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深圳没有眼泪
那一年，彭素竹，带着全家的希望，一头扎进了社会的洪流里。
十六岁的彭素竹坐在流水线前，头顶那盏昏黄的灯泡滋滋作响，晃得人眼晕。
这里是深圳边上的一个小镇，黑作坊藏在民房的二楼，窗户被黑布蒙得严严实实。
空气里全是胶水和劣质塑料的刺鼻味道。
“快点！那个穿格子的，手断了吗？”
秃顶的老板站在过道里，手里卷着一本杂志，啪地一声抽在桌面上。
素竹没抬头，手指机械地把两个电子元件通过去，按紧，再扔进左边的塑料筐。
她的手指尖全是细小的口子，那是被锋利的元件边缘割开的，旧伤叠新伤，胶水渗进去，钻心地疼。
她只是吸了口气，手下的动作反而更快了。
一天十四个小时。
除了上厕所，屁股不能离开凳子。
吃饭就在车间门口蹲着，一人一个不锈钢盆，里面是几片发黄的白菜叶子，运气好能翻到一块猪皮。
晚上睡仓库，十几个人挤大通铺。
蚊子多得像轰炸机，素竹也不敢拍，怕吵醒了旁边的工友挨骂。
她缩在被子里，手紧紧捂着肚子。
饿。
这里只有干不完的活，和永远填不饱的肚子。
发薪日那天，素竹从老板手里接过那几张薄薄的钞票。六十五块钱。
她把钱数了三遍，甚至把每一张都举起来对着灯光看水印。
确认是真的后，她把钱整整齐齐地叠成小方块，塞进了内衣缝的一个小布兜里。
那是她自己缝的。
那是三姐的生活费，是她在彭家村挺直腰杆的骨头。
她在黑厂熬了三个月。
直到那个电话打到村大队部，又被村支书那个大嗓门传到了彭家。
小舅舅刘建强的电话很简单：速来深圳，救急。
小舅妈在罗湖东门开了个精品店，生意火得不行，每天收钱收到手软。
但招来的小妹手脚不干净，气的舅妈两天没吃饭。
刘建强一拍大腿：“叫素竹来！自家人，放心！”
素竹走的那天，没跟工友告别。
她提着那个蛇皮袋，站在黑厂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窗户。
深圳南头关口。
大巴车刚刚驶入关内，素竹就把脸贴在玻璃窗上。
高楼。
看不见顶的高楼。
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街上的人走得飞快，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女的踩着高跟鞋，头发烫得像大波浪。
素竹下意识地缩了缩脚，她脚上那双烂胶凉鞋，鞋帮上还沾着黑厂洗不掉的胶水渍。
这就是深圳。
这里没有田埂，没有猪草，只有满地的机会和欲望。
小舅妈的店在东门老街，那是一条永远挤满了人的街道。
不到十平米的铺面，挂满了亮晶晶的发卡、丝巾、耳环。
音响里放着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震得人心跳加速。
“来了？”小舅妈正忙着给客人找钱，看见素竹，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先把包放下，去把门口那箱货拆了。”
素竹甚至来不及喝口水，放下蛇皮袋就拿起了美工刀。
那是她第一次见那么多漂亮的玩意儿。
带钻的发箍，会变色的戒指，还有那种印着洋文的丝巾。
“这个……多少钱？”
一个打扮时髦的姑娘，拿起一个蝴蝶结发夹。
素竹愣了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刚才只顾着拆货，还没来得及看价格表。
“三……三块？”她试探着报了个价，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那股子粤西山区的口音，在普通话里显得格外土气。
那姑娘眉头一皱：“什么？听不懂你说什么。”
“三块。”素竹脸红到了脖子根，又重复了一遍。
“这是新款，八块！”小舅妈从柜台后面探出头，笑着对那姑娘说。
“靓女，这可是香港那边过来的货，戴上特别显脸小。”
姑娘爽快地掏了十块钱。
等人走了，素竹低着头，手捏着衣角，等着挨骂。
小舅妈走过来，没骂人，只是递给她一瓶健力宝。
“素竹，把腰挺直了。”
小舅妈指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这里，没人管你是哪来的。只要能挣钱，你就是在这个。”
她竖起大拇指，“咱们不偷不抢，凭本事吃饭，怕什么？”
素竹接过那罐冰凉的饮料，那是她第一次喝健力宝，甜味顺着喉咙一直流进心里。
她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拿起那张价格表，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她不笨，相反，她聪明得让人害怕。
彭建军的那些小聪明用在了赌桌上，而素竹的聪明，全用在了生存上。
三天。
只需要三天，素竹就把店里五百多种商品的价格、进货底价、摆放位置，全都记在了脑子里。
甚至连哪种发夹容易掉钻，哪种丝巾容易抽丝，她都摸得门清。
半个月后，她已经能用蹩脚但流利的“广式普通话”和“粤西式粤语”跟客人讨价还价了。
“靓女，这个真的不能少啦，这一批货很难拿的。”
“你皮肤这么白，戴这个红色的才好看嘛！”
她学会了看人下菜碟。
学生妹来了推荐便宜好看的，富太太来了推荐贵的，外地游客来了就往死里夸。
但真正的转机，在一根丝带上。
那天店里生意冷清，外面下着暴雨。
小舅妈坐在柜台后面发愁，看着那堆从批发市场进来的半成品发绳。
“这帮黑心的批发商，说是半成品好卖，结果这一堆绳子谁买啊？”
小舅妈拿着一根粉色的丝带，想打个结，结果弄成了一团乱麻。
素竹正在擦玻璃，她看了一会儿，放下抹布走过去。
“舅妈，我试试。”
她拿起那根丝带，又找了根绿色的细绳。
那双遗传自彭卫国的手，细长，骨节分明。
在黑厂的那几个月，并没有把这双手毁掉，反而让它更稳了。
左手绕圈，右手穿插。
粉色的丝带在她指尖翻转、打折、拉紧。绿色的细绳穿插其中，像是有了生命。
不到五分钟。
一朵粉色的玫瑰花，带着绿叶，稳稳地绽放在素竹的手心。
小舅妈嘴里的瓜子掉在了地上。
“我的个乖乖……”小舅妈抓起那朵玫瑰花，翻来覆去地看，“这也太神了吧？你跟谁学的？”
“没人教。”素竹淡淡地说，“看着像，就折出来了。”
以前在村里，没钱买玩具，她就用狗尾巴草给素莲素婷编兔子，编戒指。
这丝带比草好用多了，滑溜，定型也好。
小舅妈眼睛亮了，那是看见钱的亮光。
“别擦玻璃了！坐下！就编这个！”
小舅妈从隔壁文具店买了一大堆热熔胶和发夹底托。
素竹坐在柜台的角落里，低着头，开始编织。
玫瑰花、百合花、蝴蝶结、幸运星。
那些原本几毛钱一米的廉价丝带，在素竹手里转一圈，粘上发夹，身价立马翻了二十倍。
“手工定制！香港最新款！”小舅妈把那块牌子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那些追求时髦的深圳女孩，疯了。
这种独一无二的款式，比工厂里出来的模具货有灵魂多了。
“老板娘，我要这个紫色的！”
“能不能帮我编个这种样子的？我加钱！”
那段时间，素竹的手指头上全是热熔胶烫出来的水泡，茧子一层叠一层。
但她不在乎。
她看着抽屉里的钱越来越多，看着小舅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塞给她一个厚厚的红包。
“素竹，这是你的提成。拿着！”
那是两百块。
素竹捏着那个红包，手指微微发抖。
在黑厂拼死拼活一个月才六十，在这里，只要动动脑子和手，就能赚这么多。
素竹变了。
她剪掉了那头枯黄的长发，留了个利落的齐耳短发。
穿着小舅妈给买的白T恤和牛仔裤，虽然不是名牌，但很合身。
那个站在店里卖精品的姑娘，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怯懦。
隔壁卖音响的小伙子，没事就往这边凑，借口借剪刀借胶带，眼睛却总往素竹身上瞟。
“素竹，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啊？成龙的新片。”
素竹连头都不抬，手里的丝带飞快地打着结：“没空。”
“那去吃宵夜？干炒牛河？”
“不饿。”
小伙子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小舅妈在旁边嗑瓜子，笑着说：“素竹，那小子家里条件不错，本地人，有两栋楼收租呢。”
“没兴趣。”素竹把编好的发夹扔进筐里，“我要搞钱。”
只有钱不会背叛人。
只有钱能把那句“赔钱货”狠狠地堵回去。
她对自己抠门到了极点。
为了省下每天两块钱的中巴车费，她坚持走路上下班。
从住的出租屋到东门，要走一个多小时。
那是深圳的夏天，地面温度能煎熟鸡蛋。
柏油马路软绵绵的，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
素竹走得满头大汗，汗水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色的盐霜。
那天晚上，盘点完货物已经快十一点了。
路上没什么人，路灯坏了好几盏，昏暗得像鬼火。
素竹背着包，步子迈得飞快。
后面传来了口哨声。
“靓女，一个人啊？”
三个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歪歪斜斜地盖住了素竹前面的路。
那是几个染着黄毛的小混混，手里甩着折叠刀，流里流气地吹着口哨。
“这么晚了，哥送你回家啊？顺便聊聊人生？”
中间那个黄毛嬉皮笑脸地凑上来，伸手想去拉素竹的包带。
素竹的心跳停了一拍。
那个包里，装着她刚取的五百块钱，准备明天寄回家的。
她没尖叫，也没求饶。
她的手伸进了包的侧兜。
那里躺着一把裁纸刀，是她在店里拆货用的。
刀片推到了顶格，锁死。
素竹猛地停下脚步，背靠着墙，手里紧紧攥着那把刀，刀尖藏在袖子里，只露出一一点寒光。
她死死盯着那个黄毛的眼睛，眼神凶得像只被逼到绝境的狼崽子。
“滚。”只有一个字。
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子不要命的狠劲。
黄毛愣了一下。
他在深圳街头混了这么久，见过哭的，见过跑的，没见过这种眼神。
那是一种“你要抢钱我就捅死你”的决绝。
“草，还是个辣妹子。”
黄毛啐了一口，但脚步停住了。
远处传来了警用摩托车的巡逻声，红蓝色的灯光在巷子口闪烁。
“算你走运！撤！”
三个混混骂骂咧咧地跑了。
素竹靠在墙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顺着墙根滑了下去。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手里的刀还在发抖。
那天之后，她换了条路。
虽然远了点，但是大路，人多。
每个月，素竹都会去邮局寄钱。
汇款单上的数字，从三百，变成五百，再到八百。
在这个人均工资只有两三百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彭家村炸了。
邮递员老赵每次在村口喊“彭卫国，汇款单”的时候，那声音都比平时高八度。
彭卫国穿着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白衬衫，手里捏着绿色的汇款单，在村口的小卖部转悠。
“哎呀，这丫头，说了让她别寄这么多，非不听。”
彭卫国把汇款单拍在柜台上，“老李，拿包红塔山！不用找了！”
周围的人眼睛都直了。
“卫国，你家素竹在深圳干啥啊？咋这么能挣？”
“是不是傍大款了？”有人酸溜溜地问。
“放屁！”彭卫国瞪着眼，“我闺女是在大商场当经理！管着十几号人呢！那是有本事的！”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素竹在干什么，信里只说是在店里帮忙。但这不妨碍他吹牛。
“以前那个谁……”彭卫国故意提高了嗓门，眼神往村东头彭卫林家的方向瞟。
“还说我闺女是赔钱货。嘿，我看这赔钱货比那些只会伸手要钱的儿子强多了！”
刘芳坐在旁边纳鞋底，听着丈夫吹牛，脸上带着笑，眼角却有点湿。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信。
那信纸上写着：“妈，我挺好的。每天都在商场里吹空调，不累。吃的也好，昨晚还吃了烧鹅腿。”
刘芳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心里明白。
哪有什么不累的钱。
这每一分钱上，都沾着闺女的汗。
一九九四年，春节。
彭家村的土路上，扬起了一阵灰尘。一辆红色的士停在了村口。
一只穿着黑色高跟皮靴的脚，踩在了黄土地上。
素竹下了车。
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呢子大衣，里面是白色的高领毛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
她手里提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身后还跟着司机，帮忙搬下来一个大纸箱子。
那纸箱子上印着彩色的图案——“长虹彩电”。
“天哪，那是素竹？”
“这是那个去打工的丫头？”
村里人围了上来，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像是看西洋镜。
那个曾经穿着旧衣服、缩在墙角的黑瘦丫头不见了。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自信、气场全开的城里姑娘。
“爸，妈。”素竹笑着喊了一声。
彭建军正蹲在门口抽烟，烟头烫到了手都没反应过来。
“哎！哎！”彭卫国从屋里冲出来，看见那一堆东西，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彭家那间破旧的两室一厅，成了全村最亮的地方。
那台21寸的大彩电摆在堂屋正中间，屏幕里正放着央视的春节晚会，色彩鲜艳得晃眼。
旁边是一套VCD影碟机，两个大音响里传出刘德华的歌声，震得窗户纸都在抖。
“来来来，吃糖，深圳带回来的大白兔。”
素竹端着盘子，给来凑热闹的邻居发糖。
她动作大方，说话客气，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
那种气质，让那些想伸手摸摸她大衣料子的婶子们，都不自觉地把手缩了回去。
大伯彭卫林也来了。
他背着手，站在人群外围，脸色有些发黑。
他看着那台比他家还大的彩电，看着素竹那一身行头，再看看自己那个还要伸手要钱修摩托车的儿子。
心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他想挑刺，想说这钱来路不正，想说丫头片子终究是外人。
但看着彭卫国那张笑开了花的脸，看着满屋子的热闹，这话堵在喉咙口，怎么也吐不出来。
素竹看见了他。
她放下糖盘，抓了一把大白兔，走了过去。
“大伯，过年好。”
素竹站在彭卫林面前，微微笑着。
她没有像以前那样低着头，也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恶语相向。
她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个曾经断言她是“赔钱货”的亲人。
那种眼神，是一种宽容，是你根本伤不到我了的无视。
“吃糖。”素竹把糖递过去，“这糖挺甜的，深圳那边都吃这个。”
彭卫林看着那只白皙、修长的手，又看了看那把糖。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哎，好，好。”
彭卫林接过糖，剥了一颗塞进嘴里。
甜。甜得发苦。
“素竹出息了。”他干巴巴地挤出这一句，转身钻进了夜色里，背影显得有些佝偻。
素竹看着大伯离去的背影，嘴角的笑容慢慢收敛。
她转过身，看着屋里欢笑的父母，看着正围着电视机惊呼的妹妹们、侄子和侄女。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存折。
这只是开始。
她要让这个家，真正地站起来。
她要把那些曾经踩在他们头上的脚，一只一只地挪开。
“三姐呢？”素竹突然问。
刘芳正在试那件新棉袄，闻言愣了一下：“在学校呢，说是为了省路费，寒假不回来了，在食堂勤工俭学。”
素竹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她看着满屋的热闹，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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