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空白支票，这世上有几个人敢给，又有几个人敢接？
这玩意儿不是钱，是人心。
1951年的香港，杜月笙，这个名字在上海滩能让小儿止哭、能让黄浦江水倒流的人物，就收到了这么一张。
那年头的香港，潮湿，闷热，空气里都是咸腥味儿，跟他熟悉的上海完全是两个世界。
杜月笙住在坚尼地台一栋小公寓里，哪还有当年杜公馆的气派。
他坐在藤椅上，气喘得厉害，老毛病了。
桌上一碗白粥，清汤寡水，旁边一小碟咸菜。
管家万墨林站在一边，低着头，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说家里开销又紧张了，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
杜月笙没说话，眼睛看着窗外。
他想的不是房租，是十几年前的上海。
那时候，他咳嗽一声，整个上海滩都要抖三抖。
求他办事的人，从法租界的巡捕房门口能排到外滩。
送来的礼，从金条美钞到古玩字画，堆满了几个库房。
他过寿，全中国的头面人物，不管穿军装的还是穿长衫的，都得备一份厚礼，派专人送过来。
现在呢？
他到了香港，就像一条龙游进了浅水湾，连虾米都敢来戏弄他。
1949年，时局大变，他没去台湾，也没留大陆，选了香港这个地方。
刚来的时候，他还是想撑着场面的。
租了带花园的大房子，家里佣人、司机、厨子一应俱全，逢年过节，大摆宴席，请的都是当年上海过来的老部下、老朋友。
可这排场是靠钱烧出来的，他在上海的产业，什么纱厂、银行、码头，一夜之间都没了，带来的那点家底，养着这一大家子人和一群追随他过来的门生，很快就见了底。
到了1950年，大房子住不起了，换成了这间小公寓，佣人也从五个裁到两个。
最让他心寒的不是钱，是人。
当年在上海，受过他恩惠的人多了去了。
他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一个穷小子变成大老板。
可到了香港，他打个电话过去，对方要么说“不在家”，要么就是哭穷，说“最近生意不好做，资金周转不开”。
有个绸缎商人，当年全靠杜月笙一句话，才在法租界站稳脚跟，发了大财。
杜月笙给他打电话，想周转一下，那头听出是他的声音，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找个借口就把电话挂了。
杜月笙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人不是没钱，是怕他。
他现在是“过气”人物，港英政府盯着他，大陆那边也看着他，谁跟他走得近，谁就可能惹上麻烦。
他身上那层“价值”，已经被时代的大浪冲刷得一干二净。
他成了个烫手的山芋，人人都躲着。
那段时间，杜月笙整天闷在家里，也不怎么见客。
就喜欢翻看以前的老报纸，看着上面自己和黄金荣、张啸林，还有那些军政大员的合影。
照片上的他，长衫笔挺，精神抖擞，眼睛里都是光。
再看看镜子里自己，干瘦，憔悴，一身病痛。
这落差，能把人的心给撕碎了。
实在山穷水尽了，他才想到了一个人——刘航琛。
四川人，搞金融的，当年在重庆，两人有过命的交情。
可杜月笙这人，一辈子都是帮别人，何曾开口求过人？
他犹豫了好几天，脸皮这东西，年轻时可以不要，老了，就看得比命还重。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让司机把车开到铜锣湾刘航琛的公馆。
车停在楼下，他都没让司机上去通报，自己坐在车里，心里还在打鼓。
没过一会儿，刘航琛竟然亲自从楼上下来了。
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步子很稳。
他拉开车门，看见杜月笙，脸上没有半点惊讶或者轻视，反倒是那种老朋友见了老朋友的亲切。
“月笙兄，你来了香港怎么也不早点打个招呼？
我还以为你把我这个四川朋友给忘了呢！”
刘航琛笑着，伸手就把杜月笙扶了出来，还拍了拍他的背。
这一拍，杜月笙心里那块最硬的冰，瞬间就化了。
进了客厅，普洱茶一端上来，刘航琛没提钱的事，也没问他过得怎么样。
他聊的是抗战时候的旧事，说起1938年在武汉，杜月笙组织的后援会往前线运送了多少物资，救了多少士兵的命。
杜月笙听着，心里一阵恍惚。
那些事，他自己都快忘了，没想到刘航琛还记得这么清楚。
两人的交情，真正铁起来是在重庆。
那时候杜月笙在重庆也算是个人物，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不小心着了道，被人给绑了。
绑匪开口要四十万大洋。
这事传出去，大家都以为杜月笙要发威了。
谁知道，杜月笙托人传话，说四十万太少，看不起他杜某人，他愿意出九十万。
只有一个条件，这钱得找个信得过的人来送。
他点名要刘航琛来办。
那时候，他和刘航琛认识没多久，算不上深交。
九十万现金，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刘航琛听了这事，一句话没多问，当天就从自己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里调出现金，亲自装箱，送到绑匪指定的地方。
这份胆识和信任，让杜月笙彻底服了。
他后来对人说，这辈子能让他把后背交出去的人，刘航琛算一个。
客厅里，杜月笙端着茶杯，把这段往事又提了一遍，语气里满是感慨。
刘航琛摆摆手，笑得云淡风轻：“国难当头，月笙兄你在上海为国家出力，我这点事算什么。”
说着，他话锋一转，看着杜月笙的眼睛，很认真地问：“听说你在这边住得不太惯？”
一句话，就戳到了杜月笙的痛处。
他没法直接说自己没钱了，那张老脸搁不住。
只能含糊其辞：“还行，就是家里人多，孩子上学什么的，手头有点紧。”
刘航琛是什么人，一听就明白了。
他没再多问，站起来走进书房，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支票簿和一支派克钢笔。
他把支票簿放在杜月笙面前的茶几上，撕下一张，推了过去。
“月笙兄，我知道你这辈子没开过口。
今天你来找我，就是看得起我。
这张支票是空白的，需要多少，你自己填。”
杜月笙看着那张薄薄的纸，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他这辈子，签出去的支票不计其数，救过人，也害过人，但从来都是他给别人开。
今天，轮到自己了。
这张空白支票，比几百万现金都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是人家拿身家性命在信你。
刘航琛能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钱多得没地方花。
他是民国时候的财政奇才，抗战时在后方办银行、开工厂，为前线筹集了大量资金。
到了香港，他又凭着自己的眼光和手腕，把纺织和贸易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他有这个实力，但更重要的是，他有这个为人。
他跟那些见风使舵的投机商人不一样，他信的是“义”字。
当年冯玉祥落难，他也曾慷慨解囊。
他看的是人，不是人的势。
杜月笙拿起那支钢笔，手有点抖。
他想了很久，最后在支票上填了个数字：五千。
五千港币，在当时不算小数目，但对刘航琛来说，九牛一毛。
对杜月笙的困境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填点，解决所有问题。
杜月笙只是淡淡地说：“人家拿你当朋友，给你脸，你不能不要脸。
江湖人的体面，丢了就捡不回来了。”
这笔钱，他拿去交了房租，给生病的太太孟小冬买了进口药，剩下的，还分给了几个同样落魄、来投奔他的老部下。
那年冬天，杜月笙的病越来越重。
刘航琛知道后，三天两头派人送来补品，还请了香港最好的医生上门。
医生说需要一种美国产的特效药，香港很难买到。
刘航琛二话不说，直接通过自己公司的渠道，从国外调了过来，分文不取。
1951年8月，杜月笙在香港病逝。
临终前，他交代家人，一定要把刘航琛给的那张支票存根找出来，放在他的灵前。
他对围在床边的人说：“这辈子，我交的朋友不少，但真正算得上朋友的，刘航琛是一个。”
杜月笙死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那张五千元的支票存根与他生前欠下的所有借条一起烧掉了。
刘航琛则继续在香港经营他的商业王国，成了名噪一时的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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