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有些恩情不是靠物质衡量的，却能被铭记一辈子。毛主席对徐海东的感念，世人多知5000大洋的雪中送炭，却少有人懂，真正刻在心里的，是比钱财更珍贵的真心与支撑。
1935年的陕北，对于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央红军来说，不是终点的坦途，而是新的难关。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历经长征的千难万险，翻越雪山草地，突破层层封锁，到达陕北时只剩7000余人。战士们身上的单衣早已破烂不堪，脚上的草鞋磨得露了脚底板，凛冽的寒风里，不少人冻得瑟瑟发抖。更棘手的是粮食短缺，连做饭的锅具都凑不齐，有时只能靠野菜充饥，过冬的棉衣、药品、弹药更是急缺，部队的给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此时的陕北，还笼罩着双重阴影。蒋介石调集了东北军5个师为主力的围剿部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把刚落脚的中央红军彻底围歼。更让人揪心的是，陕北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地核心领导人相继被捕，这件事发生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根据地内部人心惶惶。中央红军就像一艘历经风浪的船，好不容易靠岸，却面临着内外夹击的绝境。
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早已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这支从大别山出发的部队，堪称长征中的奇迹——出发时2980余人，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到达陕北时不仅没减员，反而扩充到3400多人，是各路红军中唯一长征后兵力增多的部队。他们不仅带来了战斗力，还打下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主力，切断了敌人的南北防线，为中央红军的到来扫清了部分障碍。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徐海东担任军团长，部队装备相对齐整，还有了一定的物资储备。
走投无路之下，毛泽东想到了徐海东。他亲笔写下一张借条，让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带着去找徐海东，借条上只写着借2500块大洋，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燃眉之急。徐海东接过借条时，心里满是自责和愧疚。他立刻叫来供给部部长查国桢，问清军团家底总共只剩7000块银元后，没丝毫犹豫就拍了板：“留下2000块给咱们部队应急，剩下的5000块全给中央送去！”
这5000块大洋，对当时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救命钱。但徐海东的支援远不止这些，他还从每个连队抽出3挺轻机枪，凑了大批步枪、弹药和药品，甚至收集了部队里多余的布匹和棉衣，专门划出一个骑兵团交给中央指挥，一并送到中央红军手中。杨至成带着这些物资回去复命时，难掩激动，连说“这下可救了急了”。
可真正让毛主席记了一辈子的，不是这5000块大洋。当时的陕北，各路红军刚刚会合，指挥体系尚未完全统一，外部围剿压力巨大，内部还存在分歧隐患。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兵力不弱，又先在陕北扎根，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红军的团结。徐海东从没想过保存实力，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刻明确表态：“红十五军团坚决服从党中央指挥！”
合编后的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发起直罗镇战役。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将士冲锋在前，与中央红军紧密配合，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虏5300余人，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围剿”。这场胜利，不仅为党中央在陕北立足举行了“奠基礼”，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红军各部队团结一心的力量。之后，党中央迅速介入纠正陕北错误肃反，1935年11月7日首批释放刘志丹等18人，11月18日毛泽东等致电明确指出肃反的错误之处，陕甘根据地从此稳定下来，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徐海东始终记着，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就把“迎接中央、配合主力”当作使命。在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他们主动改变路线，向西进军牵制敌人，为中央红军减轻压力。哪怕当时联系不上中央，徐海东也坚定地认为，跟着党中央走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在危难时刻毫不犹豫的政治忠诚，比任何物质支援都更可贵。
后来毛主席多次提起这件事，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大洋啊！”但话语里藏着的，是对徐海东这份真心的感念。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有人愿意倾其所有提供物资，更愿意毫无保留地拥护中央，这份双重的支持，让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也让中国革命有了继续前行的底气。
多年后，徐海东虽然因伤病长期休养，但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功劳，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其实，真正的恩情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既给了渡难关的物质，更给了定心神的信任与支持。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或许能更明白：物质的支援能解一时之困，而坚定的信仰、绝对的忠诚，才是能扛过千难万险的根本。这样的恩情，怎么可能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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