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为何反复上演？中美博弈将走向何方？这里藏着大国交锋的深层启示|中美博弈|大国交锋|美欧|贸易战|贸易摩擦|金融危机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经济全球化的航程中，贸易风云从未停歇。

当前，单边主义阴霾笼罩，关税博弈、技术封锁与规则争夺相互交织，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与冲突，从偶发的“黑天鹅”事件，逐渐演变为须持续应对的“常态”挑战。

这不禁使人追问：贸易战为何反复上演？其背后蕴含怎样的历史逻辑与经济规律？在中美竞争性共存的格局下，中国如何把握贸易发展的机遇、应对外部挑战？

想要厘清这些复杂议题，洞悉贸易战的来龙去脉，我们需从历史纵深与思想沉淀中汲取智慧。一些聚焦贸易冲突的作品，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穿透迷雾与思考未来的线索。

冲突：贸易战的历史基因

贸易冲突并非21世纪的独特产物，这是一种贯穿数百年的，与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紧密相关的长期现象。

在《全球贸易冲突：16—20世纪》中，作者以跨越500年的宏大视角，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贸易冲突史。从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壁垒，到工业革命后的产业竞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经济封锁，贸易冲突形式不断演变，但其核心始终围绕资源、市场与规则的主导权。

书中指出，贸易与冲突紧密交织，冲突往往会带来深刻的、意想不到的影响。从历史上看，贸易冲突的焦点随着经济格局的演进而不断升级——从早期的资源掠夺，逐步转向复杂的产业与规则博弈。

尽管随着20世纪国际贸易的扩大，战争作为促进贸易的工具已经不那么普遍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贸易已经变得和平了。

当我们将视角聚焦到当下，想要深入观察当代贸易冲突的规则与谱系，把握美国贸易政策演变便不可或缺。

事实上，随着全球经济与政治重心向美国转移，美国的政策选择产生了全球性外溢效应。在《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提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3R”框架——税收（Revenue）、限制（Restriction）与互惠（Reciprocity）。他认为，美国两百年的贸易政策始终围绕这三项目标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先排序。

这一框架清晰揭示了其政策看似摇摆的内在连贯逻辑：建国初期，关税首要功能是为联邦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在内战后工业崛起阶段，政策重心转向保护稚嫩的本土产业，实施进口限制；待到二战后美国登上全球经济霸主之位，则更着力于推动所谓“互惠”贸易，以打开海外市场。

欧文指出：“每个时代总有一个‘R’占据优先地位，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对外贸易冲突的方向与强度。”理解这一内在逻辑，或许有助于我们穿透表象，洞察其行动的真实意图与连续性。

及至冷战结束后，贸易冲突的前沿进一步向高技术领域聚焦，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在此背景下演变尤为典型。《冷战后美国出口控制研究》指出，此时的出口控制已日益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与防扩散范畴，其采用剖析选择性遏制、联盟捆绑等关键手段，越来越多地成为维护全球霸权、遏制战略竞争对手、主导规则制定的综合性工具。

“冷战后美国出口控制的本质，是将规则武器化，通过‘控制威胁’实现全球战略优势的延伸。”从半导体、芯片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美国日益严密和泛化的技术限制网络正是其通过限制技术扩散来维持自身军事技术优势，进而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的体现。

交锋：典型案例的得失启示

如果说，理清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把握宏观逻辑，那么剖析典型案例无疑能帮助我们看清贸易战交锋中的策略与智慧。

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是大国博弈的经典案例之一。《美日博弈：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一书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以亲历者（美国商务部前贸易谈判代表）的视角，生动复盘了双方在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关键产业领域的激烈交锋。

书中讲道，“贸易逆差往往只是谈判的一个表征，国防往往和贸易联系在一起，那并不是美国真正追求的谈判目标”。这其实揭示了贸易战的核心——无论谈判技巧如何高超，最终的胜负手仍取决于本国的实力、效率与韧性。

另外，国家间的贸易交锋往往具有长期性与阶段性。在另一部聚焦美日关系的著作《交锋二十年》中，作者就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系统展现了双方跨越多个经济周期的冲突互动。

书中提出，贸易摩擦的起伏节奏，与双方相对经济实力的消长、国内政治的选举周期，以及全球战略态势的调整紧密相关。因此，“斗而不破”的阶段性妥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博弈结果。

“美日经济理念与发展模式的博弈，最终走向部分规则融合与各自调整，而非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在贸易博弈中，结果不是“非胜即败”，其核心或许还在于在动态对抗中寻求利益平衡点，而非追求彻底击垮对手。

当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美欧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航空贸易博弈，则为我们理解规则与妥协的作用提供了另一种案例。《冲突与妥协：空中客车与美欧贸易关系》聚焦于1970年至1992年间，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崛起所引发的一场持久贸易争端。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博弈，最终并未走向全面的贸易战，而是通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多项双边协议，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则约束。这提示我们，“贸易冲突中的‘妥协’，从来不是弱者的退让，而是强者在成本收益权衡下，对竞争秩序的理性重构”。

关联：经济危机与资本博弈

当我们关心贸易战时，往往还离不开另一个词——经济危机，阅读这些关于贸易战的著作会发现，贸易战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双向传导关系。在这一关联背后，还潜藏着贸易战与资本博弈的深层绑定，三者共同交织成全球经济动荡的复杂图景。

《贸易政策之祸：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启示》是理解经济危机与贸易战双向传导逻辑的经典之作，它以1929年—1933年大萧条为核心案例，论证经济危机如何催生保护主义，如《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出台，而贸易战又导致了全球贸易的恶化，如1929年—1933年全球贸易额的大幅度萎缩，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导致了“危机—保护—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正如书中所警示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从来没有赢家。《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看似是保护美国农业与工业的“救命稻草”，实则反噬了本国经济根基。

在全球化程度空前的今天，金融风险的跨境传导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梳理了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链条，深入分析了贸易与资本流动在危机传导中的复杂作用。

作者沈联涛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新全球危机时代”，全球化让各国共享繁荣，也共担风险。一旦危机发生，贸易保护会割裂全球供应链，放大危机传导效应，阻碍跨境协同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