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新年钟声敲响的前三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对一伙恶贯满盈的犯罪分子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是冬日里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
在北京西交某刑场，一群荷枪实弹的法警神情庄重地肃立在那里。
随着一阵尖利急促的警笛鸣叫，一溜红蓝相间警灯闪烁的警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进了刑场。
车门从后面打开了，五个身着紫红囚服，魂不附体的罪犯被推下了囚车。
死囚们步履蹒跚的挪向法警指定的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个位置。
他们的步子迈得特别慢，似乎故意在磨蹭时间，以延缓大限的到来；也可能是怀有某种妄想，企盼奇迹的出现，来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年轻生命。
是的，他们的确太年轻了，连执行过无数次任务的法警都惊奇地看着他们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四岁，最小的才十九岁。
这意味着，在一年前，他们刚犯下这弥天大罪的时候，其中有的罪犯，刚构法定的成人的年龄。
更是法警们惊奇的事，在这五个年轻的死囚里面，竟有两个是正值芳龄、姿容姣好的女性。
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如果让他们换上新款的时装，配上精美的首饰，在施以入时的化妆，让她们走在大街上，或站在流光溢彩的宾馆饭店门口，他们绝对是拥有很高回头率的漂亮的都市小姐。
然而，此时此刻，这一切都不过是浪漫的想象而已。
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指向他们的后脑勺，法警们的食指已经搭上了班机，死神已经攫住了他们的灵魂。
“”预备……放！”执行法官一声令下。
随着一阵疾风扫落叶似的枪响，五名年轻的死囚像被狂风削去了半截的高粱杆似的，齐刷刷的倒在了地上。
一阵狂风卷起冬日干燥的黄沙，洒在地上紫黑的污血里，附着在他们已无血色的脸上，把他们肮脏不堪的脸弄得更加狰狞丑陋。
枪声……给这起震惊京城的特大案件画上了句号。
罪犯已经命归黄泉，罪恶得到了惩处，耻辱得到了昭雪，正义得到了伸张。
但此案给我们带来的强烈义愤，给一切富有良知的人们所留下的警示和思索，却没有丝毫的冲淡，仍是那么忧郁，那么触目惊心。
让我们还是把把镜头摇回到一年多以前，那个夏日的黄昏。
一
一九九四年八月六日傍晚。
在北京朝阳区东直门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上，一个穿着入时，模样清纯，约莫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款款走来。
这是个看上去很可爱的女孩子，白白净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尤其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还有那优美的曲线，都使她洋溢着青春的魅力。
夏日，漂亮的女孩真是都市一道美丽的风景。
此刻，她走在清风拂面的大街上，天边的晚霞把她的脸映得红红的。
她东张西望，边走边溜达，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好像在等人，也好像在找人。
她叫陶芳，芳龄十七岁，是北京某中学刚刚毕业的应届高中生。
一个月前，她参加了高考，这几天高考录取分数刚下来。她的分数比预想的略低一点，但总的来说还算是过得去的。重点名牌大学不敢奢望，普通大学或许能够录取。
像同龄人一样，陶芳是一个富有幻想的女孩，她的家境十分宽裕。父亲是北京某工厂的厂长，母亲是一家商行的老板。
在当时的京城，她的父母无疑应该归入“大款”的行列。她是个独生女儿，可谓父母的“掌上明珠”。
这就不难想象，在这个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这位俊俏可人的千金，受到的是怎样的宠爱和呵护。
时装、名表、昂贵首饰和寻呼机这些本属成年女性的消费品，都过早的装备到了这位中学生身上，使她较之同龄女孩子过多的享受了现代物质文明的优越。
过早的享乐，也使她过早的涉入了爱河。
尽管她才十七岁，但在爱情的履历上，已经填写过两个男孩子的名字。
第一个是他的高中同学，他们曾经不顾校风的禁令，偷偷的相爱了。可惜终因双方对“爱情”太懵懂，彼此都太草率，而使这场游戏般的爱情无疾而终。
前不久，这位不谙世事却又感情丰富的女高中生又交了一位男朋友，是某宾馆的保安。
这几天，正焦急地等待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她有些百无聊赖。她的男朋友经常来陪她，频频的约会，多少能够给她排遣一些紧张高考之后所惯有的空虚和失落。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她正和男友在自己的家中缠绵悱恻。突然，桌上的寻呼机响了，拿起一看，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她赶紧跑到对面不远处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音调有些轻佻。
说了几分钟的话，陶芳才知道对方是一个外号叫猴子的人。
二
这个外号叫猴子的人，陶芳记得一个朋友家认识的，大名叫侯登榜，二十二三岁的年纪，素骨伶仃，一脸猴气，故而得此绰号。
这猴子并不是美男子，女孩子大概不会喜欢这样尖嘴猴腮的男人。
初次见面，陶芳对他并无什么印象。不过这家伙玩女孩子，毕竟有过人之处，皮厚嘴甜。
之后又来找过陶芳几次，每次花言巧语，竟使天真的少女，对他萌生了几分好感。虽谈不上交易颇深，也算是有几分投机。
现在，这位“猴哥”在电话中邀请陶芳晚上去他那里打台球，她几乎未加思索就答应了。
他们相约晚上八点在兆丰市场门前公用电话亭碰头。
此刻，走在大街上的陶芳步入一个长长的小胡同里，在一个小四合院门口，她叩响了一扇门。
门开了，露出了一张更年轻的娃娃脸。
“陶芳姐！”长着娃娃脸的少女高兴的叫了一声。
“凌洁，你在家呀？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是顺路儿过来看看。”陶芳显得兴高采烈。
陶芳之所以来找凌洁，是因为他们是非常的朋友。
凌洁的父亲林卫平，正好是陶芳母亲所在商行的副经理。由于这层关系，两个女孩子交往甚密。
看上去，凌洁比陶芳小得多，白净的脸上甚至还没有泛起少女的红晕，明亮的眸子里闪现着孩童般的天真和纯洁。
她今年刚满十三岁，是某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凌洁虽只比陶芳小四岁，但无论是形象上和情感经历上都相去甚远。
陶芳成熟活泼；凌洁单纯文静，陶芳热情外向；凌洁沉默寡言。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们成为好朋友，虽然她们既不是同学，又不是街坊。
“”什么事啊？陶芳姐！”凌洁颇有些纳闷。
“是这样的，有几个朋友约我晚上出去玩。这几天在家挺闷的，我也想散散心，就答应他们了。如果你晚上没有事儿，就和我一起去吧。”陶芳很真诚的道出了初衷。
对这位姐姐的话，凌洁向来言听计从。反正放假了，晚上在家也没有什么事。
她想了想便同意了:“成，咱俩就一起去吧。”
凌洁梳理了一番缎子般乌黑的学生短发，换上新买的浅黄缀白花的连衣裙，穿上高跟凉鞋，愈显得亭亭玉立，秀气俊俏。
陶芳情不自禁的夸了一句:“凌洁，你真招人喜欢。”
凌洁腼腆的笑了笑。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四合院，又走了一段路就来到了胡同口。
陶芳伸手拦了一辆夏利出租车，对司机说:“去兆丰市场。”司机点点头，示意她们上车。
出租车载着两位少女绝尘而去，两位天真烂漫的姑娘在车上有说有笑，十分轻松的谈论着女孩子的话题，甚至，陶芳还向凌洁谈到了将要谋面的那位“猴哥”的趣事。
然而两个女孩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可怕的陷阱正在等着她们。
阴谋正在悄然逼近，这趟看似没有任何凶险迹象的约会，将使她们蒙受巨大的耻辱和摧残！
三
出租车在兆丰市场喧闹而又脏乱不堪的菜摊肉食铺前停下，两个少女下了车。
这是一个周末的夜晚，街上人群熙攘，散步的情侣，购物的主妇，过路的行人，把这条不算开阔的商业街塞得满满的。
陶芳和凌洁刚在约定的电话亭旁站定，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陶芳，你真准时呀！”
随着声音，一个中等身材、身体精瘦、理着小平头，上身穿着一件十分招眼的花格衬衣的男青年，出现在她们面前。
此人正是侯登榜，他的旁边还站着一男一女，男的约摸二十出头，个子瘦高，皮肤白皙，头发蓬松，显得很斯文，像一个大学生；而那女的模样挺俊俏，波浪式的披肩发，一袭浅绿色带白花的连衣裙，乍一看颇有点大家闺秀的风度。
可细看上去，她脸上浓妆艳抹，而厚厚的脂粉也没有遮掩住满脸的倦色和专横，尤其是那双大眼睛中流露出一股寒冷而凶险的目光，使人不寒而栗。
她的打扮和形象让人很难判断她的身份，公司雇员？待业青年？打工妹还是三陪小姐？
陶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侯登榜就大大咧咧地走过来了:“哇！陶芳，你比以前更漂亮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陶芳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侯哥，你别老夸我啦，真正漂亮的是这位。”
她指了指身旁的凌洁，“对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介绍呢，她叫凌洁，我的好朋友。他爸和我妈是一个单位的。”
“凌小姐，真是幸会。”侯登榜眉开眼笑，伸出手使劲捏着林洁纤细的小手，长时间不松开。
凌洁有些不快，又不便发作。
“对呀，陶芳，我也给你们带来了两位新朋友。”侯登榜松开手，指着一直站在他身旁默不作声的二位:“这位是杨红小姐，他叫郑文西，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好！”“你好！”四位新朋友彬彬有礼地握了手。
之后，杨红提议:“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吧，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侯登榜马上附和:“好啊，我也没吃饭，怎么样，你们二位也去吃一点吧。”
陶芳、凌洁未置可否，随他们三人一起来到了兆丰市场后面的夜市。
在一家小吃店里，炒了几个热菜，每人要了一杯啤酒。
席间，他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侯登榜说他最近做成了几笔生意，心里特高兴，就想找时间出来“乐一乐”。郑文西帮腔吹嘘，说跟着侯哥真是学到了不少本事，既赚足了钱，又长了见识。
只有那个叫杨红的女人没有吭声，光顾着喝酒吃菜。陶芳和她搭讪，问一句，她答一句。
通过简单的对话得知，她老家在东北，是黑龙江省铁岭市人，今年刚十八岁，但两年前就来闯北京了，现在自己开了家个体饭馆。别的她就什么也不说了。
她对闲聊兴致不高，似乎不想让陶芳她们知道的太多。
吃饭期间，侯登榜一个劲儿的给凌洁夹菜，陶芳和凌洁都是吃过晚饭的，凌洁便对侯登榜说:“不想吃了！”
不料杨红突然冒出了一句:“有你吃的时候！”说的凌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几个人边吃边聊，过了一个多小时，杨红去买单，陶芳抬腕看了看手表已快到十点。
他们走到小吃店外的马路上，这时路上的行人已经稀稀拉拉，一阵晚风吹来，挺惬意的。
“怎么样？一起去玩会儿吧！”侯登榜脸通红，喷着酒气说。这家伙显然不胜酒力，喝点啤酒就成了“红脸关公”。
“去哪儿玩呀？”陶芳问。
“去杨红的宿舍吧，她那里既偏僻又安静。”
“玩什么呢？”凌洁问。
“打麻将呗！”
“我不会打麻将，陶芳姐，咱们回去吧。”凌洁毕竟年幼，心里有点害怕，“我走的时候没打招呼，太晚了，不回去我爸妈着急！”
“哎，着什么急呀？怎么着也得玩会儿吧，”
“哪能就这么回去了呢？就玩一会儿，完了我们一起回来，保证把你安全送到家。”侯登榜、郑文西巧舌如簧，殷勤的劝着。
这时正好有辆“面的”驶来，杨红伸手拦住了车，还没容陶芳、凌洁再说什么，就被他们稀里糊涂，连拉带推地弄上了车。
司机问:“去哪儿？”
侯登榜凶巴巴的说:“你就顺着道儿往前开，到地方自然会告诉你的。”
四
面的载着五个男女急速地朝东北方向开去。
陶芳去过首都机场，看到车窗外依稀可辨的道路和景物，她猜想大概是朝机场方向去。
路越来越黑，后来连路灯都不见了，好像来到了郊区。
凌洁心里害怕极了，直问侯登榜去哪儿？
侯登邦不答话，问急了才没好气的说:“急什么？马上就到了。”
大约行驶了半小时的光景，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面的终于在一排黑咕咚咚的平房前停了下来。
侯登榜说:“到啦。”几个人先后下了车，从一个小门走进去。
陶芳这才发现，这是一个小合院。就是郊区农民自建的那种简易四合院，坐南朝北。院里一片漆黑，只有三间南房还亮着灯光。
侯登榜在前面走，陶芳、凌洁就跟着，走进了三间南房中间的一间。
一进门，陶芳他们看到这屋子里已经坐着四个人，两男两女，看到侯登榜进来，他们也没理会，照常聊天。
侯登榜也没有向陶芳介绍这四个人，只是朝他们神秘的点点头，便让陶芳坐在地上和他们打麻将。
陶芳看着地下脏兮兮的，那四个男女她也不认识，便说不想玩了。
凌姐也说:“都快十一点了，咱们快回家吧，再晚了连出租车都打不到了。”
这时，屋子里原先坐的四个人中，有个大个子突然站了起来，像泼皮骂街似的:“他妈的。摆什么臭小姐的架子，来了就想走，不陪老子玩够，就别想出这个门。”
那两个女的也帮腔:“是啊，哪有你们这样不懂事的，来了就走。你们可千万别惹鳄鱼生气，把他惹急了，可够你们受的。”
两个少女一听就傻眼了，直到此时她们才始有察觉，来到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
这时那个叫“鳄鱼”的大个子朝陶芳努了努嘴:“去那边一下！”便把陶芳带进了东边的屋子里。
侯登榜和杨红正站在那儿嘀咕什么，外面屋子那两个女的也跟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把凌洁、郑文西和另一个男的隔在了外面。
陶芳正在犹豫之际，只见“鳄鱼”突然伸着粗壮的大手，对着她的后背猛击一掌。
文静纤弱的娇女孩哪经得住彪形大汉这样的粗鲁，一个踉跄就摔倒在地上。
“侯登榜，你们要干什么？”陶芳杏眼圆睁。
“干什么？哈哈……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侯登榜一阵狞笑，“鳄鱼，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她绑起来！”
“鳄鱼”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根绿色尼龙绳，绑起了陶芳的双手。
陶芳拼命挣扎，嘴咬脚踢，旁边那两个女的见状也一拥而上，按住陶芳的手脚。
陶芳大声叫骂，原先站在一边冷眼观看的杨红气急败坏，上前使劲的猛踢陶芳的大腿和腹部，又踩住她乱动的脚。
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破布塞进了她的嘴里，又贴上了一层胶皮封条。
陶芳手脚被捆，又说不出话，瘫倒在墙根，呼呼的喘着粗气。
与此同时，在外间的凌洁已吓得的不知所措。
一会儿，东屋的门开了，只见“鳄鱼”气势汹汹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根尼龙绳子。
这时侯登榜，郑文西也一拥而上，凌洁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抗，就被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嘴上也被贴上了封条。
两个无辜的少女就这样落入了魔掌，她们瞪大了惊恐的眼睛，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五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那么，这几个穷凶极恶的歹徒，为什么要劫持和绑架两个天真无邪的少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从这几个人的身世说起。
其实，天真善良的陶芳做梦也没想到，那个甜言蜜语、善于恭维女孩子的侯登榜以及杨红、郑文西之类，早就是一群作奸犯科、劣迹昭彰的带有黑社会流氓性质的犯罪团伙。
陶芳、凌洁落入他们的魔掌，无异于孱弱的羔羊落入了虎狼之窝。
侯登榜，二十三岁，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应该说，他的父母和兄长虽然地位并不显赫，却都是本分之人。
可是，大概由于他是家中老幺的缘故，父母对他宠溺有加，使这个宝贝儿子自幼就养成了骄横暴烈，冥顽不化的性格。
他不思上进，书根本读不进去，初中仅上到二年级就辍学在家，成天和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一九九四年曾因非法携带枪支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天。其实，携带枪支只是他诸多罪恶中在当时仅被发现的一项，而此时的他早就是一个杀人越货、负罪累累的犯罪分子了。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就在侯登榜频频作案，混迹于流氓恶势力之中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认识了杨红。
这是个年仅十八岁的女人，如果我们按照女人这个概念来看待她的话，应该属于那种被上帝恩宠的女人，因为造物主赋予了她一个相当靓丽的容貌。
十八岁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年龄，被誉为“花季”。
与她同龄的绝大多数姑娘，或者正处于孜孜求学，为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而攻读的日子，或者正在工厂里、职业学校中、大饭店里辛勤的工作和学习，或者是商场中的售货员，文静美丽的导游小姐，英姿飒爽的女战士……
而这位漂亮的杨红小姐却与她的同龄人大相迳庭，她的人生经历虽然短暂，却过早的写下了斑斑劣迹。
她出生在黑龙江省铁岭市一个工人家庭。在她7岁的那年，父母离异了，家庭破裂当然是人生中的一个大不幸。
对于意志坚强、沉着冷静的女孩子来说，父母离异或许是促使自己走向成熟的契机。而对于杨红而言，家庭的变故却使她一下子堕入迷茫消沉的深渊。
生活中的空虚和无着，使得她常和那些大男孩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夜不归宿，从中寻求刺激和充实。
就在她十二岁那一年，一个大她八岁的自称是她表哥的男人夺取了她的贞操。她哭过，也闹过，更恨过，可就是没有振作过。
她自称看破红尘，开始自暴自弃，很快滑向罪恶的深渊。
一九八九年，她母亲跑到北京开了家个体食品店。不久，她也以当临时工为名，来到北京。
北京虽大，就业机会也多，而对一无所长又不愿吃苦的女人来说，幸运是不会降临的。
为了生存，为了享乐，她开始吃青春饭—卖淫。
这种轻松而快意的皮肉生意使她赚了一笔钱。
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晚，她正在在与嫖客奸宿之际，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
发财梦破灭了，她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这时她刚满十六岁。
在劳教所，她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性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劳教所同意她保外就医。
就在保外就医期间，她认识了比她大五岁的侯登榜。
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很快打得火热。
之后，侯登榜又给她介绍了郑文西、鳄鱼（真名鄂余），朱刚、严寒、周红艳、石晓良、阳早、章利、陈建、汤凡等十几个歹徒，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结成了犯罪团伙。
六
除了杨红外，还有些女犯罪成员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是严寒、周红艳这两个女孩。
出生于一九七五年的严寒比杨红大一岁，她的父母都是北京某大工厂的工人，工作努力上进，都曾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可惜这对夫妇对他们任性的长女却失之于骄纵，使这个曾经表现优良的少女，在贪欲和坏人的引诱下，渐渐步入歧途。
一九九一年，严寒从丰台某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一九九二年毕业后，分到北京颇有名气的崇文门饭店任服务员。
饭店服务员的工资并不低，每月连同奖金，最多时可拿到二百多元。应该说，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收入并不菲薄。
但是严寒却不知足，经不住五光十色和灯红酒绿的诱惑，开始把黑手伸向那些衣着华贵、一掷万金的外宾。
金表、金戒指、宝石项链，高档貂皮大衣等都相继被她掠入自己的住处。
终于有一天，她的黑手被抓住了，全店哗然，她受到了饭店所能给予的最高处分—除名。
从此，她丢掉了工作，混迹于社会上。
一九九四年初的一天，她认识了郑文西，很快堕入情网。
是郑文西把她介绍给了侯登榜和杨红，从此她就正式落草为寇了。
二十三岁的周红艳颇有几分姿色，但好吃懒做、贪图享乐注定了她的堕落。
她名义上是侯登榜的女朋友，可早就开始同居。
从一九九四年三月份起，她的肚子里已怀上了侯登榜的孩子。
可侯登榜绝不是专一的，好色是其天性。即使当着周红艳的面，他也敢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周红艳只能是置若罔闻，绝不敢说一个不字。
这样一个可悲亦可怜的女人，却也被侯登榜拖上了犯罪的战车，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
从一九九二年四月至一九九四年七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一伙罪犯在首都北京频频作案，大肆进行猖狂的、骇人听闻的抢劫杀人犯罪活动。
抢得大量人民币、日元、美元以及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香烟、金银首饰、手表等物品。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九时许，侯登榜、郑文西、时晓良、章利先后窜至北京朝阳区北小街、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下。
抢得北京东直门医院职工康澎（男，21岁）、马艳红（女，20岁）、四川省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刘波（男，25岁）、四川省成都光大旅游公司阳英（女，25岁）等人的人民币200元、手表一块、金戒指一枚、金耳环一副及银项链一条。
歹徒时晓良还持刀将康澎、刘波、阳英砍伤。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一时许，侯登榜、鳄余、郑文西持刀窜至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南侧，对北京市第二制药厂职工李国辉（男，时年21岁）进行抢劫，李国辉奋力反抗，大声呼救。
侯、鄂分别持刀猛刺李国辉右腹腹沟、臀部，李的股静脉被刺破，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号深夜，郑文西、朱刚、时晓良窜至东城区鼓楼外大街东侧滨河路处，持刀对中国海湾建设总公司职工梁西忠（男，39岁）、西城区药材公司干部李素荣进行抢劫。
遭梁西忠反抗，郑、朱二人持刀猛刺其胸部、腿部，致使梁西忠胸部被刺破，伤及心脏，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这一伙疯狂的歹徒每次作案后都侥幸的逃离现场，给公安人员的侦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每一次侥幸的逃遁都给他们的犯罪冒险以更大的刺激。
正是在这种冒险心理和发财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酝酿了更大更险恶的阴谋:即绑架陶芳，勒索钱财。
杨红是从侯登榜那里得知陶芳家境的。陶的母亲是某商行的经理，侯推测其定是“百万富婆”，而陶芳又是其父母的掌上明珠，抓住这个宝贝疙瘩，不愁榨不出一笔巨款。
杨红、侯登榜、郑文西、鄂余、朱刚、严寒、周红艳等人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制定了周密的绑架计划，连作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绑架、关押人质的场所，他们多次密谋、踩点。
又一同来到远离市区、极为偏僻的酒仙桥安家楼村，租住了一处独立的农家小院。
并确定由侯登榜利用与陶芳极为熟悉的关系，将陶芳诱出，挟持到秘密地点。
他们没有想到，事情竟是这样的顺利，陶芳竟是这样的容易上钩。
至于凌洁，则纯粹是陶芳偶然带来的，不在计划之内。
但她的出现却丝毫不会影响原计划的进展，只是虎口里又多了一只鲜嫩的羊羔而已。
七
八月上旬，暑气还没有从京城消退，天气依然炎热难耐。
而此时，被捆住手脚、封住嘴巴的陶芳却吓得瑟瑟发抖，突然降临的灾难使她不知所措。
大约在她被捆绑十多分钟之后，随着门外一阵骚动，她意识到大概凌洁也被捆绑起来了。
她心里涌起一股难言的内疚，真不该带凌洁来，是自己连累了她。
正在自责之际，门开了，杨红，也就是那个被同伙们称作“红姐”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
陶芳看到她的脸上露出得意和兴奋的神情，和刚才吃饭的冷漠完全判若两人。
她款款地走到陶芳身旁，坐在一只小矮凳上，对斜躺在地上的陶芳说:
“陶小姐，委屈你了，真是很对不起，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啊！我的朋友折进去了，现在需要一大笔钱，这笔钱只有你妈才有。所以我和猴哥商量，管你妈借50万元，我们只要20万，给你30万，你看怎么样？今晚上你好好考虑考虑”
看着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陶芳觉得她像魔鬼，像妖婆，她说话的声音柔软，很好听，但陶芳听得浑身发麻，她不由得想起了过去电影中、电视剧中人质被绑架的情景，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生活中这真实一幕的主角。
就在这时，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弱小的凌洁被反剪着双手推了进来。
歹徒们把她们两人推倒在屋子的墙角下，让她们坐在地上，留下郑文西和朱刚看着，其余的都出去了。
郑文西撕掉了封条，把她们嘴里塞的布抽出来，给每人嘴里塞了三粒药片后说:“这是安眠药，让你们吃了睡个好觉。”
开始时，郑和朱都不说话，两眼直直地瞪着陶芳和凌洁。
过了一会儿，他们觉得挺乏味的，便开始玩起牌来。
趁他们玩兴正浓，陶芳悄悄的对凌洁说:“他们想向我妈妈要50万块钱，跟你没关系，你什么也别说，不然他们打你。”
“陶芳姐，咱们怎么办呢？”
陶芳压低嗓门说:“别急，咱俩瞅个机会跑！”
“别说话，再说我抽你们！”听她们俩在嘀咕，郑文西大声呵斥。
她们不敢说话了，大概是安眠药起到作用，不一会儿，她们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八月七号早晨。歹徒们既不松开她们，也不让她们洗脸吃饭。
整个上午，歹徒们进进出出，不知忙些什么，到吃中午饭时仍不给她们吃，饿得两位少女饥肠辘辘。
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杨红露面了，她得意洋洋地打量着两个女孩子。
过了好一会儿，才喊了一句:“松绑！把饭端上来！”
郑文西就把两人的绳子解开，朱刚端上来两碗方便面。
杨红故作亲切地说:“把你们饿坏了吧？快吃饭吧。吃完了咱们再说别的。”
两个女孩的手被捆麻了，她们的双手连碗都端不稳，但真是饿极了，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把方便面连汤都喝了下去。
“好，饭吃完了，咱们谈谈正事了。”杨红冷冷地笑道:“陶小姐，我们的意图昨天晚上已经告诉你了，考虑了这么久，大概有个答案了吧？如果你和我们痛痛快快的合作，我们绝不会为难你，很快就会放你回家。但如果不愿意合作，那后果我不说，恐怕你也明白，到那时，你可别怪我们不讲交情！”
陶芳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到底让我做什么，就说吧。”
“好，痛快！这样吧，你给你妈写封短信，我说，你写。”杨红就随手拿来一个香烟盒，撕开了交给唐陶芳，“就在这上面写。”
杨红口述，陶芳用困得发麻的手，歪歪扭扭的写下了几行字:
妈妈，我现在急需50万元，要百元旧票，要在三天之内把钱准备好，三天之内呼我，否则命不保，千万准备好钱，千万别报案，要快，快把钱准备好。
女儿:陶芳
写完之后，杨红就把纸条拿走了。随后又命郑文西、朱刚把他们重新捆了起来。
八月七号晚，这是人质被绑架后的第二天晚上。
天已经黑了，屋里15瓦的灯泡发着昏暗惨淡的光，肮脏潮湿的水泥地板上遍地狼藉，一片污浊，加上便盆里发出的臭味，使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牢房”令人恐怖，令人窒息。
晚上歹徒们又没给她们饭吃。一天一夜，每人只吃了一包方便面，两人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而歹徒们却在外屋用煤气灶炒菜，“滋滋”作香，扑鼻的香味一阵阵的飘进里屋来。
晚上八点多钟，歹徒们酒足饭饱了，他们抹着油亮的嘴唇，一起拥进了了关押陶芳他们的“囚室”。
杨红右手握着一个白塑料管，左手叉着腰，歪斜着脑袋，活像电影中的女特务。
只见她神色怪异的盯着陶芳，吓得陶芳一阵阵的发抖。
只见她一阵狞笑，扭头对侯登榜说:“猴哥，这小妞长得可真标致啊！来！把这小妞的衣服给我脱光，你们上去跟她玩玩！”
八
几个歹徒一听，正中下怀，心花怒放。
陶芳和凌洁吓得叫了起来:“红姐，不要啊，千万不能啊，求求你，千万不能啊。”
杨红理也不理，朝几个歹徒点点头:“你们跟我来吧”他们就一起走到外屋。
杨红说:“你们谁先干？”侯登榜、郑文西等人都没吭气。
停了一会儿，杨红说:“我替你们出个主意，你们抽签吧，这样最公正。我拿四张牌，红桃第一，黑桃第二。方块第三，梅花第四，就按这顺序行不？”
侯登榜早就按捺不住了，连声称赞:“就这么着，这样公正，还是咱红姐办法多！”
当下，四个歹徒就在女流氓杨红的唆使下进行了文明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抽签—决定轮奸的顺序。
结果郑文西抽的红桃、朱刚黑桃、鄂余方块、侯登榜梅花。
歹徒们一阵狂呼，兴高采烈。之后，几个欲火焚心的歹徒急匆匆破门而入，扑向两个奄奄一息、毫无反抗能力的少女。
一阵阵令人颤栗的呼救声、惨叫声、呻吟声，伴随着歹徒们疯狂的喘息声，奸笑声，清晰的、断断续续的从门缝中传出。
而只有一墙之隔的外屋，却也坐着三个与两个少女年龄相仿的女人。
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已有身孕的周红艳，面对自己的男朋友纵情地发泄着兽欲，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依然谈笑风生。
三个女人一边悠闲的抽着烟，吐着烟圈，嗑着瓜子，一边欣赏着里屋传来的惨叫和狞笑的“伴奏”，是那样的轻松，那样的惬意。
人之能够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思维、有智慧、有感情，有廉耻之心。这几个罪犯的所作所为已经丧失了人类最起码的良知和羞耻之心。
他们有的只是动物的本能，他们已经堕入了茹毛饮血的动物的行列。
他们是一群野兽，是一群兽性大发、丧尽天良的凶猛动物，而坐在外面屋里的则是三个冷酷可怕、连动物间的排异心理都不曾具备的母兽。
这天夜里，歹徒们交替轮奸了两个少女，蹂躏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夜里两点多钟，淫心荡漾的侯登榜再一次强奸了陶芳、凌洁。夜幕虽然掩盖了他们的丑态和肮脏的躯体，但冥冥之中却有一支铁笔记下了他们不可饶恕的疯狂和历历罪恶！
有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
八月八日上午，杨红进来，把陶芳的双手松开了，给了她和凌洁每人一碗稀饭。
饭后，杨红命陶芳再写一封短信，信中内容与头天下午写的一模一样。
写毕，杨洪问:“陶芳，你家里现在有人吗？”
“我妈妈全天在商行上班，我爸爸下午四、五点钟上班，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下班。”
“那好吧，现在我要借你家的钥匙用一下。”杨红说罢，从坤包里翻出了一串钥匙，朝陶芳亮了亮，还得意地甩出了一阵响声。
随即又下令郑文西:“把他俩还给我捆起来，捆结实，别让他们跑了。”
郑文西、侯登榜一起动手，分别把陶芳、凌洁捆上，让她俩背靠背坐着，又找来一根粗绳子，从中间牢牢地捆死。
之后，几个歹徒就到院子里去了。杨红给大家做了分工，她本人和侯登榜、郑文西、朱刚四人去陶芳家中，留下严寒，“鳄鱼”和周红艳看守两名人质。
杨红四人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东城区某胡同的陶芳家中。
陶家住的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歹徒们到达时是上午十点多钟，院内静悄悄的。侯登榜先去敲门，没有答应。
杨红就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留下郑文西在门口望风。
三个歹徒溜进陶家，翻箱倒柜找东西。陶家的确是个殷实之家，这从室内的陈设、装潢和电气化程度可以看出，但歹徒们并不想拿东西。
彩电音响虽好，可目标太大，他们只想找钱。结果翻遍了抽屉，只翻到百元大票五张。
时间紧迫，歹徒们不敢久留，就随手掠走了一枚戒指、一台单放机、一台CD机和四个CD盘，外加吹风机、望远镜、化妆品、BB机发票以及陶芳的户口本等物品，随即仓皇逃离。
打车跑了已有两公里，杨红才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今天主要是送陶芳写给他母亲那封信的，不想慌忙之中却把正事给忘了。
于是命司机返车又回到陶家门口。侯登榜下车，把陶芳的信放在陶家的写字台上。
杨红等人走后，屋里只剩下严寒、“鳄鱼”、周红艳。
三人待了一会儿，“鳄鱼”到另一间房子里做方便面，孕妇朱红艳在中间房休息。
只有严寒看着陶芳、凌洁，好像也很疲劳，她靠在椅子上，背朝着她俩正在打盹。
趁此机会，陶芳和凌洁相互悄悄的把对方手上的绳索解开了。
严寒毫无察觉，她俩从地上爬起来，陶芳顺手从窗台上拿起匕首，凌洁则一把揪住严寒的头发。
猝不及防的严寒吓了一大跳，本能的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九
喊声惊动了鳄鱼和周红艳，两人飞快跑了进来。
鳄鱼伸手去抓陶芳，陶芳手上的匕首就是一挥，把鳄鱼的手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
鳄鱼气急败坏，仗着膀大腰圆，像饿虎扑食一般，一下子把陶芳扑倒在地。与此同时，周红艳和严寒也把凌洁压在了地上。
严寒怒气冲冲地爬了起来，拿着一把尖刀照准陶芳的大腿，连扎了三刀，顿时鲜血淋漓。
那边周红艳也恶狠狠地抽了凌洁几个嘴巴。接着，他们把二人重新绑起来，堵上嘴巴。
三个歹徒轮流用高跟鞋、塑料皮管毒打她们，直到打累了才停手。
中午时分，杨红、侯登榜等人回来了。
鳄鱼迫不及待的对杨红说:“她们俩想逃跑，把我的手给扎了。”严寒说:“还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杨红听说后，眼里似乎要冒火，脸色阴沉可怕，她一句话没说，轻轻地走到陶芳身边，用锋利的刀尖朝她身上划去，陶芳淡绿色的上衣被划开了，洁白的丝质短裙也被划开了。
随后，杨红这个魔鬼般的女人扔下匕首，双手抓住划开的衣裙的口子，猛力撕扯。
顿时，陶芳身上的衣裙被全部撕碎脱落，她全身赤裸，露出了丰满光洁的胴体。
接着，杨红脱下自己脚上的鞋，歇斯底里地抽打着陶芳的上身和臀部，边打边叫:“我让你跑！我让你跑！你还跑不跑啦？”
那边，孱弱的凌洁也被歹徒扒光了衣服，肆意的凌辱和毒打，打的两位少女在地上扭成成一团。
为了掩盖叫骂和毒打声，他们把屋子里的录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两个少女在他们的皮鞭、棍棒下，被折磨的死去活来。
这天晚上，四名歹徒再次以抽牌决定先后的方式轮奸了两名少女。
至此，备受摧残的少女已经意志模糊。
八月八日下午两时，正在为女儿突然失踪而忧心无焚的北京某商行经理张春兰，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你女儿现在在我们手中，请你凑齐50万，三天内来赎人，不许报警，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女儿！”
“请问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天内必须凑齐50万元，记住，只有三天！”
“要钱可以，只求你们千万不要伤着我女儿！”张春兰在电话中几乎哭出声来。
“放心，只要交钱，我们不会动她一根汗毛！”
“那好，我怎么和你联系？”
“到时候我们会呼你，你若找我们可以传呼你女儿的呼机。”说罢，就挂上了电话。
这个神秘的电话正是杨红打的，罪犯终于露头了。
张春兰心里着急，早已没有一点上班的心思，匆匆忙忙往家赶。打开家门一看，发现家中遍地狼藉，许多物品被盗，又看到了罪犯留在桌上的勒索信。
这位很有主见，又懂得一些法律知识的商行女老板，没有理睬歹徒的威胁，立即到公安局报了案。
东城公安分局领导十分重视这起特大绑架勒索案，局领导和刑警大队的侦查员们认真分析了案情，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敲诈数目巨大、性质极为恶劣的绑架勒索案。在首都北京发生这样的重案，说明犯罪分子的气焰多么嚣张，必须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
局领导确定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智勇双全的侦查员王岩负责指挥侦破此案，在王岩的指挥下，刑警一队干警迅速展开了紧张周密的侦查工作。
一方面集中力量全面调查陶芳的接触人和陶家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让张春兰与案犯不间断的保持联系，并布置专线电话局控制、确认并锁定罪犯使用的电话号码和位置。
八月九日下午和晚上，陶芳的母亲张春兰多次寻呼杨红，一直没有接到回话。
据分析，可能是罪犯担心公安人员的布控，尽量少回电话。
直到很晚才接到一个电话，是杨红复机的。
张春兰对她说:“钱已准备好了，但我必须听到陶芳的声音，证明她还活着才能付钱。”
杨红简短地说，可以考虑你的要求，具体什么时间再通电话，我呼你。
当天晚上杨红和侯登榜商量，用微型录音机对陶芳讲话进行录音，准备次日在电话中放给张春兰听。
八月十日上午八点多钟，杨红带上微型录音机，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张春兰拨通了电话，可能是录音效果不好，也可能是电话传导不好，张春兰根本没有听清女儿的声音。
于是她固执的对杨红说:“我必须和我女儿直接通话，哪怕说一句话也行，否则我不可能付钱。”
杨红、侯登榜等人无奈又回到驻地，眼看事情就要成了，不让陶芳和他母亲通话就拿不到钱，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郑文西说:“就让陶芳去和她妈说句话呗，说句话她又不会飞了！”
于是，歹徒们商定，押着陶芳去打电话。
十
杨红来到关押陶芳和凌洁的西屋，对陶芳说:“跟你妈联系好了。她已经准备好了50万元，但要亲耳听到你的声音才能交钱。我们决定带你去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要好好配合。”
直到此时，这个恶魔般的女人才想起来让严寒找来一套衣服给陶芳穿上。
自从她把陶芳的衣服撕烂后，陶芳一直是一丝不挂。
穿好衣服，杨红、严寒、朱刚架着陶芳走了很远一段路，来到公路边的一个小卖部，这里有公用电话。
杨红拨通了张春兰的电话,:“现在你女儿和你通话，说话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
然后，她用手捂住话筒，对陶芳说:“”你说你挺好的，问你妈想不想你，若想你，就赶快把钱准备好。”
陶芳接过话筒，泣不成声的说:“妈妈，你想看见我吗？想见我就赶快准备好钱，救我来……”
这时，陶芳看到杨红一个劲儿地拿眼瞪她，马上又接了一句:“我和凌洁在一起，红姐对我们挺好……”
杨红一听就急了，一把夺过话筒:“不能说了，超过一分钟了。别信你女儿的，凌洁根本没跟我们在一起。你已经和你女儿通话了，我们说话算数，希望你也不要食言。要是骗我们，这辈子别想再见到你女儿。”
她气势汹汹的说着，猛地扣上了电话。
回到关押地后，杨红劈头盖脸给了陶芳几个耳光:“你找死啊！谁让你在电话里提凌洁的？谁让你提红姐？”
打完后，就让侯登榜、朱刚他们把陶芳、凌洁又绑了起来。
这天下午，几个歹徒一直是鬼鬼祟祟，好像在紧张的密谋着什么。
下午4时，杨红给张春兰打来电话，要她下午五点三十芬在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南门外见面。
东城公安分局刑警一队的刑警紧急出动，迅速赶到现场蹲守，然而时针已经指向六时，仍不见案犯的踪影。
等到六时半，案犯急呼张春兰称交款地点改在崇文门饭店，时间是七点。
只有半个小时了，刑警们又急奔崇文门饭店蹲守。
但案犯又没露面，干警们又扑了一个空，十分焦急。
晚上八点，张春兰又接到案犯的寻呼。她用“大哥大”回了电话，是侯登榜接的，侯说八点三十赶到大北窑交钱。
时间紧迫，而且堵车。张春兰也担心罪犯们再使“金蝉脱壳”之计，让警察扑空，便谎称心脏病犯了，不能按时赶到，问能不能改个时间。
侯登榜态度蛮横地回答:“不能改！”便把电话挂断了。
其实，此时侯、杨二人正在崇文门附近。
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蹲守的便衣，但“狡兔三窟”，还是多了一个心眼。
临来时，他们兵分两路，侯、杨到崇文门，朱刚、郑文西去大北窑。
按计划，去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是放烟幕弹、摆“迷魂阵”，去崇文门饭店是第二方案，去大北窑是第三方案。
侯、杨二人毕竟做贼心虚，心想万一真有警察伏击，将朱、郑二人扣住，他们还可以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由此也可见二犯的阴险、虚伪和歹毒。
回过张春兰的电话后，侯、杨二人打出租车去大北窑，接上朱刚、郑文西，又一起返回酒仙桥。
此时，时针已指向九点，侯登榜一伙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
突然，杨红腰间的寻呼机又急促的响了起来，是张春兰打的。
车子在酒仙桥停下后，杨红立即给张回电话，张问现在到哪里交款？
杨红没好气的说:“这事今天算了，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张带着哭腔说:“不行，我想马上见到孩子，今天一定要交钱接人。”
两人在电话中纠缠了好一会儿，最后杨红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好吧，今晚十一点半，地点在朗家园一路公共汽车站。”
“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张春兰放下了电话。
原来她是按照刑警的要求做的。因为根据分析，今天已是两名人质被绑架的第四天，如果再不解救出来，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于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刑警果断做出了主动寻呼的决定。
杨红、侯登榜回到住地。杨红满头大汗，脸色阴沉苍白，她喝了一口水，对严寒和鳄鱼说:“待会儿还要出去。”
之后，她吩咐侯登榜和朱刚把陶芳、凌洁双手双脚都反绑过来，脚上的绳子和脖子上的绳子又拴在了一起，人整个成了弓形，躺倒在地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接着又把她们两人的绳子连在了一起，从中间穿过一个粗棒。
侯登榜示范说，如果要杀她们，就从粗棒中间抬起来，勒在两人脖子上的绳子就会因两人的体重下坠勒紧，顷刻之间，她们就会窒息而死。
歹徒们又重新分工，杨红说她亲自去取钱。侯登榜让严寒和郑文西跟着去，他自己和朱刚、鳄鱼、周红艳留下看守人质。
他们商定了通报情况的暗号，如果呼机显示“666”，表示一切平安，如果显示“777”，就立即把人质杀死，如果显示“888”，就是已经拿到钱，正在返回。
杨红说，如果十二点半之前，既没有寻呼，又不见我们回来，就该杀的杀，该埋的埋，事后你们也赶快逃吧。
十一
此刻，时针已经指向夜里十一点。
杨红吸完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狠狠的扔在地上，又用脚蹭了蹭，俨然一幅电影中常见的女土匪司令那样的派头。
只见她把手朝严、郑二人一挥:“时候不早了，咱们走！”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门。三个人走得急匆匆的，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杨红等人走后，侯登榜、朱刚等人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流氓猥亵活动。
此时，陶芳已被歹徒们折磨得昏迷了过去。
凌洁的神志稍微清醒一点，她的胳膊被绑得太紧，脖子也被勒得喘不过气来。
她痛苦地挣扎了一下，便被正在看守的歹徒朱刚发现。
朱刚走过来，恶狠狠地踢了凌洁一脚，喝道:“不许动！再动，我先杀了你！”
凌洁嘴被堵住了，无法说话。她吓得连连朝朱刚摇头。
看着凌洁那娇柔可怜的模样，这个野兽一般的歹徒淫行大发，他出去找来一瓶二锅头酒，竟将酒倒入了凌洁的下身……
凌洁疼的流出了眼泪，而这个丧心病狂的淫贼却露出了开心的狞笑。
人世间有什么比这更下流更龌龊的丑行，还有什么比这更无耻更暴虐地摧残？
与此同时，一辆夏利出租车正急速地行驶在京郊的公路上，刺眼的光柱划破夏夜的夜空，万籁俱寂的田野掠过一阵令人心颤的轰鸣。
出租车司机的右侧坐着瘦长脸郑文西，他的脸色因紧张和害怕愈发显得阴森可怕，右手插在裤兜里，手上紧紧地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出现的不测。
后排座上坐着“女魔王”杨红和“女煞星”严寒。她们从一上车就缄口不语，两个人都闭着眼睛，仿佛昏昏欲睡。
其实，此时此刻，她们哪里有半点睡意，特别是杨红，心里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她暗自思忖:此行吉凶如何呢？陶芳妈真的是那样听从摆布吗？万一她报警了呢？
可转念一想:不会的吧，他的女儿还在我们手上呢，除非她……
一路上就这样胡思乱想。随着一阵轻微的刹车声，汽车缓缓地滑了一段路，就稳稳地停在了路边。司机说:“到了！”
趁郑文西和司机说话的当儿，杨红环视了一下车窗外，她认出这是针织路正对朗家园的路口。
白天这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此时此刻早已是行人寥寥，只有高高的路灯发出明亮的橘黄色的灯光，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
路边还有一个简易售货亭，也亮着灯光，似乎在招揽着午夜最后的顾客。
杨红让出租车停在原地，不要离开，郑文西和严寒也不要下车。
她的本意是，一旦接到钱后，就立即驱车逃遁。
杨红提着坤包下了车，尽管她心里忐忑不安，脸上却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还装模作样地在车门口伸了个懒腰，做出长时间坐车后活动腰肢的动作。
趁此机会，她把周围的环境再次打量了一番，一眼就瞟见了一路公共汽车郎家园站的站牌下站着一位中年妇女，手中提着个黑提包，正焦急地东张西望。
这个妇女的周围空无一人，杨红确信没有任何跟踪和伏击，“砰砰”作跳的心才踏实了不少。
她走过马路，不慌不忙地走到售货亭，买了一包“万宝路”香烟，从中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然后才漫不经心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这个款款而来的陌生年轻女子，同时引起了陶芳母亲张春兰的注意，她判断，这很可能是绑架团伙派来接钱的人。
但为了不致冒失，她震惊了一下情绪，没有主动搭讪，看对方如何反应。
只见那女子走进站后并不答话，甚至没有正眼看自己一眼。
陶母打量了这位看上去挺俊俏的姑娘，她的穿着打扮都很不俗，右肩上随意的挎着一个精致的坤包，长长的披肩发更给他增添了几分妩媚和靓丽。
她的风度差点使张春兰动摇了自己的判断。
就在张春兰思虑之际，身边这个年轻女人说话了，她目不斜视，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说话，声调阴冷而低沉:“你是陶芳的母亲吗？”
“我就是陶峰的母亲。”
“钱带来了？”仍目不斜视。
“带来了。”这时神秘的女子才转过脸来:“好，我是来接钱的，你跟我走吧。”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沿原路向回走，张春兰只得赶紧抱着黑提包跟在她的后面。
过了马路，走了不到二十米，张春兰就看见了路边的出租车。
杨红既不回头，也不说话。走到车前，他拉开了右后车门，头朝张春兰一摆，以命令的口吻说:“上车吧！”
张春兰一愣:“上车去干嘛？去哪儿？”
“别啰嗦，上车里说！”
“我可以把钱给你，但不能上车。”张春兰坚持己见，就是不上车。
这时，杨红急了，刚才那温文尔雅的淑女形象顿时荡然无存。
她一把揪住张春兰就往车里推，嘴里还大叫:“严寒，郑文西，还不快来帮忙，把她给我弄进去！”
十二
郑、严二人闻声而下，像饿狼一样扑向势单力薄的张春兰。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早已在此设伏的刑警队员如神兵从天而降，迅速将三名罪犯包围起来，怒吼声响彻夜空:“不许动！”
刚刚还张牙舞爪的杨红顿时呆若木鸡，只有郑文西狗急跳墙，一看情况不妙，反身窜回车上，威逼司机开车逃窜。
谁知那司机早吓得魂飞魄散，手抖抖瑟瑟连电门都打不着……
刑警队员见郑文西负隅顽抗，不由分说一把将他从车内拖出来，像死狗一样摔在地上……
慑于刑警人员的威严和凌厉的攻势，罪犯心理防线顷刻崩溃，表示愿意带领刑警立即前往酒仙桥解救人质。
此时即将十二点，已临近罪犯约定的杀死人质的最后时间，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警车加大油门，风驰电掣般地向北驶去。
在酒仙桥罪犯驻地，侯登榜等人眼看时针越过了十二点，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立不安。
侯登榜眼睛死死地盯着寻呼机，可是没有半点声息。
他预感到凶多吉少，便跑到院子里，把一口深水井的井盖打开，准备将人质杀死后抛尸井内。
十二点二十分，侯登榜走进屋来，对负责看守的朱刚说:“井盖弄好了，我看杨红那边的情况不妙，咱们动手吧。”
朱刚说:“你别管了，我动手，你们过五分钟进来收尸。”
侯登榜就出去了。朱刚便动手把绳索打成死结，分别套上陶芳和凌洁的脖子，把粗木棒别了进去……
千钧一发之际，只听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而纷乱的脚步声。随着剧烈的撞门声，八名刑警队员破门而入，冲进院内。
侯登榜、鳄鱼、朱刚见状大惊，纷纷操起凶器企图反抗，可哪是刑警队员的对手？仅一两个回合，这货疯狂至极的绑匪淫贼就被打翻在地。
刑警们又冲进西侧小屋，将早已奄奄一息的两位少女抬上警车，迅速送往天坛医院抢救。
至此，这起持续五天、令人震惊的特大绑票案终于破获，七名罪犯无一漏网。
此后，该犯罪团伙其他参加过抢劫杀人的犯罪分子也相继落入法网，在京城猖獗一时的这个犯罪团伙终于土崩瓦解，陷入灭顶之灾。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对分别犯有绑架勒索罪、故意杀人罪、抢劫强奸罪的杨红、侯登榜、郑文西、鄂余、严寒五名罪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犯有绑架、勒索罪、抢劫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朱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犯罪时不满十八岁，酌以从轻）。
对犯有故意杀人罪、绑架勒索罪的周红艳判处无期徒刑（周犯罪时已怀孕，开庭时正值哺乳期，酌以从轻）。
这个抢劫杀人犯团伙的其他罪犯也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
几天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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