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六三年冬天的那个下午，邓艾的几千残兵败将刚从阴平小道钻出来，还没怎么着呢，成都的大门就开了。
这事儿吧，现在看来简直离谱到家了。
那时候成都城里还有好几万精兵，粮仓里的米够吃一整年，南边还有建宁可以退守，外头姜维的大军正往回赶。
结果呢？
后主刘禅自缚双手，抬着棺材，乖乖出城投降了。
这一跪，不仅把刘备、诸葛亮攒了半辈子的家底送了人，更是把大汉最后一点骨气给扔地上了。
以前大家聊起这事，总爱骂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或怪姜维穷兵黩武把国家拖垮了。
其实啊，这口锅真不该他俩全背。
如果你扒开那些发黄的史料，仔细瞅瞅当时蜀汉朝廷的内部生态，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真正给蜀汉这艘破船凿沉最后一个洞的，不是曹魏的铁骑，而是一个被诸葛亮当成宝贝供了二十多年的老头子。
他叫谯周，一个在教科书里没啥存在感，但在当时却是能要把蜀汉“精神死刑”的狠角色。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三十年。
那时候诸葛亮刚接手益州没多久，为了搞定当地那帮难缠的士族地主，急需找个学问大的本地人来撑场面。
这时候，巴西郡的谯周进入了丞相的视野。
这人吧，也就是那个年代的“学霸”，他爹谯荣始就是大儒，到了他这儿更是青出于蓝，天文地理无所不通。
诸葛亮一看，人才啊，大笔一挥，给了个“劝学从事”的官。
说白了，如果蜀汉是个创业公司，诸葛亮是CEO，那谯周就是被高薪挖来的“企业文化总监”。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读书人，日后会变成瓦解蜀汉的“总设计师”。
这坏事儿，不是一天干成的，而是整整二十多年的“温水煮青蛙”。
诸葛亮死后，蒋琬执政，谯周混成了“典学从事”，也就是蜀汉的总学监。
这职位看着没权，其实毒得很。
这二十多年里，蜀汉新一代的干部都是听着他的课长大的。
像写《三国志》的陈寿、后来晋朝的名将罗宪，那都是谯周的学生。
这老头利用自己学术圈“泰斗”的身份，天天给年轻官员灌输一种思想：天命在北方，咱们这儿偏安一隅是没有前途的，努力没用，躺平才是顺应天道。
诸葛亮在前线为了“兴复汉室”把命都搭上了，他在后方大本营里，手把手教未来的接班人们怎么跪得舒服。
这就好比前线在打仗，后方的教导主任天天在广播里喊：“别打了，打不过的，早点投降还能保个富贵。”
这哪是教书育人啊，这分明就是在搞“精神阉割”。
等到这一批学生成了朝廷的中坚力量，蜀汉的脊梁骨其实早就被打断了。
到了公元二五八年，这颗埋了二十多年的雷，终于炸了。
那一年，本来没权管军政的谯周，突然在朝堂上发飙，跟尚书令陈祗吵了起来。
陈祗的意思是“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弱国如果不折腾，那就只能等死；谯周反手就甩出了一篇著名的《仇国论》。
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经据典，把姜维北伐骂得一文不值，说这是祸国殃民。
表面上看他是在骂姜维，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老头是在挖诸葛亮的祖坟——他在系统性地否定《出师表》里的核心价值观。
最诡异的一幕来了。
在任何一个打仗的国家，这种公然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的人，按律当斩都不为过。
可谯周写完这篇“投降宣言”后，不仅毫发无损，官还在升，一直干到了光禄大夫，位列九卿。
为啥？
因为这时候的蜀汉朝堂，已经被谯周的“徒子徒孙”们渗透完了。
那些听着谯周课长大的官员们，早就没了父辈那种“汉贼不两立”的血性，变成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觉得老师说得对啊，打仗多累啊，不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谯周的《仇国论》，与其说是一篇政论，不如说是给了满朝文武一颗“心安理得当亡国奴”的定心丸。
所以，当公元二六三年的那个冬天，邓艾的大军只是出现在成都城外，还没发动总攻的时候，蜀汉的崩溃来得比雪崩还快。
当时朝廷里不是没人想打，有人建议坚守待援，有人建议往南边撤，但这些声音瞬间就被淹没了。
谯周站了出来，凭着他那张利嘴和几十年的威望，说出了一番令后世不齿，却让当时百官如释重负的话。
大意就是，现在投降，不仅陛下您可以保住荣华富贵，老百姓也能少受点罪，这波操作稳赚不赔。
这番话，彻底击碎了刘禅最后一点抵抗的意志。
那一刻，成都城里的几万驻军成了摆设，满仓的粮草成了嫁妆。
这个国家的肉体还活着，但灵魂早在谯周几十年的“教育”下，死得透透的了。
甚至可以诛心地说，谯周是在拿整个蜀汉的国运，当成了他在新朝廷里的投名状。
事实也确实如此，蜀汉亡了之后，那个在那儿痛心疾首劝投降的谯周，转头就被司马昭封了侯，拜了相，极尽荣宠。
他用一生的学问证明了一件事：读书读得好，不代表骨头就硬。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最让人意难平的不是关羽大意失荆州，也不是诸葛亮星落五丈原，而是这种从内部烂掉的无奈。
摧毁一个国家，最狠毒的招数往往不是外部的刀剑，而是内部思想的腐蚀。
谯周这个“斯文败类”，赢了生前的富贵，却输掉了身后千年的名声，永远跪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蜀汉灭亡七年后，谯周病死在洛阳。
司马炎下的诏书里夸他“有保全国家的功劳”，这大概是历史上最讽刺的一句表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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