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00年冬，湖南平江县城关镇的一户手工业者家里，添了个男丁，父母给这孩子起了个有点土气的名字，叫吴黑撑。
年轻时候的吴黑撑，那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热血青年，他在长沙岳云教育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已经是学生运动的“刺头”了。
组织书社、办夜校，给工人们讲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讲为什么穷人总是受穷。
1924年冬，24岁的吴黑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那一天，他琢磨着，“黑撑”这个名字虽然结实，但不够劲儿。
革命嘛，就是要攻坚克难，坚持真理。
于是，他大笔一挥，改名“吴克坚”。
这一改，就改出了中国谍战史上一位“不败战神”的传奇名号。
要说吴克坚这辈子最服谁，那还得从1926年说起。
那时候他被反动军阀通缉，不得不跑路。
这一跑，就跑到了广州。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见到了毛泽东。
那时候的毛泽东，虽然年轻，但看问题的眼光已经毒辣得让人心惊。
吴克坚向毛泽东汇报湖南工农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点点头，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给吴克坚上了一课。
毛泽东讲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讲农民，讲这一大片土地上最不起眼的泥腿子，讲要是把这些泥腿子组织起来，那是能把天捅个窟窿的力量。
他还讲到了“枪杆子”的问题。
那时候的吴克坚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堂课，将在一年后的那个血腥夏天，救下多少人的性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
一时间，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蔓延，共产党人的脑袋成了军阀邀功的筹码。
当时的吴克坚，是平江县委书记，手里还捏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政治部主任的印把子，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有一支千把人的平江工农义勇军。
局势危急，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那时候党的最高领导人是陈独秀。
面对反动派的屠刀，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竟然下令各地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交枪”，想用妥协来换取所谓的和平。
这道命令传到平江，摆在吴克坚的案头，沉得像块铁。
交，还是不交？
交了，就是执行中央命令，但这千把号兄弟，这刚刚燃起的革命火种，瞬间就会被反动派连皮带骨吞下去；不交，那就是抗命，这在党内可是天大的罪过。
在此时，吴克坚想起了去年在广州农讲所里毛泽东的那番话，想起了“枪杆子”的重要性。
吴克坚最终决定：“这枪，不能交！交了就是送死，就是对革命犯罪！”
他当着众人的面，把那份“交枪”的命令撕了个粉碎。随后，他果断下令，队伍不仅不交枪，还要立刻转移，保存实力。
这一把，他赌对了，也赌赢了。
这支被吴克坚强行保下来的千人武装，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重要骨血。
这件事，让党内的同志们看清了吴克坚的成色——这是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脑子清醒、骨头硬得像铁一样的汉子。
秋收起义受挫后，吴克坚并没有留在山里。
组织上觉得他是个人才，尤其是那种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简直是为了隐蔽战线而生的。
1928年，吴克坚接到了新的调令：去上海，进入中央特科。
那时候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但对共产党人来说，这里是龙潭虎穴。
中央特科，那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王牌部队”，专门干那些在刀尖上跳舞的活儿。
吴克坚先是干交通员。
这活儿看着不起眼，其实最考验人的心理素质。
每天穿梭在巡捕和特务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送经费。
吴克坚长得斯文，戴副眼镜，看起来就像个做小生意的，再加上他做事沉稳，从来不慌不忙，很快就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没过多久，他被调进了特科三科。
三科是个什么地方？
江湖人称“红队”，也叫“打狗队”。
这里的科长是顾顺章，那也是个狠角色，去苏联学过“格别乌”那一套。
三科专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铲除叛徒特务。
能进三科的，那都得是百里挑一的好手。
在三科，吴克坚接到的任务很特殊：保护中央政治局的秘密电台和会议场所。
怎么保护电台？这可是个技术活。
吴克坚那时候的公开身份，是住在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的“二房东”。
这地方现在叫茂名北路，当年可是法租界里的黄金地段。
吴克坚给自己设计的人设，是一个精明、市侩、甚至有点斤斤计较的“账房先生”。
他整天夹着个皮包，戴着副圆框眼镜，见人三分笑，开口闭口就是“生意”、“房租”。
周围的邻居，连弄堂口卖烟纸店的老板，都认定这就是个稍微有点文化的生意人，绝不会把他跟那些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为了把这个谎撒圆了，吴克坚制定了著名的“铁律三章”。
这三条规矩，后来成了地下党电台工作的教科书：
第一，所有人必须有正当职业掩护。你不能整天没事干就在屋里呆着，那样邻居会起疑心。吴克坚自己带头做生意，底下的报务员、译电员，有的去学修车，有的去当小学教员。大家白天在社会上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晚上关起门来，那是掌握着千军万马动向的听风者。
第二，保密纪律要严苛到变态。所有的电报底稿、密码本，用完必须立刻烧毁，连灰都要冲进下水道。核心人员实行“三严禁”：严禁跟外围接触，严禁看电影逛公园，严禁跟熟人相认。这就相当于把这些活生生的人，从社会关系网里硬生生地“抠”了出来，变成了一座座孤岛。
第三，也是最绝的一点，狡兔不只三窟。同一部电台，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发报频率、波长、甚至发报的手法都要经常变。这就好比你在大海上发信号，今天在东边闪一下，明天去西边闪一下，让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永远只能抓到一条尾巴影。
吴克坚把这套系统运转得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密。
那时候，住在兴庆里楼下的“账房先生”吴克坚，负责管钱管人搞政治；楼上住着的，就是后来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原型之一——张沈川。
他自己带头，搞了一套行头，化装成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为了演得像，他把远在老家的父母和女儿都接到了上海。
在那个法租界的弄堂房子里，这一家子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产家庭。
谁能想到，就在这一家子搓麻将、聊家常的楼上，有时候坐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治局？
02
搞地下工作，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1929年的一个午后，周恩来去附近看望许广平先生，刚好经过吴克坚家门口的那条弄堂。
吴克坚那个只有几岁大的儿子，在弄堂口玩耍，小孩子眼睛尖，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喊了一嗓子：“周伯伯！周伯伯！”
周恩来心里“咯噔”一下，他用余光发现弄堂口那个巡捕，耳朵明显竖了一下，眼神疑惑。他连头都没回，就像没听见一样，径直往前走，转过街角消失了。
孩子见“周伯伯”不理他，嘟囔着回了家。
等到晚上吴克坚回来，听家里人随口提起这事儿，他手里的茶杯差点没拿稳。
那巡捕当时没动，不代表他没起疑心，一旦那个巡捕回去跟上司一嘀咕，这地方马上就会变成死地。
吴克坚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他判断，如果巡捕房要动手或者摸底，通常会选在凌晨借着查户口的名义来突袭。
留给他的时间，可能连两个小时都不到了。
“别睡了！快起来！”吴克坚低声喝道。
没有解释，没有废话。他立刻启动了紧急预案。
这一刻，吴克坚展现出了令人恐怖的执行力。
他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慌乱地收拾金银细软，而是指挥家人优先销毁文件。
紧接着，是撤离。家具太重，一样不带；
衣服只穿身上的，尽量看起来像是出门探亲，而不是搬家逃难。
他甚至细心到把桌上的茶杯摆放成了“客人已走”的样子，把炉子里的火封死，制造出一种这家人只是临时外出的假象，为后续的掩护争取时间。
一家老小，趁着夜色，分批次悄无声息地滑出了弄堂。
就在他们撤离后不到半个小时，一队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大批特务，气势汹汹地包围了这栋房子。
也就是从这一次开始，吴克坚给自己定下了更严苛的规矩：在隐蔽战线上，永远不要相信巧合，永远要把每一次意外都当成是死神在敲门。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930年9月，为了培养更多的无线电人才，党中央在法租界巨籁达路（现在的巨鹿路）四成里12号，租了个房子办集训班。
对外挂的牌子倒是挺唬人——“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
12月17日上午，张沈川正在二楼带着十几个学员练习收报，几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堵住了弄堂口。
当时吴克坚并不在现场，他正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处理另一摊子事儿。
等到交通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信，说“工厂”那边好像出事了，吴克坚心头猛地一紧。
按理说，这时候最安全的做法是立刻切断联系，躲起来。
但吴克坚不行，他是负责人，他必须搞清楚到底损失了多少，有没有人叛变，还有没有补救的机会。
他换了身不起眼的长衫，手里拿了一份当天的《申报》，装作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朝巨籁达路晃了过去。
到了四成里弄堂口，他随意地往二楼那个熟悉的窗户瞥了一眼。
这一眼，让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按照事前约定，如果平安无事，那扇窗户的窗帘应该是拉上的。
可现在，窗帘大开，这是最高级别的警报信号！
吴克坚脚下没停，像个路人甲一样，自然地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街角有两个穿着深色长衫的男人，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
被“尾巴”咬住了！
这两个人脚步轻盈，一看就是老练的特务，这时候要是跑，那就是不打自招，对方马上就会拔枪。
这地方是闹市区，一旦枪响，跑都跑不掉。
吴克坚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当时上海的弄堂，十分复杂，他拐进了一条名叫“同福里”的侧弄堂。
这条弄堂里全是做小生意的，卖早点的、修鞋的、倒马桶的，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后面的两个“尾巴”也加快了脚步，死咬不放。
前面不远处，有一家生意极好的生煎馒头店。
正是饭点，店门口排着长队，老板正揭开锅盖，白茫茫的水蒸气“轰”地一下腾空而起，伴随着滋滋啦啦的油煎声和香气，瞬间把门口那块地儿罩得云山雾罩。
吴克坚看准时机，一头扎进了那团浓密的白色水蒸气里。
等后面的特务挥着手驱散蒸汽冲过来时，只看见一群等着买馒头的食客在抱怨。
“哎哟，挤什么挤啊！”
“长眼睛没有啊！”
特务们推开人群冲进店里，却发现店里只有埋头吃东西的食客，哪里还有那个穿长衫、拿报纸的男人影子？
此时的吴克坚，早已经熟练地穿过后厨，他随手抓起灶台上的一顶破草帽扣在头上，顺手把那份《申报》塞进灶膛里烧了，然后从后厨那扇堆满杂物的小门，闪身钻进了另一条弄堂。
等他七拐八绕，确信彻底甩掉了尾巴，回到安全屋时，后背的衣衫早就湿透了。
03
1931年4月，一场真正的海啸向上海地下党袭来。
那个曾经教过吴克坚怎么抓特务、怎么搞保卫的特科负责人，那个被称为“中共特工之王”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
更可怕的是，此人早有反心，根本没受刑，就叛变了。
顾顺章知道的太多了。
他知道中央机关在哪里，知道周恩来住在哪，知道吴克坚的电台怎么运作，甚至知道每一个交通员的长相。
他的叛变，意味着在上海的整个中共中央，随时可能被国民党一锅端。
消息是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传回来的，那一夜，周恩来、陈赓等领导人紧急碰头，吴克坚作为特科核心骨干，接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命令——“搬家”。
吴克坚成了这场大撤离中的关键执行者之一。
周恩来下令：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切断所有他知道的线索。
吴克坚带着人，连夜行动，电台拆解、文件销毁、人员转移，他不仅要安排人撤，还要安排怎么“消失”。
他让同志们改名换姓，甚至改变穿衣风格和走路姿势。
当国民党的特务拿着顾顺章提供的名单，兴冲冲地扑向一个个机关所在地时，他们看到的只有空空如也的房间，和满地狼藉的废纸。
人呢？电台呢？文件呢？
整个中共中央特科，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经过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断尾求生”，虽然党组织遭受了损失，但在吴克坚负责的这一块，以及他协助周恩来转移的这些核心部门里，没有一个人因为顾顺章的叛变而被捕。
这简直是个奇迹。
经此一役，吴克坚这个名字，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名单上，分量变得越来越重。
他们知道，对手里有一个极其厉害的角色，像泥鳅一样滑，像狐狸一样精，像石头一样硬。
1932年，吴克坚前往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后来又被派到法国巴黎，帮着吴玉章老前辈办《救国时报》。
在异国他乡，他一边跟那些身怀绝技的欧洲地下党打交道，一边还得盯着那帮时刻想搞破坏的国民党特务。
这几年洋墨水喝下来，吴克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凭一腔热血干革命的“吴黑撑”了。
他成了一个懂理论、通外语、见过大世面的国际型人才。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全面抗战爆发了。
党中央本来是想让他去美国纽约办《先锋报》，那可是个美差，既安全又能发挥特长。
可吴克坚一听就不乐意了。
他在给中央的回信里，写下了那句后来让人热血沸腾的话：“宁为战死鬼，不作老华侨。”
拗不过这股子倔劲儿，1938年初，周恩来一封电报把他召回了国，电报上只有八个字：立即回国，共赴国难。
回国后，吴克坚出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
不久后，吴克坚调任《新华日报》的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等职。
《新华日报》是38年元旦在汉口创刊出版发行，同年10月底，武汉失守后，报社迁重庆继续出版。
但想在重庆办报纸，难！
国民党设有专门的新闻检查局，那帮检查官每天拿着放大镜审稿子，稍微有一点对国民党不利、或者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内容，大笔一挥——删！
面对这帮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家伙，吴克坚定下了一个原则：“无不能发表之言”。
啥意思？
就是说，只要是真话，只要是有利于抗战的话，我们就得想方设法发出来。
他不光是总编，还是斗士，他自己带头写社论、写评论，把国民党那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态，一层层剥开展览给世人看。
04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交锋，发生在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
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茂林地区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牺牲，几千名抗日将士倒在同胞的枪口下。
这事儿干得太缺德，连蒋介石自己都知道见不得人。
所以，国民党一边屠杀，一边搞新闻封锁，严禁任何报纸透露真相，企图把这盆脏水泼给新四军，说是新四军“叛变”。
吴克坚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肺都要气炸了。
这能忍？
他们连夜赶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排好版，送到了新闻检查局。
那天晚上，新闻检查局的检查官，看着送来的样报，脸色铁青。
他二话不说，拿起红笔，在报纸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叉。
“这个，删！这个，也删！统统不能发！”
检查官把改得面目全非的样报扔回给吴克坚，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冷笑：“吴总编，看来今晚你们的《新华日报》，恐怕只能印成白纸卖喽。”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检扣的内容必须铲掉，不许留白，也不许用其他内容填补，就是要让你这报纸开天窗，让你难看。
吴克坚接过样报，没发火，也没争辩。
他扶了扶眼镜，甚至还冲那个检查官点了点头，一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样子：“是，是，长官说得对，我们回去就改，一定按规定办。”
看着吴克坚转身离去的背影，检查官得意洋洋地翘起了二郎腿。
他以为，这次终于把这帮共产党给治服了。
但他哪里知道，走出大门的吴克坚，眼神瞬间变得像刀锋一样锐利。
回到报社，大家伙儿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版面上被删得七零八落，这报纸明天怎么出？
吴克坚把门一关，沉声说道：“不用慌，咱们有两手准备。”
原来，他早就料到国民党会来这一手。
表面上，他让排版工人把被删掉的地方空出来，做出一副无奈“开天窗”的样子。
但在暗地里，他手里攥着两张早已准备好的底牌。
那是周恩来副主席亲笔题写的两幅题词。
一幅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另一幅，就是那首后来传诵千古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夜深人静，报馆里的印刷机还没有转动。
吴克坚一直等到送走了那个负责监视的新闻检查官，确认周围没有特务的耳目后，立刻下令：“动手！换版！”
工人们早就憋着一股劲，手脚麻利地把之前预留好的空白铅块取下来，把刻着周恩来题词的锌版，严丝合缝地嵌了进去。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华日报》像雪片一样飞了出来。
那一夜，重庆注定无眠。
第二天清晨，也就是1月18日。
雾气还没散尽，重庆的大街小巷就炸了锅。
报童们挥舞着手里的报纸，高声叫卖：“看报！看报！《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啦！”
市民们争相抢购，拿到报纸的人一看，全都惊呆了。
只见报纸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上，原本应该是新闻报道的地方，赫然印着周恩来那两幅力透纸背的题词。
那十六个大字，字字带血，句句含泪，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脸上！
这哪里是什么“白纸”，这分明是一篇讨伐罪恶的檄文！
一时间，舆论大哗。
老百姓知道了真相，民主人士愤怒了，就连外国记者也纷纷把这一消息发往全世界。
蒋介石精心编织的谎言，在这两幅题词面前，碎得连渣都不剩。
据说那天早上，蒋介石看到桌上的《新华日报》，气得手直哆嗦，把杯子都摔了，大骂新闻检查局那帮人是“饭桶”。
而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知晓此事后，给周恩来发去电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这一仗，吴克坚没有用枪，也没有用电台，但他用几块铅版、一点油墨，和过人的胆识，打赢了一场漂亮的舆论反击战。
04
1946年夏，吴克坚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滩。
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躲在弄堂里的“账房先生”，也不是重庆报馆里挥斥方遒的总编辑。
党中央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宁、沪、杭，建立一个全新的情报网络。
李克农部长在出发前说得很明白：没有现成的情报关系，一切都要靠你自己白手起家。
吴克坚到了上海，在外滩租了个写字间，搞起了一家贸易公司，紧接着，又在沪西常德路恒德里租了一栋石库门房子，作为落脚点。
吴克坚有个著名的理论，叫“做什么像什么”。
你要当老板，就得懂生意经；
你要当修车工，就得满身油污；
你要当家庭主妇，就得会讨价还价。
在他的调教下，手下的特工们迅速融入了上海的各行各业。
短短几年时间，这个从零开始的情报网，竟然发展到了1500多人，亲手建立起9部秘密电台！
在这9部电台里，有一部电台的故事，简直比电影还刺激。
这部电台藏在塘沽路62号。
这地方离国民党的巡捕房没多远，甚至可以说是就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负责掩护这部电台的，是叶人龙夫妇。
叶人龙是个修车的一把好手，他利用自己的手艺，把一楼开成了一家汽车修理行。
二楼呢，就是他和妻子的住家，也是电台的藏身之处。
你想啊，汽车修理行，整天敲敲打打，发动机轰鸣，噪音大得很。
这天然就是掩盖发报声最好的屏障。
有一次下午，楼上的报务员正在紧张地向延安发送一份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的绝密情报。
就在这时候，一辆黑色的威利斯吉普车，“嘎吱”一声停在了修理行门口。
叶人龙探头一看，心脏差点跳出嗓子眼。
车上下来几个穿着制服的家伙，一看就是军统的无线电侦测队！
叶人龙强压住心头的惊恐，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长官，车坏啦？”
领头的特务骂骂咧咧地踢了一脚轮胎：“妈的，这破车，正抓共党电台呢，趴窝了！赶紧给老子修修！”
原来是车坏了，不是来抓人的，但这比抓人还吓人啊！
那辆侦测车上装的可是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测向仪，只要一开机，楼上的电波信号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一样明显。
这时候叶人龙也不敢蹬蹬蹬的跑上去让报务员停止发报，他一边给特务递烟点火，一边大声吆喝徒弟：“快！拿锤子来！把这块铁皮给我钣金一下！”
“哐！哐！哐！”
巨大的敲击声瞬间响彻整条街道。
叶人龙一边指挥徒弟修车，一边跟那个特务头子闲扯：“长官，这共党电台这么难抓啊？”
特务头子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这帮共党狡猾得很，信号忽东忽西的，这不，刚测到点信号，车又坏了，真晦气！”
叶人龙心里暗笑，面上却装作同情的样子：“那是那是，长官们辛苦了。来，再抽根烟，这车马上就好！”
就这样，楼上是争分夺秒的电波声，楼下是震耳欲聋的修车声和特务的抱怨声。
直到最后一份电报发完，叶人龙这边的车也正好“修”好了，看着侦测车冒着黑烟远去，叶人龙靠在门框上，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湿得能拧出水来。
05
吴克坚的情报网之所以厉害，不仅是因为有人敢死，更是因为有人能钻。
在南京，吴克坚手里握着一张王牌。
这张牌，叫沈安娜，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而且，她是蒋介石的御用速记员。
只要蒋介石开会，无论是多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多核心的党务会议，沈安娜都必定坐在离蒋介石几米远的小桌子旁，拿着笔，记录下这位“总裁”说的每一个字。
在讲到一些极度机密、他往往会对着速记员挥一下手，示意：“这段不要记。”
这时候，所有的速记员都会自觉地搁笔，正襟危坐。
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那个看起来文静秀气的沈安娜，此刻正在大脑里飞速运转。
她不记在纸上，她记在心里！
她利用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蒋介石口述的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潜伏特务名单，甚至是对某个将领的私下评价，统统硬背下来。
等到会议中间休息，或者上厕所的时候，沈安娜会迅速躲进狭窄的隔间里，用极细的铅笔头，把这些脑子里的东西，用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速记符号，飞快地写在一张张极薄的小纸片上。
这些小纸片，随后会通过吴克坚建立的秘密交通线，从南京的秘密电台，飞向延安的窑洞。
有一次，国民党召开军方少数高官会议，参谋总长陈诚做了一份绝密的军事报告。
这份报告涉及到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的详细部署。
会议刚结束没多久，这份连国民党战区司令都没来得及看到的报告全本，就已经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周恩来看完这份情报，激动得连连称赞：“这是按住了蒋介石的脉搏啊！”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这时候的吴克坚情报系统，运转到了巅峰状态。
在淮海战役最关键的时刻，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指令、增援路线、甚至粮草补给情况，往往是国民党前线指挥官刚收到命令，解放军的指挥部里就已经知道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情报，党中央才能在复杂的局势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明决策，没有被敌人的假象所迷惑。
更大的好戏，还在后头。
05
1949年，蒋家王朝这艘破船，已经是四处漏水，眼看着就要沉了。
这时候的吴克坚，正忙着给老蒋“拆台”。
而且这一拆，就是拆的大梁。
那时候，国民党手里还有两张底牌：一张是空中运输线，靠的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另一张是长江防线，指望着海军能挡住解放军的百万雄师。
吴克坚盯上的，正是这两块硬骨头。
先说“两航”。
这可是蒋介石撤往台湾、维持西南半壁江山的命根子。
吴克坚把目光锁定了央航的副总经理查夷平。
这查先生是个明白人，吴克坚没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就是把当时的形势摆开揉碎了讲：这天都要亮了，你还要跟着那帮人往黑窟窿里跳？
这一番话，那是点醒梦中人。
1949年11月9日，香港启德机场，原本应该飞往台湾的12架飞机，突然掉转机头，呼啸着向北飞去。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这一下，不仅断了国民党的空中退路，还给新中国送来了一支现成的民航家底。
再说海军。
吴克坚派人找到了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
这林遵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早就看不惯国民党打内战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儿了。
在吴克坚的运作下，就在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那天晚上，林遵率领着25艘舰艇、1000多名官兵，在南京江面宣布起义。
你想想那个场面，江北是解放军的冲锋号，江中是起义军舰的汽笛声，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瞬间就成了纸糊的灯笼，一捅就破。
真正让吴克坚把特工艺术发挥到极致的，还得是那场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夕的“神级营救”。
1949年5月，上海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焦躁和血腥味。
败局已定的蒋介石，在逃跑前下了一道密令：像张澜、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地处决！
这可是民盟的主席和副主席啊！
周恩来急了，一封密电直接发到吴克坚手里：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人保下来！
这时候，张澜和罗隆基已经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特务。
硬闯？
那就是送死，还会害了人质。
吴克坚坐在那间石库门的房子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突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名字——杨虎。
杨虎是谁？
那可是上海滩的青帮大佬，当年跟蒋介石拜过把子的兄弟，但他现在跟老蒋闹翻了，正憋着一肚子火。
更重要的是，负责看守张澜他们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是杨虎的铁杆亲信。
这就叫“以毒攻毒”，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破局。
吴克坚通过锦江饭店的老板董竹君——这位也是咱们的秘密党员，搭上了杨虎的线。
吴克坚单刀赴入虎穴，跟杨虎摊牌：老蒋都要完了，你杨先生还想给他当陪葬？救了张澜他们，这就是你给新中国的投名状！
杨虎是个老江湖，这笔账他算得清。他一拍大腿：干了！
1949年5月24日，离上海解放只剩三天。
这天十点，阎锦文全副武装，开着一辆美式大轿车，大摇大摆地进了虹桥疗养院。
他手里拿着一份伪造的命令，对着看守的特务吼道：“奉上峰命令，要把这两人立即移解！”
特务们一看是副大队长亲自来提人，谁敢多问？
乖乖放行。
张澜和罗隆基这二位老先生，一开始还以为是大限将至，是要被拉出去枪毙了，神色凝重。
阎锦文也没法多解释，把人塞进车里，一脚油门到底，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进了夜色。
这一路上，那是惊心动魄。
车子在上海空荡荡的街道上狂飙，每一个检查哨卡都是一道鬼门关。
阎锦文凭着那身制服和那股子凶神恶煞的劲头，硬是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直到车子稳稳停在环龙路杨虎的官邸，早就等在那里的解放军便衣队迎了上来，两位老先生这才知道，自己是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三天后，也就是5月27日，上海解放。
当解放军的红旗插上外滩大楼的时候，张澜和罗隆基这二位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欢迎的人群中。
后来，他们北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而策划这一切的吴克坚，此刻正站在上海街头的一个角落里，看着欢庆的人群，脸上露出了那惯有的、淡淡的微笑。
就在这时候，中央情报部给吴克坚系统发来了一封嘉奖电。
电报里有两句话，分量重得吓人：“无一位同志被捕，无一部电台被侦破。”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像是一个人在满是地雷的战场上跳了一支舞，不仅舞姿优美，还把地雷全都排干净了，最后连衣角都没弄脏。
从1946年到1949年，在那个白色恐怖最严酷、斗争最复杂的环境里，吴克坚带着他的1500名战友，在刀尖上行走了三年。
他们送出了977份绝密情报，策反了敌人的海空军，营救了国家的栋梁，自己却做到了零伤亡。
这就是“不败的红色特工”。
声明：本文根据相关资料改编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核心史实真实可考。请理性阅读；参考资料：《沈安娜回忆录》 《吴克坚文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史》《红色特工吴克坚》《女速记员沈安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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