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会不会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慢慢走向“空壳化”？不是被打败，而是被时间一点点掏空。
最近几年，立陶宛正在经历这样一场几乎没人注意到的变化：孩子越来越少，年轻人越来越少，城市还在街道还在，但支撑一切的人正在消失；那么立陶宛该如何自救？立陶宛人口越来越少的原因又是什么？
如果只是人口“慢慢变少”，问题或许还能通过时间调整；但立陶宛面对的，并不是缓慢变化，而是一种肉眼可见的下坠。
最近几年，这个国家每年的死亡人数，已经稳定地比新生儿多出近两万人。
放在一个人口上亿的国家，这可能只是统计表里不起眼的一行数字，但对总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立陶宛来说，这意味着每年都在实打实地“少掉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
立陶宛出生人数下降的速度非常惊人，短短两三年时间，新生儿数量就从两万出头，一路跌破两万关口；这不是偶发波动，而是一个连续向下的趋势，意味着未来进入幼儿园、小学、再到职场的人数，会一年比一年少。
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人口少一点难道不是好事吗？
问题在于人口减少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各个年龄段，而是集中发生在年轻人和未来人口身上；孩子少了二十年后进入职场的人自然就少了，而今天的中老年人口，却并不会同步减少。
结果就是，一个看不见却极其关键的结构失衡正在形成：负责工作、缴税的人越来越少，而需要养老金、医疗保障的人却越来越多。
这种变化已经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学校合并、班级减少，儿科资源逐步收缩，但老年医疗的压力却不断上升；表面上看这是资源调整，实际上是人口结构，正在逼着整个社会改变运行方式。
如果说出生率下降是在“削弱底部”，那年轻人外流，就是在“掏空中段”。
加入欧盟后，立陶宛获得了人员自由流动的权利；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是机会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却逐渐变成了一场长期、持续的人才外流。
很多年轻人从小接受的是公共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背后都是国家财政的投入；但当他们真正进入可以创造价值的年龄阶段时，现实摆在面前的选择却非常直接：留在本国，收入有限、空间有限；去西欧国家，即便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往往也明显更高。
在这样的对比下，选择并不复杂；问题在于这种流动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是“少了一些人”；它意味着立陶宛承担了教育和培养的成本，却没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意味着税收基础被削弱，而社会支出却并不会随之减少。
离开的往往是最年轻、最有活力、也最有生育潜力的那一批人；一个国家如果失去的不是人口总量，而是未来人口的来源，情况就会变得异常棘手。
久而久之，一个循环逐渐成型：本国机会减少年轻人离开，年轻人离开市场更小，市场更小机会进一步减少；这个循环一旦形成，靠短期政策很难打断。
很多人容易忽略一个现实问题：人口减少并不会让国家的运行成本按比例下降。
道路不会因为人少就停止维护，电网、水管、供暖系统也不会自动缩小规模；医院、学校这些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就必须长期投入；立陶宛过去是按照更高人口规模，来建设这些系统的，而如今人口快速下滑，这些系统却仍然要维持运转。
结果就是，原本由一百个人分担的成本，现在可能只剩五六十个人来承担；财政压力因此被迅速放大。
政府能选择的空间并不大，要么提高税收，要么削减福利，而这两种做法，都会进一步压缩年轻人的生活预期；税负加重会让留下来更难，福利缩水会让人对未来更缺乏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一些地方推出了生育补贴、住房支持效果依然有限；因为生不生孩子，最终取决于长期生活预期，而不是一次性的补助。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多家国际机构的预测并不乐观；如果现有趋势得不到明显扭转，未来几十年里，立陶宛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可能继续下降，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更深层次的老龄化。
立陶宛正在经历的，并不是某一年、某一项政策带来的突发危机，而是多种因素长期叠加后的结果；出生率下降、人口外流、财政压力加重、发展空间受限，这些问题彼此牵连，正在形成一张越来越紧的网。
一个国家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只是来自口号，也不只是政治表态，而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年轻人愿不愿意留下，愿不愿意在这里生活、工作，并且愿意把下一代的未来，继续放在这片土地上。
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即便国名还留在地图上，社会本身也可能慢慢变成一个被时间掏空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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