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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开篇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些背景。众所周知,《春秋》为鲁国史书,后经孔子编修,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又因其内容是以大标题记年的方式来记录史料,后人就出现了很多解读版本,如《春秋公羊传》。而今日这篇《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左氏传》首篇,以精妙叙事揭示了春秋初期政治伦理的深刻裂变。

中国古代可考历史起自夏商周,其中周朝又分为西周与东周。西周最后一代君主“周幽王”,就是那位“烽火戏诸侯”的主人公,为博美人一笑,玩火自焚,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同他赴死的还有新建国君“郑国郑桓公”。而后,幽王儿子“周平王”在桓公儿子“郑武公”的护送下,逃至洛邑,因郑武公护驾有功,周平王就赏赐了郑武公大量的领土。由此,东周前段春秋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今天这篇《郑伯克段于鄢》的主人公是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也是“春秋五霸”之前的“春秋小霸”。郑武公迎娶了申国女--武姜,生了两个儿子郑庄公和共叔段。因庄公是难产出生,又使武姜受到了极大的惊吓,被其视为不祥,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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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不喜庄公,所以给他起名“寤生”。又因武姜非常喜爱小儿子“共叔段”,就想让武公废长立幼,被武公拒绝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古人起名的方式,按出生顺序就是“伯仲叔季”,如:孔子,行二出生,就是“仲尼”。此处的“武”、“庄”都是谥号。“共叔段”的名字是“段”,“叔”是指他行三,“共”是指他后面叛逃至“共”这个地方。“寤生”本义指睡觉中生产,这里引申为“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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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姬掘突)去世,14岁的庄公即位。彼时武姜就迫不及待地要庄公把“制”这个国之咽喉、要塞之地封赏于共叔段,庄公以“这是国家险要之地,又曾是贵族虢叔死亡之地,不详,为借口婉拒。除此之外,其它地方都可。”武姜就让庄公把大城“京”地封赏于共叔段,后共叔段被称为“京城太叔。”

“制”这个地方,换个典故,大家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三国时期“三英战吕布”这个典故的发生地是在“虎牢关”,也就是“制”这个地方,它是郑国国都的命脉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此不难理解为何庄公宁可用大城“京”来婉拒武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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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祭仲对庄公说:你弟弟的都城规模严重违反了礼制,超过了国都的三分之一,将成为国家的祸患,国君您到时候就该难以控制了。庄公答曰:姜氏非要如此,我又能怎么办呢?这看似无奈之言,实则暴露了庄公的“欲擒故纵、养其恶,以灭之”的深沉心机。

期间,公子吕(子封)也曾两次进言,请求庄公主动出击。首次进言,庄公以“无可奈何”婉拒。不久以后,太叔还在不断扩张势力,修整城郭、集结军队,准备与母亲里应外合袭击郑都。公子吕再次急切进言:时机已到,如果再不应对,他的势力会更加强大,也将获得民心。庄公隐忍了二十年,终于等到时机成熟。“不义不昵,厚将崩”,命公子吕率二百乘兵讨伐京邑,并一举平叛,太叔逃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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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仲的忧虑与庄公的从容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出庄公的老谋深算与隐忍阴鸷。庄公并非不知危险,而是在刻意纵容,等待弟弟的罪行发酵到天下共诛的地步,这所有的隐忍背后都是冷酷的政治算计。公子吕的忠直与急躁,恰好反衬出庄公“养其恶”的战略意图。

《春秋》上说:共叔段不顾兄弟情谊,故以不用“弟”字;交战双方好似两个国君,不见兄弟情谊,故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不加以管教,同时也顺应郑国民意。不写太叔“出奔”,是责难庄公有杀弟的动机。

弟逃母还在。庄公把母亲姜氏安置在颖城,并发下毒誓:不到黄泉,永不相见,随后又后悔了。颖成官员颍考叔听说这件事后,借机向庄公进献,在宴席上“食舍肉”,称要把肉留给母亲尝尝,以此触动庄公。当庄公表达出悔意之后,他提出“掘地及泉,隧而相见”的变通之法,完美解决了庄公的誓言困境,最终使得庄公母子和好“如初”,这也是典故“黄泉见母”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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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说:颍考叔是至纯至孝的人,敬爱母亲,又影响了庄公。《诗经》上也说:上天永远不会亏待孝顺的人,会永远给他们赐福。可现实情况是:好人不一定长命。你看颖叔考,十年后死于郑庄公另一员大将公孙阏的暗箭之下。因公孙阏也是庄公的肱骨之臣,所以此事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通篇分析下来,好似一台大戏。祭仲是“预警者”,率先拉响警报。公子吕是"执行者”,在关键时刻拔剑出击。颍考叔是“修补者”,在事后缝合裂痕。而郑庄公本人,则是藏于幕后、掌控一切的总导演。这也不乏是春秋时代初期宗教制度与赤裸权力斗争冲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