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又名毛善森，字鸿猷，浙江江山人，是戴笠最为倚重的特工之一。毛森晚年脱离军界，移居美国，有感于自己在抗战期间“深入虎穴，万劫余生”，且“不忍湮没同志血汗泪史迹”，自1985年2月起撰写回忆录，于1990年除夕完成，全稿约二十万字。毛森去世后，其回忆录手稿由遗孀胡德珍交由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公开，自1999年8月起分十二期连载，至2000年9月完结。
毛森于抗战期间迭次奉派沦陷区工作，入死出生，履险如夷，其回忆录情节之惊险刺激、复杂曲折，非但在众多同类作品中一枝独秀，甚至和一般侦探小说、谍战电影相比也不遑多让。当然以史学的观点来看，尽管毛森自称“完全秉笔直写，绝无丝毫虚饰”，但其所述经历太过生动离奇，跌宕起伏，尤其他被日军逮捕、佯任敌特、从事“反间”活动的过程，大都为外界难悉的内情，加以事关名节，最易曲笔文饰，如无其他史料佐证，其真实性如何难免启人疑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将台北“国史馆”晚近公布的戴笠函电与毛森回忆录两相比对，经查考其中若干人物化名及身份后，便可发现两者在细节方面虽不能完全吻合，但关键内容尚可相互印证。本文拟就这部分档案加以解读。
一、毛森履历及其潜伏上海抗日经过
1932年7月，毛森毕业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二期。由于成绩优异，作风刻苦，为戴笠罗致，先后在杭州、南京受训完毕，嗣于1933年11月正式参加军统工作，一直在福建活动，初任直属通讯员、福建延平分站站长。1936年春，调任闽北站副站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函示毛森，痛言敌焰嚣张，令即星夜回浙，号召热血青年组织抗日别动队。于是毛森辞去闽北站职务，1938年1月回到故乡浙江江山，召集别动队队员五百余人，自任大队长。3月19日，戴笠电令毛森即率所部前往遂安整训，并入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二团。毛森担任别动队教导第二团第二大队长期间，因非军校出身，受到排挤，不得已于10月脱离部队，赴汉口养病。不久，调任杭州（时已沦陷）站站长，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毛森大部分时间均置身鬼域，与日伪进行地下暗战，开启其人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1939年8月18日，毛森因叛徒出卖，在杭州第一次遭日伪逮捕，经戴笠设法营救后，于11月12日获释脱险，旋即潜离杭州，撤至国统区金华。1940年5月，调任浙西行动队队长，主持杀敌锄奸，因“大汉奸防卫极严，深居简出，不易制裁”，故将目标转移至敌探爪牙，将一众“中下汉奸”杀得“鸡飞狗跳”。
1941年2月，戴笠为充实上海对敌行动力量，成立上海直属行动队，调毛森为总队长。3月21日，上海发生日伪特务绑架、杀害国民政府留沪银行人员百余人的事件，戴笠为此于3月30日向蒋介石陈述应对之策，指出“在今日上海情势之下，只有以乱制乱，以杀对杀也，如为百数十银行职员之被捕，即停止吾人对敌伪之行动，适中敌伪之奸计，破坏我抗战之大计”，并于次日电令“固重、林格两同志”反击日伪。此时军统在上海潜伏并从事对敌行动的单位有两个，分别为上海区、上海直属行动队，固重为上海区长陈恭澍化名，林格即毛森化名。毛森奉令后，随即展开对日行动，“用白刃短枪以撄敌伪之锋”，先后派员在上海街头狙击重要汉奸及日军官佐二十余次。
10月底，上海区被日伪破坏，戴笠特于11月2日自重庆密电毛森，告以上海区失事情形，鼓励其扩大行动，与敌伪作殊死战。虽然上海直属行动队自身力量有限，未能对敌酋巨奸施以打击，但上海区覆没后，该队已成为沪上“最大对敌搏斗的单位”，“是代表全国抗敌的前驱”，因此戴笠仍对该队寄予厚望，极为关心该队的工作困难。1942年3月4日，戴笠正在河南周家口视察，仍不忘致电重庆毛人凤，询问“前由上海中孚银行划交善森之五万元已否收到”以及“善森最近有无电来”。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侵入，随着地下抗日斗争形势愈趋恶劣，上海直属行动队的对敌行动也逐渐减少，不到三个月后，上海直属行动队卒遭日伪破坏，毛森亦因受到部属牵连，于5月28日第二次被日伪逮捕。
抗战时期，毛森潜伏上海活动，其妻胡德珍担任内勤
二、戴笠秘档中记载的毛森反间活动
毛森第二次被捕后，虽一度态度强硬，不与日伪合作，但最终并未仗义死节，而是选择与日方虚与委蛇，佯任敌特之职，暗中则与戴笠恢复联络，相机开展“反间”活动。此中经过，戴笠曾于1942年12月4日详报蒋介石：
我直属行动队长毛善森自五月廿八日被捕以后，敌宪以其年来率领行动员在虹口区域刺杀敌军官宪及汉奸多起，对善森五次严刑逼供，善森均供认系渠一手之所为，无论敌宪如何威胁利诱，均不肯投降。敌宪因查悉善森系浙籍，并系浙警校特训班第一期学生，其部属多嵊县人，且悉其曩任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时，每月薪饷八十元，除自身伙食十二元外，余者均为接济贫困部属之需；自抗战军兴后，先任忠义救国军大队长，继任浙西行动队长，廿九年（笔者按，应是三十年之误）三月调任上海直属行动队长，其平日所得之薪饷与奖金等，除一己最刻苦之生活费用外，均用之于工作之活动及为补助生活困难同志之需，颇得其部属之爱戴。故敌宪图利用之，藉以肃清我在京、沪、杭等处之潜伏同志，并图以之抵制汪逆精卫卵翼下绑票勒索之伪特工，故不仅不杀善森，已于六月底经敌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于之珍（原为我军营长，徐州会战时被俘）之担保，恢复自由，但仍不为敌所用。
八月间，派员潜至于潜浙西行动队，电告生（笔者按，戴笠自称）以经过，生即嘱其审慎应付，相机实施反间。两月来，善森在沪市……破获本局伪设之机关两起，因是颇得敌宪之信任，现已就敌宪兵司令部特务队副队长之职。我前在京、沪、杭等处被捕之同志，现已有一部份由善森保释，归其运用。自十月十四日起，已在租界建立一电台，与渝直通，并已与南京、杭州两地本局前被敌捕去、现已恢复自由而绝对可靠之同志取得联络，不久亦可恢复工作也。
报告中说毛森被捕后曾遭敌宪“五次严刑逼供”且拒绝投降，然而毛森回忆录中未曾提及此点，这可能与毛森不愿“丑表功”的写作态度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是戴笠在报告中对毛森故作溢美吹捧之词。事实上，毛森当时的立场并非一意求死，报告中提到的敌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于之珍，毛森回忆录写作“于子珍”，据称：“他们（敌宪）送来饭菜，我因食不下咽，又怕我绝食，乃嘱狄思威路×弄二十四号宪佐队长于子珍来劝导，据于自称，是东北辽宁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其父兄都为反日被杀，他表面虽为日人工作，暗地实为策划反日，为父兄报仇。劝我珍惜生命，与他合作徐图后举。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但能活自愿活下去，不能活只好慷慨就戮。”正是基于这种较为灵活的心态，毛森得由于子珍担保，暂时恢复自由，嗣于8月间设法通过浙西行动队与抗战后方恢复联系，得到戴笠“审慎应付，相机实施反间”的指示后，遂向敌宪特高课课长大塚清表示了“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的合作态度，旋被敌宪兵司令部委以特务队副队长之职。
毛森担任敌方职务既是出于“反间”目的，自与甘心投敌者不同，故其身处敌营期间仍尽力协助抗日工作，兹引戴笠函电数件说明之。
（一）1942年11月25日戴笠手令：
吾人对沦陷地区工作之部署，应总合各种情况与过去失败之教训，详加研究，并须注意世上事绝无有利而无害者，吾人须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原则下，进行一切！今善森拟运用严伟恢复杭州通讯，并拟代制电机交严使用，可准照办，译电员亦可由严自行物色。惟密本如何送去，此应计及。至月需经费伪中储券三千圆，可照发。万不可令其与于潜组取联络，更不必再派副组长去，在此种情势下，只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也。
此件提及的严伟，即严巍，浙江海宁人，当毛森担任杭州站长期间，严伟经该站工作人员胡朴人介绍，成为该站运用情报员。1941年9月，严伟被海宁敌宪兵队逮捕，旋即叛变加入伪组织。据毛森回忆：“严伟……在杭州被捕，曾据内线查告，严当时表现得极有风骨，准备慷慨就义，旋被押解去沪伪特工总部关了数月，派回杭州民生路四十六号伪特工分部谢文潮部工作，与胡朴人同志一直暗有联络。我被捕后，曾数度与严伟联络，察其言行，似仍忠贞，故曾予其工作任务，与其多次通信。岂知他此时竟已变节，甘受伪方利用。”此件即严伟真实面目尚未暴露时，毛森试图运用其担任抗日通讯工作的记录。
抗战胜利后，严伟被毛森检举，于1945年9月28日在上海被捕，因变节附逆、诱捕同志、破坏抗日等罪行，1946年8月5日被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二）1942年11月11日戴笠（余龙）手令：
对李逆开峰必须多方设法制裁，除电关耿忠查明李逆之住址与认明其面貌，相机设法制裁外，并应由第四处运用本局投降敌伪之报务员，至今尚对本局有关系者进行毒杀，如有能将李逆毒杀成功，仍准给奖贰拾万元。余龙，十一、十一。
李开峰，浙江镇海人，原任军统衡阳支台长，为电讯专家，1939年因亏空公款，投靠汪伪，此后升任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长兼电信研究室主任，大肆破坏沦陷区的抗日秘密电台。戴笠鉴于李开峰为害甚烈，遂悬赏20万元巨款，下令敌区潜伏单位不惜任何牺牲，也要杀此叛徒。然而李开峰自知罪无可逭，平时防卫极严，在戴笠严令和重赏之下，各路人马均迟迟不能得手。
迨毛森在敌营立足，戴笠遂密令其运用特殊关系除此心腹大患。毛森为策安全，在通讯时不再使用真名“善森”，而启用了化名“关耿忠”。查南宋遗民家铉翁在宋亡后拒绝仕元，其作词《念奴娇·送陈正言》中有“耿耿孤忠磨不尽”等语，直抒怀念故国之情，“关耿忠”当取此义。
（三）1942年12月20日戴笠手令：
即将陈志强来电内容摘要电告关忠，并告以本局对陈之处置办法。
此件“关忠”即“关耿忠”省称。
陈志强，江苏句容人，黄埔三期步科出身，在军统内资格甚老，1942年1月奉派赴沪担任上海直属组组长，负责搜集社会情报及敌伪情报。后上海直属组组员郭晋黎叛变，引领敌宪诱捕陈志强，赖毛森设法应付，未使敌宪得逞。
查陈志强对本职工作一向不甚负责，且家累颇重，在1940年间曾因侵占公款，被戴笠判处徒刑，其后获释，始派来上海戴罪图功。然而陈志强痼疾难改，滥用工作经费，此次郭晋黎之所以叛变投敌，即与陈志强“不顾部属生活”有关。据毛森回忆，戴笠愤于陈志强工作不力，“挥霍公帑”，曾指示毛森将陈作为弃子，捕送敌方，“以争取日宪信任”，或即此件所云“本局对陈之处置办法”。惟毛森不愿“伤害同志”，不仅未照戴笠之指示办理，反而冒险帮助陈志强脱困，且将叛徒郭晋黎设计处死，以绝后患。
陈志强
（四）1943年2月22日戴笠手令：
可照汪淮兄所拟，电关耿忠知照，惟耿忠如已将申质文等三人可以运用之意思向敌宪说明，而此时忽表示不接受，必启敌宪之怀疑。故应将此意并告知耿忠，如不能拒绝，只可接受，徐图应付。据本人之意，如此做法亦甚有利也。惟耿忠决不可将中央仍有联系一节稍露于申质文等之前，即在渝之抗团同志亦不必令其得知所以也。至要！至要！
军统在抗战期间，曾运用爱国学生团体“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从事对日行动工作，此件“申质文等三人”当指申质文及祝宗梁、罗长光、向传纬，实为四人，均系上海抗团团员，于1943年1月因叛徒出卖，遭敌宪逮捕，戴笠指示毛森尽力营救。
申质文（前排右）、向传纬（前排左）、祝宗梁（后排右）合影
此件“汪淮”系姜绍谟化名，为戴笠秘书。此件显示，毛森一度向敌宪声明“申质文等三人可以运用（为日方工作）”，以为营救申等之法，但姜绍谟似乎对此提出异议。据毛森回忆，当时抗团被捕者共九人，经其与敌宪周旋，最终得以“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一部分人交其运用，佯为日方工作，另一部分人则直接开释。又此件戴笠为保守毛森从事反间活动之秘密，严令“耿忠决不可将中央仍有联系一节稍露于申质文等之前”，故毛森虽尽力营救，但始终未对申质文等人表明真实身份及立场，以致申质文在晚年虽对当年施以援手的“（敌宪）翻译毛哥们”印象深刻，却始终猜不透“毛如何哄过日本人”，亦不知“毛哥们”为何人。
姜绍谟（化名江淮）
（五）1943年11月11日戴笠手令：
……暴露一切机密，吾人做事应舍其小而取其大，即所谓两利相权应取其重也。善森忠实有余，机智不足，应随时切嘱其审慎也。……
此件不具头尾，不知指示何事，味其语意，似乎毛森正在酝酿一件重要行动。另可注意的是“忠实有余，机智不足”八字，这是戴笠作为师辈及上级，基于对毛森多年工作情况的认知而对其所下的评语，这或许也能解释毛森化名“耿忠”的原因。惟考诸实际，毛森之机智聪敏、善于应变，在一众潜伏人员中实不可多得，戴笠谓其“机智不足，应随时切嘱其审慎”云云，无非显示其对毛担忧之深、关怀之切而已。
（六）1944年1月29日戴笠致毛人凤电：
关耿忠运用恭澍随从刘全德制裁李逆开峰，甚为欣慰。应发奖金希立即如数照发，并将李逆开峰自投伪后主持伪方密电侦译，并将侦译所得送交敌方危害中央之情形，与此次制裁李逆之经过，由兄拟稿详呈委座为要。又此次耿忠运用刘全德制裁李逆，恭澍是否得知？以及李逆死后，敌伪两方面对此案动态如何？均希即电耿忠详复。
先是1941年10月底上海区被敌破坏后，区长陈恭澍被捕投降，出任伪职，其卫士刘全德亦被迫降日，惟心有不甘，常有反正之意。事为毛森所知，遂运用刘全德于1944年1月25日（春节）凌晨将李开峰击毙于上海蒲石路，是为毛森从事反间活动过程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戴笠致毛人凤密电：“关耿忠运用恭澍随从刘全德制裁李逆开峰，甚为欣慰。”
刘全德
当时戴笠正由重庆来兰州视察工作，于1月29日凌晨被随从人员自梦中叫醒，告知重庆毛人凤来电，报告李逆毙命事，戴笠大喜过望，“高兴得跳起来，再也不想睡了，索性坐以待旦”，次晨召集随行人员训话，有谓：“我说过，要李开峰过不了年，你们看，他就是过不了年！”此件中，戴笠立电毛人凤指示“立即如数照发”奖金给毛森，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另详询案发后沪上情形，其兴奋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七）1944年2月1日戴笠致毛人凤电；2月9日戴笠（健行）致毛人凤、阮清源电；2月21日戴笠致毛人凤电：
李开峰案发后，敌伪势必疑系关耿忠所为，故弟意耿忠应即撤退，可批准其过去所提，在上海附近或在忠义救国军所在地，策动上海行动工作也。耿忠万不可再留敌方工作，应即电促其速将电台等部署妥当后，即行撤退，留则害多而利少也。
限即刻到，重庆，〇密，人凤兄亲译，并转清源弟均鉴。清源弟民字第一三号报告已悉，关耿忠必须嘱其从速撤退，万不可再令其担任万逆之制裁，因耿忠不杀万逆，万逆终有被制裁之一日，吾人留得忠勇如耿忠者，将来尚有大事可为也。务希立即以本人手启电促耿忠相继撤退，并须嘱其多方化装，因蕙芳方面之人员未必一一忠实也。季仲鹏已抵忠救军调查室否？盼即复。健行手启，佳亥，兰。
限即刻到，重庆，〇密，人凤兄亲译。顷据祝宗梁面谈，关耿忠在沪之种种情形，现横的关系日多，不久定必为敌所发觉也。故耿忠应立即电嘱其迅行设法撤退，并即汇国币二十万元，为其撤退时安置在沪工作之需。万一渠撤退时现有工作不能保持，宁可任其停顿，其本人非从速撤退不可也。至其撤退后，其电台如能移交与杨国栋使用亦可。弟健行倚枕上，马午，洛。
李开峰伏诛后，日寇立刻实施戒严，大肆搜索，必欲捕获刺客而甘心，而伪方不免对毛森产生怀疑，毛森的处境已极凶险。据其回忆，戴笠曾以“十万火急”“限即刻到”级别亲电，接二连三危言催其离沪，甚至有“弟已在敌伪控制下，恐难逃出生天，我与弟恐已不能再见。呜呼！言念及此，临笔老泪纵横……”等语。
今查戴笠秘档，未见此生离死别之电，惟上引三电，均系戴笠出巡兰州、洛阳等地期间，迭电毛人凤速令毛森撤离陷区，并不厌其烦指示有关细节。查戴笠待下素称严酷，往往鼓励陷区工作人员不可贪生怕死，勇往直前，似此一反常态迭电催促撤退者可谓绝无仅有，其对毛森安危之关切不难从中概见。
第二电中“清源弟”指阮清源，时任第三处处长兼华东区区长，主管对敌行动及上海方面工作，其向戴笠提出报告，拟令毛森继续留沪，制裁叛国投敌、作恶多端之叛徒万里浪，此议立遭戴笠否定，告以“万不可再令其担任万逆之制裁，因耿忠不杀万逆，万逆终有被制裁之一日，吾人留得忠勇如耿忠者，将来尚有大事可为”。果如戴笠所言，万里浪嗣於抗战胜利后被检举逮捕，由戴笠亲自下令，明正典刑。
阮清源
电中“蕙芳”指张蕙芳，系忠义救国军浦东行动总队长，率部在沪郊游击日军，戴笠似有令张蕙芳接应毛森脱险之想，但惟恐该部人员“未必一一忠实”，故切嘱毛森应“多方化装”。
电中“季仲鹏”，江苏江阴人，原任戴笠秘书，戴笠评价其人“有相当能力，对行动工作有经验，且极忠实”，其后奉派上海潜伏，工作未及展开即遭日伪逮捕，被迫降日。当毛森被捕后，日寇迫令季仲鹏劝毛森合作，季仲鹏既见毛森，只低首不语，不愿做说客；毛森恢复自由后，将此情形密报戴笠，戴笠认为季尚忠贞，令毛联络使用；于是季仲鹏常向毛森供给情报，且将刘全德介绍与毛森认识，间接促成制裁李开峰一案。此电显示，李开峰伏诛后，季仲鹏为避嫌疑，已先于毛森逃归后方。
第三电中祝宗梁为上海抗团团员，已如前述，其人于1943年1月与申质文同案被敌宪逮捕，经毛森营救脱险，撤回后方，曾将毛森在沪情形面报戴笠。祝宗梁离沪后，上海抗团移交杨国栋负责，故戴笠指示毛森一旦撤退，其电台可交杨国栋使用。此电另一值得注意者，系戴笠落款“弟健行倚枕上”，查戴笠自1943年底即患咯血，1944年1月抱病前往西北巡视，病情加重，至2月20日难以坚持，曾上蒋介石一长电，缕述此次患病之久与病情之重，恳请准予病假三月，前往西安疗养，旋获蒋之批准。戴笠请假次日，在沉疴不起的状态下，仍不望对毛森脱险事宜详细指示，足见其对毛森挂念之殷。
1944年2月底，毛森撤离上海，安抵浙西临安，旋被戴笠委任为中美合作所东南特区区长。该区负责在浙赣线、沪杭线、京沪线袭击日军据点，破坏日军交通，截至抗战胜利，共计行动100余次，使日军铁道、桥梁如肝肠寸断，“暴敌几无一刻安枕”。此时日军特务机关必极愤恨当年未能在上海将毛森置于死地，但为时已晚。
毛森戎装照
1985年1月，毛森、胡德珍夫妇摄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月后，毛森开始撰写回忆录
三、结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机关向华东沦陷区派遣了大量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不少人被日伪破获逮捕，并出任伪职。无论当事人的内心基于何种考虑，既已沦为“汉奸”，则身不由己，或多会少会对抗战事业造成危害，他们的投敌经历成为无法抹去的不光彩印记，也最为看重气节的国人所诟病。
就国民政府特工人员而言，因其工作性质一向讲求随宜应变、尔虞我诈，故有相当一部分人本不以“宁死不屈”为然，一旦被捕，便往往降敌。只不过投降者心态不同，表现各异，其中既有毫无民族观念，唯利是图，索性变节，甘为日伪帮凶者，如严伟；亦有起初并不情愿，而后随波逐流者，如陈恭澍；又有迫于形势，佯任伪职，但心有不甘，伺机逃归后方者，如季仲鹏；另有奉命屈节，实行反间，而后冒险从事抗日活动，迭有战斗成绩者，毛森即属此中典型，故其事迹最为后人津津乐道。毛森晚年在几经考虑之下决定将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笔之于书，且其主要内容颇能与日后公布的原始档案及其他有关史料形成互证，为后人了解隐秘诡谲的地下抗日活动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毛森晚年思乡情切，在1992年5月实现了归乡探亲的愿望，受到江山市政府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热情接待。申元《毛森传奇》记载，毛森“对国际形势之观察，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之检讨，对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之理解，感触颇深，其满腔忧世爱国之激情溢于言表”。同年10月3日，毛森病逝于美国加州，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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