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讲到照护所里照护人员们承担的依赖性劳动的时候，东畑同时还写到她们的艰难，这里的患者常常会陷入精神错乱、崩溃的状态，甚至有很多破坏和攻击行为，而所有这些都得靠照护人员们应对。她们也常常感到痛苦和惶恐，因此会在下班后去夜店买醉。当东畑问比嘉美沙要不要考个护理学校，以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的时候，比嘉美沙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她或许也对这份工作感到了厌倦。事实上，离别在这里并不稀奇，经常会有人待不下去了，而选择离开。比如最早告诉东畑要“好好待着”的那位部长，他也离开了。部长叫高江冽，从事精神护理工作四十年之久，是照护所的主心骨，他离开那天照常去超市购置物资，照常给大家烹饪炒面，中午他照常小憩午休，东畑说：“他一如既往地待着，想借这样的方式，不让成员们感到分离的悲伤”。但尽管如此，悲伤还是蔓延起来，一位叫友香的患者跟部长道谢后，身体出现状况，一度非常难受，最后让母亲把她接回家了。部长看着友香的背影，无奈地说：“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顾及他们的心情。”

部长的突然辞职，并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东畑写道：“我们本质上是厌恶变化的生物，即使不喜、痛苦，也会持续忍受......就像一滴一滴的水静悄悄地蓄积于杯中，就算杯子满了，表面张力也会发挥作用，让杯子容纳超过限度的水量，但是在某个时候，当最后一滴水掉进杯子，水便会溢出，倾泻而下。这时，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们不可能从现实逃离，而现实又不可避免会在一些时候显现它的无常和残酷。所以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待着”，东畑说无论是学校还是职场，你稍微留意一下的话，你会在楼梯间、天台、地下室、仓库、厕所等隐蔽的角落看到一些人，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一个人待上片刻。可就这短短一刻，已是如此艰难。东畑在这本书中分享了很多来自心理学的专业见解，但更多的篇幅他是在坦诚地记述一段生活。一个人要如何“好好待着”，它需要制度、文化等很多现实层面的配合，但这个问题最终指向的其实是——我们要如何看待生活本身。

东畑在后期也递交了他的辞职信，他没有在书中说出具体的原因，但他讲到了照护机构的两面性，一方面机构提供照护，支撑患者安心待着，另一方面患者长久待着，才能保证机构的经济效益，因此有一些照护机构为了经济效益，从一个提供庇护的空间转变为强制患者“待着”、并加以监视的空间，最终“待着”变得无比痛苦。但东畑辞职后没有立刻走，为了安顿好患者，他预留了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三个月里，情况一直在恶化。先是他在一个下午突然吐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好在不是癌症，也不是胃溃疡，只是感染了某种病毒，又喝了太多水，呕吐得太急导致食道受伤出血。而且更无奈的是，这一天还刚好是他的生日。紧接着不久，他收到了自己面试失败的通知，这意味着他辞职后要面临失业，而他当时的状态也让他很难再去寻找其他工作了。

东畑说，情况变成了明明难以“待”下去了，但又不得不还是“待”在这里。他回到了照护所的日常中，恢复了棒球练习，和成员们练习接球、击球，结束后喝可乐，一遍遍聊那些聊过很多遍的话题。大家每天照常做着广播体操，照常吃饭，照常时不时开展一些活动，总会有人接替离去之人的角色，维持着那些循环往复的日常。哪怕到了最后一天也是如此，东畑记述说，那天淳子给了他更多润喉糖，还催促他喝可乐，比嘉美沙在停车场等着开车送他离去。一个叫康夫的患者问他接下来要去哪儿？他本来一直说不出口自己换工作失败的事情，但此刻鼓起勇气说了出来，结果康夫马上说，“那来日间照护病房吧，这里有饭吃，还能喝可乐。”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修复的，这就是“待着”这件事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可能是人类精神修复的本质，它不是通过理性分析和目标设定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最朴素的人际连接、最简单的日常重复来实现的。在照护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治疗技术，而是“共同在场”——一群人选择在同一个时空里，承担彼此的脆弱，分享彼此的日常。这种“在一起”的状态本身就具有治愈力量。

东畑说，来到照护所时我是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临床心理医生，离开时则成了无业游民，过程中他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他最终觉得他得到的就是这些和人在一起的日常，他也见证了为维系这种单纯的日常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他无法从理论或效益上去论证这些事情的价值与意义，但是他置身其中，体验了这一切。也许你会疑问说，当生活已经混乱不堪、充满艰难险阻时，我们还要去体验和珍视这样的日常吗？答案是，我们仍然要，因为有时候除了日常，我们别无所有。这种选择看似消极，实则是最大的积极——它意味着我们拒绝被现实的残酷彻底击垮，拒绝放弃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在照护所，没有人的生活是完美的，没有人的未来是确定的，但大家仍然每天做广播体操，仍然一起吃饭聊天，仍然在离别时相互告别。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对虚无的反抗，是对意义的重新定义——意义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地，就在我们仍然选择"好好待着"的这个决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