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二点,大宋皇宫里有个男人饿得眼冒金星。

满脑子都是外焦里嫩的烤羊肉,那香味儿仿佛就在鼻子底下飘。

他是谁?

他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宋仁宗赵祯。

只要他动动嘴,御膳房那帮厨子能立马给他整出一桌全羊宴,甚至恨不得把以后一百年的羊都给他备好。

但他硬是咽着口水,在床上翻来覆去忍了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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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顶着两个大黑眼圈跟身边人吐槽:“我昨晚差点没忍住,可我怕这一开口,以后宫里每天都要为此杀一只羊,那是造孽啊。”

当朝皇帝听别人说好话,这事能好?

反过来,能听进去骂声的,才是真狠人。

这就是宋仁宗赵祯

你要觉得他只是个脾气好的“老好人”,那可就太小看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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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皇权社会,包拯把唾沫星子喷到他脸上,他都不敢当面擦,还得等包大人喷完了,回宫才悄悄拿袖子抹掉。

这哪是软弱啊,这是一种极度可怕的心理素质,相当于现在的CEO让实习生指着鼻子骂,还得笑着点头说“您说得对”。

赵祯这辈子不容易,早年“狸猫换太子”虽说是演义,但也侧面说明了他身世的惊心动魄。

太后垂帘听政到二十三岁亲政,他太懂“权力”这东西多烫手了。

开封闹瘟疫那年,他干了件更绝的事儿。

直接把皇宫里珍藏的名贵犀角——那是皇帝专用的宝贝,拿出来捣碎了分给老百姓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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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人当人看”的思维,直接催生了苏轼、欧阳修这些千古风流人物的井喷。

那时候宋朝的经济体量,那是真的吓人,一度占据世界的绝大份额。

这就是所谓的“仁宗盛治”,说白了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

如果说赵祯的“仁”是天生的,那汉宣帝刘询的“仁”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求生欲。

这位爷是西汉真正意义上的“逆袭之王”,简直就是地狱难度开局。

别的皇子生下来是含着金汤匙,他生下来是在大牢里,还得感谢狱吏丙吉拼死护着,才没成了刀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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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祸让他全家几乎死绝,这种经历让他比谁都清楚底层的日子有多难过。

后来霍光把他扶上皇位时,他才十八岁。

坐在朝堂上,看着下面权倾朝野的霍光刘询的感觉就四个字:芒刺在背。

这种恐惧感,换心理素质差点的早就崩溃了。

但刘询没有,他选择了装傻充愣,默默蛰伏。

等霍光一死,他立马雷霆手段平定霍氏叛乱,那手段狠得一点都不像个“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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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转过头来对付老百姓,却是异常的温柔。

设立上诉法官减少冤案,轻徭薄赋鼓励种地,甚至把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地区)正式纳入版图。

他不靠杀戮,靠的是脑子和外交。

只有见过最黑暗的人,才最懂得光明的珍贵,这话放在刘询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再往后翻,看看明朝那位“一夫一妻”的奇葩——明孝宗朱佑樘。

在大家印象里,皇帝那得是三宫六院,佳丽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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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朱佑樘这辈子,只娶了张皇后一个人。

两人每天同起同居,跟普通老百姓两口子过日子没两样,也不翻牌子,也不选秀。

这在皇帝圈子里,简直就是个不可思议的“异类”。

但这背后的原因,说起来全是泪。

他爹成化皇帝专宠万贵妃,那万贵妃自己生不出孩子,就疯狂迫害其他怀孕的妃嫔。

朱佑樘是在冷宫的夹缝里,靠着太监宫女们冒死偷送米汤才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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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正从后宫争斗的尸骨堆里站起来的幸存者。

所以掌握大权后,他本能地厌恶那些宫廷内斗,干脆一夫一妻,省得麻烦。

这种对安宁的渴望延伸到治国上,就是著名的“弘治中兴”。

他就像个勤勤恳恳的“缝补匠”,把被搞得乌烟瘴气的朝纲一点点理顺,重用王恕、刘大夏这些实干派,治理黄河,减免赋税。

就像那个著名的比喻:大明朝这件破衣服,硬是被他一针一线地缝补得光鲜亮丽,虽然也就是再穿几年,但这份手艺,值得敬佩。

最后要聊的这位,是被很多人低估的“位面之子”——光武帝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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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开国皇帝,像刘邦、朱元璋,打下天下后第一件事就是琢磨怎么杀功臣,生怕别人抢了椅子。

心里那个慌啊,看谁都像造反的。

但刘秀呢?

这哥们简直自信到爆棚。

他竟然能跟以前的老战友们接着把酒言欢,只要你不造反,高官厚禄养你一辈子,甚至还经常搞个“同学聚会”。

这种自信源于他在昆阳之战中,带着几千敢死队硬刚王莽四十二万大军的军事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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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仗打完,天下人都知道这人是天选之子,不服不行。

但他称帝后,马上切换模式,从“战争狂人”变成了“种田大户”。

他知道天下刚从王莽的乱政中走出来,老百姓不想打仗了,就想好好过日子。

所以他推行“度田”,把那些豪强霸占的土地重新丈量分给农民。

虽然这事儿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但他硬是咬牙推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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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皇帝是靠杀人立威,他却是靠“不杀”坐稳了天下,这波操作,确实是降维打击。

回过头来看,赵祯、刘询、朱佑樘、刘秀,这四个人处的时代完全不同。

有的面对世家大族,有的面对权臣当道,有的面对满目疮痍。

但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一致的选择:克制。

拥有无限权力而不滥用,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管家”而不是“主人”。

那年刘秀回老家祭祖,看着当年种地的田埂,只说了一句:“若非乱世,我愿做一老农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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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脱脱等,《宋史·本纪第十·仁宗二》,中华书局,1977年。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

张廷玉等,《明史·本纪第十五·孝宗》,中华书局,1974年。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