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以历史地图集的区划考证为核心，提出“隆中属东汉南阳郡邓县”的论断，进而佐证“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原址”，其观点被“襄阳说”奉为圭臬。看似立足历史地理的严谨考证，实则是混淆汉晋行政区划边界、割裂史料语境、无视考古实证的片面之论。在东汉正史地理记载、南阳卧龙岗考古铁证与历史传承脉络面前，这一论断的逻辑漏洞与史实谬误昭然若揭，根本无法成立。
一、时空错置：以晋代区划曲解东汉地理，违背历史考据核心原则
判定诸葛亮躬耕地的地理归属，首要前提是严格遵循“东汉末年”这一历史时空坐标，而非以后世行政区划逆向推演。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自述，明确指向东汉献帝建安年间的南阳郡，这一时期的行政区划边界，在《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中有清晰记载：“南阳郡，秦置，莽曰前队。属荆州。户三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万二千五十一。县三十六”，其南界以汉水为天然屏障，与南郡隔江相望，“汉水以北为南阳，汉水以南为南郡”是东汉官方划定的、不容混淆的行政疆域。
谭其骧先生在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将隆中划入东汉南阳郡邓县的辖区，其核心依据是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记载。然而，这一考证存在致命的时空错置缺陷：习凿齿生活的东晋时期，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已逾百年，彼时南阳郡与南郡的行政区划已历经曹魏、西晋的多次调整，邓县的管辖范围相较东汉发生了显著变化。将东晋文献记载的晋代区划，强行套用于东汉末年的地理空间，本质上是违背“时空对应”这一历史考据核心原则的做法。更关键的是，《邓州瓤城遗址考古报告（2019年版）》以考古实证明确指出，东汉邓县的治所位于今邓州境内，其管辖范围南至汉水北岸，南岸的隆中地区在东汉时期从未被纳入南阳郡邓县版图，始终隶属于南郡襄阳县。谭其骧先生无视东汉正史的明确记载与当代考古的铁证，仅凭后世文献的片面表述便重构东汉地理边界，其论断的史料基础从根源上便已崩塌。
二、割裂语境：孤立解读史料，无视诸葛亮自述的核心权威
历史考据的关键在于完整解读史料语境，而非孤立截取只言片语为己所用。谭其骧先生的论断，刻意回避了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核心自述，以及西晋陈寿《三国志》对这一史实的确认，反而将后世杂记的记载置于当事人自述之上，这是典型的“舍本逐末”式考据。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自述，是其对自身躬耕经历的直接记录，属于第一手史料，其真实性与权威性远非后世文献可比。而陈寿在《三国志》中全文收录《出师表》，且在《诸葛亮传》中明确记载“先主屯新野，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新野与南阳卧龙岗相距仅数十里，地理逻辑完全契合；反观隆中，地处汉水南岸的南郡境内，与新野相隔汉水，且在刘表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与《三国志》记载的“三顾茅庐”地理路径格格不入。谭其骧先生在考证中，既未对诸葛亮自述作出合理的地理解释，也未回应《三国志》记载的地理逻辑，反而以“邓县辖隆中”的牵强结论强行对接“躬耕于南阳”的表述，这种割裂史料语境的考证方式，完全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此外，谭其骧先生援引的《水经注》中“沔水又东径隆中，历亮旧宅”的记载，同样不能作为“隆中属南阳郡”的证据。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距东汉末年已近三百年，其记载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后世的附会传说；且《水经注》本身是一部地理著作，而非行政区划专著，其对“亮旧宅”的记载，更多是基于当时的民间传闻，而非严谨的行政疆域考证。将北魏时期的地理描述当作东汉行政区划的铁证，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考古证伪：隆中无汉魏遗存，南阳卧龙岗实证确凿
考古发掘是还原历史真相的最有力手段，而南阳卧龙岗与襄阳隆中两地的考古成果，从实物层面彻底证伪了谭其骧先生的“隆中属汉南阳郡”论。
南阳卧龙岗的考古发现，构建了“躬耕于南阳”的完整实物证据链。根据《南阳卧龙岗捍卫遗址考古报告（2015年版）》，卧龙岗武侯祠南侧清理出的东汉末年耕作层，厚度达20至30厘米，土壤中检测出碳化稻壳、粟粒等农作物遗存，经碳十四测年，其年代精准覆盖诸葛亮躬耕的公元197年至207年，土层中清晰的人工翻耕痕迹，直接印证了“躬耕陇亩”的史实。遗址西侧发掘的东汉水渠，采用汉代典型的错缝砌砖工艺，与南阳郡六门堰灌渠系统一脉相承，证明此处东汉时期已具备完善的灌溉条件，足以支撑规模化农耕生产。南麓出土的汉代半地穴式房基、陶灶、青釉陶罐，以及记载诸子百家典籍的隶书竹简残片，生动还原了东汉末年士人“昼耕夜读”的生活场景。这些考古遗存，与诸葛亮的自述、《三国志》的记载相互印证，形成了闭环式的证据链。
反观襄阳隆中，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次系统性勘探，核心区域内未发现任何东汉至三国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存。《隆中遗址考古勘探报告（2003年版）》明确记载，隆中现存的建筑遗存，年代最早不超过明代嘉靖年间；2018年发表于《江汉考古》的补充勘探成果进一步证实，隆中地区的土壤坡面在明代之前均为自然堆积层，无人工耕作形成的犁底层，也无任何农作物碳化遗存，证明此处明代之前从未开展过规模化农业生产，根本不具备“躬耕”的物质基础。被“襄阳说”奉为核心物证的六角井，经热释光测年，其砖材为清康熙年间烧制，纯属后世伪造的景观。考古实证清晰表明，隆中在东汉末年仅是一片未被开发的自然区域，既不属于南阳郡，也绝非诸葛亮的躬耕之地。谭其骧先生的论断，在考古铁证面前不攻自破。
四、传承辨伪：南阳纪念脉络清晰，隆中附会痕迹明显
历史纪念传统的延续性，是佐证历史事实的重要参考，而南阳卧龙岗与襄阳隆中在纪念传统上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谭其骧先生论断的谬误。
南阳卧龙岗的诸葛亮纪念传统，自三国时期便已发端，千年传承从未中断。诸葛亮病逝后，蜀故将黄权率族人在此立祠祭祀，开启了纪念先河；西晋永兴年间，镇南将军刘弘“观亮故宅”于南阳，令李兴撰写《祭诸葛丞相文》，这是正史明确记载的对诸葛亮躬耕之地的追祭；唐代《诸葛庐碑》清晰记载“诸葛庐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李白、刘禹锡等诗人的诗作中，“南阳诸葛庐”更是反复出现的经典意象；宋金时期，岳飞途经卧龙岗，手书前后《出师表》，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化瑰宝；元代仁宗钦定卧龙岗为“武侯祠”，设立诸葛书院，明清两代屡经朝廷敕修，其历史地位得到官方的反复确认。这一从三国到明清的完整纪念脉络，与考古遗存、正史记载相互印证，构成了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链。
而襄阳隆中所谓的“诸葛亮纪念传统”，不仅缺乏汉晋时期的文献与实物支撑，且附会痕迹十分明显。隆中现存的武侯祠、三顾堂等建筑，均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重建，此前并无可靠的文献记载或实物遗存证明其与诸葛亮有关。其纪念传统的兴起，始于明清时期地方文化对历史名人资源的争夺，是典型的“后起附会”产物。谭其骧先生将这种晚出的附会传统当作立论依据，无疑是混淆了历史事实与后世建构的界限。
综上，谭其骧先生“隆中属汉南阳郡”的论断，既存在时空错置的考据缺陷，又割裂了史料的核心语境，更在考古实证与历史传承面前不堪一击。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真相，有当事人的自述为核心，有正史的记载为支撑，有考古的遗存为实证，有千年的传承为佐证，绝非任何基于后世文献的牵强附会所能撼动。任何脱离东汉历史时空、无视科学实证的地理考据，终将被历史的真相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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