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诚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和解春来那点排挤人的小算盘,最后竟让整个月海镇栽了个大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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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诚解春来,都是月海镇的老资历了。解春来盯着镇长位子不是一天两天,陆德诚又是个看重“兄弟情分”、讲老派面子的人。李秋萍空降过来,年轻、有学历、想法新,还带着赵书记的期待,在这几位眼里,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潭,搅得他们心里不踏实。他们忌惮她的能力,更不舒服她那套“贷款修路”“城市品格”的新鲜话,觉得这姑娘是来摘桃子、抢风头的。所以,从李秋萍踏进镇政府第一天起,那种无声的排斥就开始了。解春来明里暗里带头不理人,开会时阴阳怪气她“从巴黎来的”;陆德诚呢,看在眼里,默许在心里,觉得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点下马威,也是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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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排挤,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赌气,它直接影响了镇里工作的格局和效率。最典型的就是月海开城那天。人山人海,远超预估,李秋萍敏锐地察觉到安全隐患,提出加快流程、疏散人群。可这流程是解春来精心安排来“露脸”的,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怕打乱安排显不出自己的功劳。陆德诚当时也没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要不是赵书记当机立断拍板,那天非出大乱子不可。你看,就因为个人的那点不服气和私心,差点把百姓安危和开城大事都给赌上。这是第一次,因为内部的不配合,差点酿成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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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隐患,在于他们对李秋萍提出的核心发展理念,那种选择性的利用和根本性的忽视。李秋萍画的图、提的“贷款修路”“支柱产业”设想,郑德诚书记觉得有用,拿过来就推行,因为这确实能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比如春梅印刷厂因为路烂丢订单,年轻人没工作闹事。但李秋萍最看重的、关乎长远发展的“城市的品格”——尤其是市民素质和卫生环境,他们却嗤之以鼻,觉得这是书生之见,是“瞎讲究”。郑德诚是从苦日子里干出来的,习惯看实在的、眼前的利益;解春来一心扑在政绩上;陆德诚则跟着老伙计们的态度走。他们都觉得,拉来工厂、解决就业指标,才是硬道理,卫生习惯、思想观念?那都是虚的,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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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极其讽刺的局面:镇领导们一边用着李秋萍的“点子”去跑贷款、谈工厂,一边对她推动的基础文明建设敷衍了事。李秋萍要搞卫生整治,写了计划书,郑德诚嘴上答应,转头就和陆德诚、解春来他们当笑话看,觉得这姑娘“事儿多”。被李秋萍堵得没办法了,开个会也是大家左顾言他,没人当真。最后李秋萍只能自己扛下这摊“没人要”的活,带着孟晓丽几个,贴标语、扫大街。结果呢?她头天扫干净,第二天照样垃圾成堆。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孟晓丽都泄了气,随手就把香蕉皮扔地上。这一幕让李秋萍彻底明白了,不改变人的思想,一切表面功夫都是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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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报应,很快就在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里应验了。归国华裔莫妮卡来考察投资,这对急需外部资金的月海镇是天大的好事。李秋萍拼命抓住机会,想借势推动卫生改变。郑德诚他们也终于“重视”起来,但那种重视是功利的、临时的,只求主干道“表面光”。于是,镇上出现了荒诞的景象:李秋萍负责的区域干干净净,其他副镇长分管的地方,包括陆德诚、解春来他们心底不当回事的区域,依然脏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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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应付,哪里瞒得过见多识广的投资者?莫妮卡的朋友拍下了真实的月海,投资也黄了。直到这时,郑德诚才猛地惊醒,陆德诚和解春来也傻了眼。他们这才明白,自己那点“不以为意”和“内部拆台”,让镇子错过了什么——那不是一个工厂几十个指标,而是可能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活水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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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失败的教训是血淋淋的,李秋萍借此强势推行了带有奖惩制度的卫生准则。这回,没人再敢明着反对了。但历史积习和人情网络的反噬,才刚露出冰山一角。郑德诚书记的亲哥哥郑德生,成了第一个撞上枪口的人。他仗着弟弟是书记,不仅乱丢垃圾被罚时抬出名号,他家儿子郑志强之前为拉厂子打架,也早早就嚷嚷过和书记的关系。郑德生一家,其实就是月海镇部分居民心态的缩影:靠着关系进来,想要户口和实惠,却不愿遵守新的城市规则,骨子里还是农村散漫的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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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诚自己做事本就胆大,有时在规则边缘游走,如今家人这般行事,等于在他身边埋下了雷。今天可以因为亲情对家人的违规网开一面,明天就可能在其他事情上被拖下水。陆德诚、解春来他们当初对李秋萍的排挤,无形中助长了这种“人情大于规则”的氛围,觉得“自己人”怎么都行,外人(如李秋萍)的规矩可以不理。如今,这氛围反过来困扰了整个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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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看整个过程,陆德诚和解春来的算计,害惨月海镇,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而恰恰在于那种看似平常的“不配合”“瞧不起”和“内耗”。他们联手制造的排斥氛围:

第一,拖慢了月海镇“软件升级”的关键进程。让本应早早启动的市民素质教育和环境整治工作,屡屡受阻,错过了与“硬件建设”同步的最佳时机,导致城镇“里子”和“面子”严重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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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造成了宝贵发展资源的白白流失。莫妮卡的投资案是最直接的例子。因为内部不齐心,表面工作敷衍,将一个能改变城镇命运的外部投资机会拱手让人。这种损失,是多少个本地小厂都难以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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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纵容了落后的治理思维和人治风气。他们对新观念、新做法的抵制,实际上维护了一种基于资历、人情和短期利益的旧秩序。这种秩序,不仅阻碍了像李秋萍这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发挥全力,更默许甚至滋生了类似郑德生家庭那样的特权思想,为城镇未来的规范管理埋下了深层次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