理想的人生状态。像英国诗人艾米丽·勃朗特，美国诗人狄金森和史蒂文森，芬兰诗人索德格朗，中国当代诗人昌耀等都坚持为自己的卑微写作，甚至难以被同代人知晓，更谈不上理解，他们令后来评论者叹为观止的技巧都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我们通过语言敞开了属于自己的心灵，那就是诗。如果还有另一个人遇到了相似的境遇，看到这些话不啻自己口出，这种相遇是对诗人最大的安慰，这就是传说的高山流水。
在诗歌里，没有人是真正孤独的。因为我们在诗歌里相遇的时候，体悟到生命的自我完满，体悟到无言大美。这美会光照每一个人，每一颗心会因此温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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