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诛九族这种刑罚，听着就让人脊背发凉，它从商周时期就开始出现，到秦汉后逐步完善，主要是针对谋反大逆之类的重罪。所谓九族，包括父系四代、母系三代和妻系两代，范围广得吓人。
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是所有人都直接砍头，直系亲属如父母兄弟子女往往难逃一死，旁系就可能流放边疆或罚做苦役。历史上像隋朝杨玄感反叛，就被隋炀帝下令诛九族，明朝方孝孺更惨，被朱棣灭十族，包括门生在内八百多人丢命。这些案例显示，刑罚目的在于震慑，巩固皇权。
话说回来，为什么亲属不趁早跑路？先说信息传播这事儿。古代没电话没网络，消息靠驿站传递，朝廷的命令用快马加急，能在几天内传遍全国。秦汉就建了完善的邮驿系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传递人员要是耽搁了，轻则杖责，重则掉脑袋。罪犯刚判，京城亲属已被控制，远方族人还蒙在鼓里，等知道时官兵已上门包围村子或宅院。
拿李善长案子来说，明洪武年间，他被朱元璋指控谋反，抄家前一点风声都没漏。朝廷先抓核心人物，再派兵去地方，亲属根本来不及反应。历史上这种例子不少，杨玄感反叛失败，隋炀帝的命令很快就到各地，族人还没来得及商量，就被一锅端了。逃跑需要提前知情，可在严密的控制下，通风报信的风险太大，传递消息的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判泄密罪。
再看户籍管理，古人出行可不像现在这么自由。从秦朝商鞅变法起，就有照身帖，记载姓名住址年龄，相当于原始身份证。唐朝每三年核实户籍，明朝更严，百姓出门要路引，学生赶考得有官府证明，僧人需度牒。进城出城都要查验，没证件直接抓起来审问。罪犯亲属要是跑了，没路引根本进不了城镇，只能躲山林野外。
保甲制度更狠，从宋朝王安石变法开始，每十户一保，选保长监督人口流动。一人有事，其他九户知情不报也连坐，受同等惩罚。邻居为自保，往往第一时间举报可疑行为。明朝方孝孺案中，浙江宁海的族人被官兵包围后，村里人谁敢藏匿？举报还能得赏银，逃跑等于把自己推向死路，周围人也不会帮忙。
逃跑的下场其实更惨。假如侥幸溜出包围，官府会张贴告示，重金悬赏，全国通缉。荒野生存难，缺吃少喝，没技能的人撑不了多久。被抓回后，不再有缓冲，直接就地正法。历史上少数逃脱的，像一些北方犯事家族南迁广东，成了客家人，但那是极少数，多数在路上就饿死或被捕。
想想诛九族的惩罚梯度，这也是不跑的关键。直系男性十六岁以上多被杀，但妇女儿童老人常免死，改流放或贬奴。明清律法规定，未满十四岁可不杀，残疾者也可能宽待。流放地如辽东宁古塔，虽苦但能活下去，家族有钱还能贿赂官差，换取好待遇。历史上不少边疆望族，就是流放犯的后代，熬几年后重获自由。
服役和充妓是另一种罚法，男性去军营劳役，女性入官妓营，虽丢脸但有生机。相比之下，顺从还能争取一线机会，贿赂途中差役松绑逃走的事例有记载。
跑了就彻底成叛逆，皇帝一怒，全族无活路。隋炀帝时代，杨玄感族人若跑，估计连旁系都杀光。
文化因素也不能忽略。儒家强调忠君孝道，官员家族多受此影响，视逃跑为耻辱。方孝孺宁死不屈，族人也多选择承受，认为背叛君王更丢人。历史上诛族案中，很多人抱侥幸心理，等着皇帝开恩或新君大赦。明永乐后，朱棣虽狠，但后世皇帝常赦免旧案余党。
逃跑还牵动全族。假如一人跑，家族其他人怕被加罪，往往内部先制止。株连本就为斩草除根，跑了等于承认有罪，皇帝会扩大打击。历史上土匪多是本地穷人，诛族逃亡者难融入，聚众易被镇压。明朝一些案子，逃亡者被匪帮出卖，抓回后族人更惨。
话说到底，选择不跑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古代社会封闭，制度严密，跑路成功率低得可怜。活下来才有希望，流放后几代人可能翻身。像广东客家，很多祖先就是北方逃犯，但那是乱世机遇，太平时难。历史上诛九族少见，多为威慑，实际执行常留余地。
再者，交通工具落后。马匹多在驿站，官府管辖，私取等于盗窃罪。步行逃跑，官兵骑马追，几天就逮住。出城后住店也要查身份，没钱没粮，野外露宿易病死。秦汉以来，道路关卡多，边境更严，跑国外难上加难。
从历史看，诛九族渐趋温和。汉代受儒家影响，少用灭族，唐宋更注重宽刑。明清虽有案，但皇帝常在执行中减免。亲属知道这点，更不愿冒险。方孝孺案是极端，朱棣为立威才狠，大多数时候，顺从比跑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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