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基层民警的秋夜手记|值班室|疯狂|秋夜手记|警车接送孩子

那只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秋夜值班。凉意随着日落一寸寸渗进来，派出所里浮动着清寂的空气，带着一点落叶和尘土的干爽气味。报警电话响起，是街边的一家服装店，说抓到一个“小贼”。
同去的辅警老谢，在听到对方父母电话时，“咦”了一声，随后对我说：“是不是一个娘带着两个崽10天前在xx小区物业闹事的事情？”随后记忆的闸门轰地被撞开一道缝。我记得那个古怪的母亲，也记得坐在物业沙发上，对我们问话一言不发的那对姐妹。世界真小，小到许多破碎的轨迹，总会诡异地再次相交。
到了店里，喧嚣是店主的。他疯狂地表达不解，语速快得像射出的子弹。而“子弹”的目标正是那个坐在塑料小凳上的姐姐。她坐得太过端正，双手像课堂上那样平放在膝盖，双脚并拢。只是眼神没有落在任何实物上，它穿透了店主，穿透了货架，甚至穿透了我，空洞地投向某个只有她自己能看见的虚空。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很像瞳孔涣散的死者。这不是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绝对静止，仿佛灵魂已经撤离，留下的这具躯壳，只是尚未收到下一个指令的工具。工具不会恐惧，工具只是待命。
了解原委后，才知这是他们的母亲又一次导演了“金蝉脱壳”，这已是这条街的第三起。店主愤慨于损失，而我望着那女孩空洞的眼睛，心头涌起的，是一种更深的寒意。这不是“寻衅滋事”几个字能概括的，而是一个灵魂，正在被自己最该依赖的人，熟练地、一次又一次地，推向法律的边缘，去测试亲情能被兑换成多少件衣服的标价。

之后，我将姐姐带回所里。值班室内灯光惨白，均匀地洒下，抹去了一切阴影，也抹去了一切血色。先来的是妹妹，她像一道更小的影子，呆板地坐在姐姐旁边。父亲随后赶来，他是物业的电梯工，带着一身怎么也洗不掉的、淡淡的机油味。这个中年男人身上的疲惫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解释都显得有气无力。“警官，孩子妈妈三次在街边的衣服店买衣服都让我付钱，但最后衣服又穿不到两个女儿身上……”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地面，仿佛地上那个裂缝里，能长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讲法律。声音是自己熟悉的、公事公办的调子，像在复述一份印了无数次的说明书。“强拿硬要，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属于寻衅滋事……”词汇是准确的，刻度是分明的，像一把冰冷的尺，试图去丈量一团灼热而黏糊的家庭痼疾。
我说着，目光扫过她们。姐姐的睫毛颤动了一下，但眼神依旧没有焦点；妹妹则偷偷地，飞快地瞟了一眼父亲，又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去。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熟悉的无力。这无力并非来自案件本身，而是源于我深知，这些构成秩序与惩戒的冰冷条文，此刻就像试图用手术刀去雕刻流水——它能划定行为的边界，却切不断那根名叫“家”的、混杂着爱与毒液的脐带。
我的话，或许能暂时吓住她们，却渡不了她们。就在这个念头升起的瞬间，一股更私人的情绪，毫无预兆地淹没了我。值班室惨白的灯光，恍惚间变成了我童年老房子里那盏总是不够亮的钨丝灯。我好像又闻到了母亲在深夜里，因亲戚的事而大吵特吵时，空气中弥漫的那种火药般的气息。
“我和你们聊聊我的母亲吧。这句话脱口而出，不仅让对面的女孩抬起了头，连我自己都微微一惊。这不是预案里的台词。但闸门一旦打开，记忆的洪流便找到了缺口。
“我的母亲，是个很爱我的人。” 我之所以选择从这里开始，是因为爱，是所有偏执最坚固，也最悲哀的堡垒。“但她也有很极端、很偏激的时候，特别在面对我父亲那边的亲戚时，她心里好像有一座永远在喷发的小火山。那时候我是她唯一的听众，是她的‘小耳朵’。我会听到所有愤怒的控诉、委屈的泪水，以及那些被反复咀嚼的、细节模糊的旧账。”
我顿了顿，看到姐姐的眼神里，那片空洞的冰面上，似乎裂开了一丝极其细微的纹路。那是听到熟悉故事的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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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妈妈是对的，世界就是她描绘的那个样子——非黑即白，我们是被亏待的一方。我把她的战场，不加分辨地，当成了我自己的世界观。” 我说得很慢，仿佛不是在讲述，而是在从记忆的深海里，打捞那些沉没的碎片。“我爱她，直到今天，这份爱也丝毫没有减少。但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才终于明白一件事：爱一个人，和同意她的一切，是两回事。”
“这份‘明白’，不是背叛。” 我加重了语气，看向她们，“它恰恰是你开始长出自己骨头的时候。你得先把自己从别人的情绪和战争里‘拔’出来，站在一个能同时看到多方的位置，然后你才能去判断：什么是情有可原的处境，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就像我后来知道，我父亲的亲戚或许有他们的不妥，但绝不像我母亲情绪决堤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我母亲，她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的儿媳，也一定有她的孤独和艰难。我看懂了她的‘战场’，但我拒绝成为她的‘兵器’。”
值班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空调单调的嗡嗡声。女孩们的父亲不知何时已不再盯着地面，而是茫然地看着空中某点。老谢看着我，似乎想说些什么，但终究也没说出口。
“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些，不是要指责你们的母亲。” 我的声音缓和下来，像在叙述一个古老的道理，“或许她有她的理由，有她的委屈，有她认为‘必须这么做’的绝境。那是她的‘劫’。她被困在里面了，愤怒、怨恨，或者别的什么，成了她看世界的唯一一副眼镜。她看不清了，所以才会拉着你们，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而你们，”我转向两个女孩，特别是那个一直像机械一样紧绷的姐姐，“你们现在的‘劫’，就是只能通过母亲那副扭曲的眼镜去看世界。你们相信她告诉你们的一切，包括对父亲的恨。因为在你们的世界里，母亲就是天，她的对错，就是世界的法则。你们还没长出那副属于自己的‘眼镜’。”
我想起高中时的自己，那个在早自习上，对着窗外的落叶望一节课，以为眼前的烦恼便是人生全部的少年。我忽然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许自嘲。“我高中时，也总觉得读书是天大的苦役，偷点懒是天经地义的快乐。我觉得我看得很清楚，很聪明。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的我，不也困在这样类似的‘劫’里吗？觉得全世界都不懂我。可等你们再长大些，去看更广阔的世界，认识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无能为力和峰回路转，你们会拥有很多副不同的‘眼镜’。那时再回头看看今晚，看看之前那些事，感受会很复杂。可能觉得荒唐，觉得难过，也可能……会对自己有一点点心疼。”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劫’。它可能是你母亲的怨恨，可能是你年少时只能看到一隅的视野，也可能是我现在坐在这里，总想在一夜之间就把人从十几年积重里打捞出来的，可笑的做法。”
“‘渡’过去了，你就往上走一层，看得更开阔些。‘渡’不过去，”我停顿了一下，让这个词的重量充分落下，“可能就会一直在那个泥潭里打转，甚至越陷越深，把身边的人也拉进去。你们的母亲，或许就在某个‘劫’里，没能渡过来。”
我看着她们。姐姐的眼睛里有了亮光，就像长夜房间里突然亮起的灯。妹妹的下巴不再那么僵硬地扬着，而是微微收拢。我知道，这番话里的大多数道理，对此刻的她们而言，可能过于沉重和遥远。就像把远航的罗盘，交给一个还在岸边呛水的孩子。
“我今天说这些，不是要求你们立刻听懂，立刻改变。” 我的语气终于变得平和，像夜风最后的余息，“我只是希望，在你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一个疑问。下次，当你们的母亲再要求你们去做类似的事情，当你们心里感到一丝不对劲的时候，这颗种子可能会动一下，那个疑问会冒出来：‘这是我想要的吗？这是我该做的吗？’”
“能问出这个问题，就是‘渡’的开始。”
谈话结束了，父亲带着她们离开，我将送他们到门口。临行时，姐姐极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少了一些空洞，多了一丝来不及辨认的、复杂的茫然。夜更深了，墨黑的天幕上，只有几颗星子，像被遗忘的钉孔。三人的背影，在路灯下被拉长、扭曲，又慢慢融进更深的黑暗里，最终被转角吞没。
我站在原地，目送他们远去，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我知道，我渡过了今夜这个具体的警情的“劫”。但我也知道，有一个更大、更无形的“劫”，刚刚从我面前缓缓流过。我向其中投下了一颗名为“自我”的小小石子。我看不到涟漪能荡多远，甚至不知道它能否真的触到彼岸。
这或许就是这份工作最深处的写照：我们绝大多数时间，并非在力挽狂澜，而只是在这条名为人世的长河旁，做一个孤独的瞭望者与偶尔的呐喊者。看见有人落水，便抛出一根绳索，或一块浮木。至于他们能否抓住，抓住后能否泅渡，渡过后又走向何方，那已是河水的秘密，与远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