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无独有偶， 上海黄先生也遭遇了类似悲剧。妻子沉迷男主播直播，不仅将家庭存款耗尽，还发展到私下转账、逾越界限，最终97万元夫妻共同财产灰飞烟灭。法院最终判决主播返还部分款项，但破裂的婚姻再也无法挽回。
【#】#打赏97万男子起诉才得知妻子出轨#上海黄先生发现妻子李女士愈发不愿和自己说话，整日沉迷于男主播小张的直播。此后，他在家中发现借条，李女士起初称是临时用钱找亲戚周转。黄先生追问家中几十万存款去向，李女士瞒不住才坦白，钱已全部打赏耗尽。虽然李女士承诺不再看直播，却因此情绪低落，确诊抑郁。
黄先生心疼之下选择原谅，不料她仍偷偷继续打赏，累计金额近百万元。黄先生愤怒起诉主播小张，索赔97万元。起诉后才得知二人私下热聊已超过一年，聊天内容逾越界限，李女士还曾多次微信转账。法院审理认定，李女士与主播之间存在不正当亲密关系，高额打赏实为维系该关系的赠与行为；李女士未经丈夫同意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黄先生权益，该赠与行为无效。扣除平台分成与税费后，主播实际收益为28万元，叠加微信转账金额，法院最终判决小张返还黄先生30余万元。事后，黄先生与李女士结束了十年的婚姻。
重温羊城晚报那篇《妻子疯狂打赏是婚姻的求救信号》，不免又是一阵唏嘘。这种媒体，总是将这种赤裸裸的家庭经济背叛，浪漫化为一种值得同情的“求救行为”。不仅混淆是非，更是对婚姻价值与社会信任作了二次伤害。
分析这一事件，必须厘清一个关键区别，那就是适度消费舒缓压力与毁灭性挥霍家庭根基，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倘若妻子是因为生活苦闷，花费数百元购物或娱乐，尚可理解为一种情绪宣泄。然而，本案中妻子将百万家庭积蓄用于打赏主播，这已远非“求救”，而是对家庭生存根基的彻底掠夺。
从法律层面来看，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但大额支出应基于家庭共同意愿。妻子未经丈夫同意，擅自处分远超家庭正常消费水平的巨额财产，已涉嫌侵犯配偶的财产权益。法律实践中，此类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而从伦理角度看，丈夫辛劳工作提供经济保障，本身即是履行家庭责任最扎实的方式。将这种扎实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转而用对方辛苦赚来的钱去虚拟世界购买情绪价值，无疑是对伴侣信任与付出的极端背叛。
在此基础上，“求救信号论”的核心逻辑，就是试图将妻子的行为归因于“丈夫长期缺席陪伴”导致的“孤独感”，但我那篇文章就强调了这套说辞存在致命缺陷。
因为它将婚姻中的“情绪价值”无限拔高，甚至凌驾于基本的经济安全与家庭责任之上。按照这样逻辑，任何在婚姻中感到不满的一方，似乎都获得了肆意妄为的“道德许可证”——只要我“孤独”，就可以不计后果地损害家庭利益。
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巨婴化”叙事。它将成年女性描绘成无法控制冲动、没有基本责任感的个体，仿佛其行为完全由外界环境决定，无需承担主体责任。这看似“同情”，实则是对女性理性与担当的矮化和侮辱。
婚姻本质是共建共享的契约关系，需要双方共同承担责任、相互滋养。单向度地要求一方无限满足另一方的情感需求，且以摧毁家庭经济基础为代价，这绝不是健康婚姻应有之义，而是对婚姻契约精神的彻底背离。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舆论场对此事展现出的“宽容度”，一直存在显著的性别双标。试想一下，如果角色互换，是丈夫将妻子辛苦赚来的百万积蓄打赏给女主播，舆论又将如何？恐怕“软饭男”、“败家子”的指责立马铺天盖地，绝没有任何可能被冠以“求救信号”的浪漫化解读。
这种双标危害是极大的，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信号，那就是女性在婚姻中可以被豁免基本的责任要求。长远来看，这非但不能帮助女性，反而会加剧社会对女性，尤其是全职主妇的不信任感，导致其在婚姻和职场中面临更多隐性壁垒。
同时，这种论调也回避了平台资本与主播可能存在的诱导、操控问题。媒体将焦点完全引向夫妻关系，无疑弱化了对此类不良网络运营模式的监督与批判。
最后我想说的是，信任是婚姻最珍贵的底色，也是社会最基础的纽带。当《羊城晚报》们忙于为破坏者编织“求救”的童话时，真正需要被听见的，是那些在婚姻中坚守责任、却反遭背叛的受害者的无声呐喊。任何对背叛的美化，最终伤害的，无疑是社会上每一个认真对待婚姻、渴望构建信任的普通人。当然，加速的路上总会有不幸者，无非就是一起承担罢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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