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请出去喝杯咖啡吧！”
1983年9月，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会议中心里，主席手里的木槌重重落下，但这声音在郭琨听来，比耳光打在脸上还疼。
在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有的低头假装看文件，有的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就这么看着三个中国人收拾东西往外走。
那一刻，门里是决定南极命运的“分赃大会”，门外是端着咖啡却咽不下去的屈辱。谁也没想到，这个被赶出来的男人，转头就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的事儿。
01
这事儿吧，得从1983年那个憋屈的秋天说起。
那时候的中国，虽然早就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了，但在南极这个圈子里，地位尴尬得要命。咱们签了《南极条约》，算是“缔约国”，听起来挺好听是吧？但实际上，这就在个“听众席”。
按照那个圈子的规矩，你在南极没建科考站，你就不是“协商国”。说白了就是：开会你得交钱，干活你得出力，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比如要表决怎么分资源、怎么定规矩了，对不起，你没资格说话，甚至连听的资格都没有。
那次在堪培拉的第12次会议，气氛那是相当诡异。
郭琨带着司马俊、宋大巧兴冲冲地去了，包里塞满了准备了三个月的资料，想着终于能代表中国发声了。结果一进会场就发现不对劲，别的国家桌子上堆着厚厚的文件，像座小山似的，咱们中国代表的桌子上呢？就几张薄薄的日程表，干净得让人心里发慌。
郭琨当时就去找主办方理论，问为什么没有核心资料。对方那个眼神，就像看乡下穷亲戚进城一样，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那是协商国才能看的秘密资料，你们没资格。
这也就算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会议最后那个环节。
当主席宣布进入实质性表决阶段时，全场的空气突然就安静了。紧接着，那句著名的“逐客令”就来了：“接下来的议程属于协商国内部事务，请非协商国代表离席，去外面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这一招太损了。
说是请你喝咖啡，其实就是让你滚蛋。郭琨他们三个，在众目睽睽之下，硬着头皮站起来，收拾东西往外走。身后那两扇沉重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把中国彻底隔绝在了世界之外。
站在走廊里，手里端着那杯冒着热气的咖啡，郭琨的手一直在抖。门里面传出来的笑声和掌声，像针一样扎在耳朵里。那一刻他才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里，没有实力，你的尊严连一张纸都不如。
也就是在那条冷冰冰的走廊里，郭琨把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对着那扇紧闭的大门发了狠誓：不把中国自己的南极站建起来，以后就再也不进这个门！
02
回国之后，郭琨就把自己在堪培拉受的那份窝囊气，原原本本地写成了报告。
这份报告看得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心里那叫一个堵得慌。他太清楚南极意味着什么了，那底下埋着的是全人类最后的资源宝库，石油、煤炭、贵金属，什么都有。要是中国现在不进去插一脚，以后这块大蛋糕分完了，咱们连个渣都捡不着。
但问题来了，想去南极建站？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要知道，那是1984年，咱们国家刚搞改革开放没几年，家底薄得叮当响。去南极得横穿太平洋，跨过赤道，还得闯过那个号称“航海家坟墓”的西风带，单程就是一万多海里。咱们当时的船，大多数都在近海转悠，真要拉到那个鬼地方去，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个未知数。
罗钰如心里着急啊，这事儿光靠海洋局那几条小破船肯定没戏。他琢磨了一晚上，最后牙一咬，直接去找了海军司令员刘华清。
这天正是1983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风刮得脸生疼。
罗钰如进了刘华清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就把难处说了。他也没藏着掖着，直接说这不仅是科考，这是去争国格，但路太险，得要军舰护航，得要海军最硬的汉子去拼命。
刘华清是个什么人？那可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老将。他听完罗钰如的话，眉头都没皱一下。在他看来，国家受了辱，那就是军人的耻辱。
海军当时的情况也不富裕，但刘华清二话没说，直接拍了板：这个忙，海军不仅要帮，还要帮到底！
刘华清大手一挥，把海军当时最宝贝的“J121”号打捞救生船给调了出来。这船刚下水没多久，设备都是最先进的，本来是当心肝宝贝供着的。再加上国家海洋局那艘唯一的万吨级科考船“向阳红10号”，这就凑成了一支特混编队。
这大概是当时中国能拿得出手的全部家底了。
队伍拉起来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出发前，591名船员和科考队员都要签一份东西。这东西官方叫“任务书”，但在私底下，大伙儿都管它叫“生死状”。
谁都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有些年轻的小战士，才二十出头，偷偷躲在被窝里写遗书，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津贴塞在信封里，留给家里的老娘。
1984年11月20日，上海黄浦江码头，那场面真是壮观又悲壮。
岸上锣鼓喧天，彩旗飘飘，但我敢说，当时站在船舷上的郭琨，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他看着底下欢送的人群，脑子里闪过的全是两年前被赶出会场的画面。这一次，他们是背着整个国家的脸面出去的，要是建不成站，要是船翻在半道上，那就是千古罪人。
刘华清那天也去了，他对所有即将出征的将士下了一道死命令，那话简短有力，就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退路。
03
船队刚出长江口，老天爷就给来了一个下马威。
西伯利亚的寒流像疯了一样南下，海面上的风浪直接把两艘万吨巨轮当玩具一样抛来抛去。但这还只是开胃菜，真正要命的，是那个让全世界水手都闻风丧胆的“咆哮西风带”。
这地方位于南纬40度到60度之间，常年也是狂风巨浪，也是地球上风暴最烈的地方。
当船队一头扎进西风带的时候，那场面，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浪高的时候能有十几米，相当于四五层楼那么高。船身在大浪里剧烈摇晃，倾斜度一度达到了30多度。这什么概念？就是你站在地板上，感觉地都要竖起来了。
船舱里那叫一个惨烈。
不管是身经百战的老水手，还是刚上船的年轻专家，基本上全趴下了。95%的人都在晕船，那种晕不是普通的晕车，是把胃里的东西吐光了，接着吐黄疸水，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有的战士吐得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躺在床板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但最让人揪心的是，警报一响，这些连胆汁都吐干了的人，还是会爬着去机舱，死死抱住那些仪器设备。因为他们知道，人哪怕撞得头破血流没事，这设备要是坏了，建站的任务就完了。
当时船上有个大厨，想给大伙儿包顿饺子改善伙食。结果面刚和好，一个巨浪打过来，人和面盆直接从厨房这头飞到了那头，摔得半天爬不起来。
就在这种连饭都吃不进嘴、觉都睡不安稳的情况下，船队硬是在风浪里扛了十几天。
J121船的船长后来也没细说当时有多怕，但据说有好几次，船头直接扎进浪里半天没浮起来，驾驶台里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以为这次真要交代在这儿了。
好在，这群中国人的骨头比钢板还硬。
1984年12月26日，当船队终于穿过重重迷雾，看见乔治王岛那黑白相间的海岸线时，甲板上所有能动弹的人都跑出来了。
看着那片冰天雪地，这帮七尺男儿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这一路太不容易了，这哪里是航行，这分明就是闯了一趟鬼门关。
但郭琨没时间哭，他看着那个荒凉的小岛，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是第一关，更难的还在后头呢。
04
到了南极不代表就赢了，因为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南极这地方，一年里能干活的日子也就那一两个月夏天。等到2月底，冬天一来，海面封冻，狂风暴雪能把人活埋了。要是到时候站没建好，船又被冻住走不了，这一船人就得全变成冰雕。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场和死神的赛跑。
郭琨下了死命令：哪怕是脱层皮，也要在2月底之前把五星红旗升起来！
这活儿干得，那叫一个惨烈。
那时候咱们没有重型直升机，没有大型吊车，所有的物资，哪怕是一根钢管、一袋水泥，都得靠小艇运到岸边，然后再靠人肩扛手提弄到工地上。
你知道南极的水有多冷吗？那是刺骨的冷，手伸进去几秒钟就麻得没知觉。
为了抢在退潮前把物资运上去，海军战士们二话不说，直接跳进齐腰深的海水里。那种冷，是瞬间钻透骨髓的。腿冻麻了，就使劲跺两下；手冻僵了，就在雪地里搓一搓。
工地上更是这副拼命的架势。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天还没亮透，大伙儿就爬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深更半夜。每个人平均每天也就睡三四个小时。累极了怎么办？就在雪地里找个避风的旮旯眯一会儿。
经常是刚才还在拧螺丝，下一秒人就靠在钢架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身上已经盖了一层厚厚的雪，抖一抖雪花，爬起来接着干。
很多人的手都冻裂了大口子，血流出来，瞬间就被冻住，跟手套粘在一起。等到晚上脱手套的时候，那是连皮带肉一起撕下来，疼得钻心，可第二天照样还是往冰水里跳。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惊险的事儿。
有一次卸货的时候，风浪突然变大，一艘载满物资的驳船失控了，眼看就要撞上礁石沉没。那上面可是建站的关键材料啊！几个战士想都没想，直接跳进冰海里，硬是用肩膀顶着船帮，把船给顶了回来。
这哪是干活啊，这简直就是在拼命。
旁边的智利站、苏联站的老外们都看傻了。他们在那儿建站都是慢悠悠的，好几年才建个大概。看到中国人这架势，他们私底下都在议论：这帮人是不是疯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中国人的狠劲儿，从来都是逼出来的。
原本计划需要三个月甚至更久才能干完的活，这群“疯子”硬是用了45天就全干完了！
1985年2月20日，大年初一。
当国内正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时候，在地球的最南端，中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奇迹般地立起来了。
那一刻，所有的苦，所有的累，所有的屈辱，都值了。
看着那块写着“中国长城站”的铜牌挂上去，郭琨，这个在堪培拉受尽白眼都没掉一滴泪的硬汉，捂着脸嚎啕大哭。
这不仅仅是一座房子，这是中国在南极插下的一块界碑，是咱们挺直腰杆做人的底气。
05
长城站建好了，但真正的打脸时刻，是在后头。
1985年10月，第13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还是那个熟悉的圈子，还是那帮傲慢的洋人。
但这一次，一切都变了。
郭琨再次走进了会场，这次他走得虎虎生风。他没像上次那样唯唯诺诺，而是直接走到了主席台前，把一摞厚厚的资料往桌子上一拍。
那里面是长城站的全套照片，是详尽的科考数据，还有那部记录了中国人如何在45天内创造奇迹的录像带。
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会场，一下子就安静了。
那些曾经要把中国赶出去喝咖啡的代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上那面在风雪中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那些在冰海里扛钢管的中国军人，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就是实力。这就叫硬气。
按照《南极条约》的规定，有了实质性的科考活动，建了站，你就自动获得了协商国的资格。
这次表决，没有任何悬念。26个协商国代表，一致举手通过。
当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的那一瞬间，郭琨紧紧握着手里的表决牌。这块牌子其实不重，但在他手里，却感觉有千钧重。因为这块牌子，是用591名勇士的命，是用那45天冰天雪地里的血汗换回来的。
从那一刻起，在南极的圆桌会议上，再也没人敢敲着锤子说：“中国代表，请出去喝咖啡。”
中国终于有了那张极其珍贵的“否决票”。也就是说，以后南极的事儿，只要中国不点头，谁也别想乱来。
那天晚上，郭琨站在布鲁塞尔的街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心里想的却是两年前堪培拉那个冰冷的走廊。那个曾经让他感到无比屈辱的地方，现在终于成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垫脚石。
你看，这个世界有时候特别现实，也特别公平。它不听你怎么抗议，怎么喊口号，它只看你手里有没有家伙，背后有没有实力。尊严这东西，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是你自己一拳一脚打出来的。
结尾
那个当年在堪培拉敲着锤子、一脸傲慢让中国代表出去喝咖啡的主席，估计怎么也没想到，这杯“咖啡”的代价会这么大。
他以为把人赶出去，这事儿就结了？
结果呢，中国不仅回来了，还带着两艘万吨大船，带着一座现代化的科考站回来了。
到了后来，那个主席早就退休不知道去哪儿凉快了，但那个被他赶出去的郭琨，却成了南极事务里的重量级人物。
据说后来有一次开会，又有人想在规则上给中国使绊子。
郭琨就坐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淡淡地说了一句：“要不，咱们再聊聊喝咖啡的事儿？”
那一桌子的人，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这大概就是最顶级的报复吧——我就坐在你对面，看着你不爽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真解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