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紫禁城的丧钟刚响过,湖北武昌的督抚衙门就掐成了一锅粥。

一边是满洲镶蓝旗出身、在湖广坐镇八年的署理湖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两省省委书记+军区司令)迈柱;一边是汉臣出身、初来乍到的湖北巡抚(相当于省长)吴应棻。

两人的战火,从 “湖北吏治废弛” 的口水仗,烧到了麻城冤案的翻案现场。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督抚不和的官场闹剧;但往深了看,却是清中期满汉权力博弈的缩影,更是乾隆皇帝登基之初,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收割游戏。

要搞懂这场争斗,得先看清迈柱的 “底气”。

迈柱不是一般人。他姓喜塔腊氏,根正苗红的满洲旗人。在雍正朝,他是响当当的 “能臣”—— 主持湖广改土归流,平定苗民叛乱,是雍正皇帝的心腹。更厉害的是,他还有个硬靠山:女婿鄂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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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鄂尔泰入朝拜相,迈柱则坐镇湖广,翁婿二人遥相呼应,共同把持着西南的军政大权。雍正十三年,迈柱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仍署理湖广总督,名义上与鄂尔泰平起平坐。

有这层关系在,迈柱在湖广的地位,稳如泰山。八年里,湖北巡抚换了七任,没一个能跟他掰手腕的。说到底,这是雍正朝“以满治汉”的政治逻辑:满洲大员坐镇地方,汉臣只能当副手,听话就留着,不听话就换掉。

吴应棻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

他给雍正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直言 “湖北吏治怠玩、诸事废弛”。

这话,明着是说湖北官场,暗着是打迈柱的脸 —— 迈柱在湖广待了八年,七换巡抚,吏治废弛,他这个总督难辞其咎。

还有更深一层 —— 到了后面,他隐隐嗅到了新君登基的政治风向,知道乾隆想摆脱雍正朝旧臣的束缚,这正是自己崭露头角的机会。

雍正皇帝把奏折发给迈柱和前任巡抚杨馝,让他们 “明白回奏”。没想到杨馝这个老滑头居然一反常态,直接跟着开炮:“吴应棻说得对,湖北吏治确实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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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有没有串联和默契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压力瞬间全到了迈柱头上。可迈柱是谁?他是雍正宠信的满臣,背后还有鄂尔泰撑腰。他立刻写了一封长奏折,把吴应棻骂得狗血淋头,说他 “奏事不实”。

巧的是,奏折送到京城时,雍正皇帝已经驾崩了。接手这桩烂摊子的,是刚登基的乾隆皇帝。

乾隆的处境,很微妙,但他的动机,却一点都不复杂 ——一切为了皇权稳固。

他是新君,根基未稳。一方面,他要依靠鄂尔泰、张廷玉这些雍正朝的老臣,稳定朝局;另一方面,他又想摆脱这些老臣的掣肘,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

迈柱是鄂尔泰的岳父,动迈柱,等于打鄂尔泰的脸;可放任迈柱在湖广一手遮天,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又会威胁到自己的集权。

帝王心术,从来都是在派系之间找平衡,谁都不能喂太饱,谁都要拿捏在手里。

所以,乾隆的第一封谕旨,堪称 “和稀泥” 的典范。他说:“爱卿这是写给皇考的奏折,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你是先帝倚重的重臣,贵州改土归流还需要你坐镇湖广。你就别跟吴应棻置气了,和衷共济吧。”

吴应棻要翻案,因为这是他扳倒迈柱的最好机会。麻城冤案是迈柱一手督办的,高人杰是他提拔的 “能吏”,汤应求是他参劾的。只要把冤案翻过来,迈柱 “失察”“包庇酷吏” 的罪名就跑不了。

迈柱要保案,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如果冤案坐实,他八年的督抚生涯就成了笑话,还会连累女婿鄂尔泰。

权力场上,没有对错,只有输赢,为了保住权位,黑白都能颠倒。所以他不惜睁眼说瞎话,硬说杨氏是 “假冒”,还要剥夺陈鼎的审案权。

这场督抚之争,本质上是 “满臣集团” 与 “汉臣清流” 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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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柱的背后,站着的是满洲勋贵。在清朝的权力架构里,满洲大员把持地方军政大权,是祖制。迈柱觉得,吴应棻一个汉臣,竟敢挑战满洲总督的权威,简直是以下犯上。

他在给乾隆的奏折里抱怨,说吴应棻 “独断专行”,会 “引起湖北官场不安”。这话的潜台词是:汉臣要是骑到满臣头上,大清的祖制就乱了。

吴应棻的背后,虽然没有明确的派系,但他代表的是雍正朝被压抑的汉臣力量。他在奏折里直言不讳:“督臣在楚九年,巡抚七易其人,无人能相容者。臣一介孤踪,何敢与之抗衡?但念尧舜在御,实无所庸瞻顾。” 这话,既点明了迈柱的霸道,又捧了乾隆一句,把自己塑造成 “不畏强权、为民请命” 的形象。

更妙的是,吴应棻还摸准了乾隆的心思。他知道乾隆打着改雍正朝的严苛政风的名义,其实是想换掉老人搞新班子,便说麻城冤案 “残伤多命,贻害地方”,请求乾隆 “特简大臣来楚审理”。

这一招,既把皮球踢给了乾隆,又逼着乾隆表态:到底是继续纵容酷吏,还是平反冤案,彰显新君气象。

乾隆的治国水平我们不多讨论,但搞起权力平衡绝对是一把好手。

他没有直接派钦差,也没有直接处分迈柱。而是走了一步 “折中棋”:将迈柱和吴应棻一起调回京城。

迈柱升任武英殿大学士,留在京城养老 —— 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地方实权;吴应棻改任兵部侍郎,离开了湖广 —— 看似平调,实则打断了他继续在地方发难的势头。然后,派史贻直出任湖广总督,审理麻城案。

这个史贻直,选得大有讲究。他是雍正朝的老臣,进士出身,既有吏干之才,又和鄂尔泰是乡试同榜。让他审案,一来能查清真相,二来能保全迈柱和鄂尔泰的脸面 —— 毕竟是 “自己人”,不会把事情做绝。

果然,史贻直的结案报告,既平反了冤案,又给涉及到的满臣留了余地。他判杨同范斩立决,高人杰流放,却又说 “事在赦前,均应邀免”,让迈柱等官员逃过了处分。

这场督抚之争,最终以 “皆大欢喜” 的方式收场。可仔细想想,其实很讽刺。

乾隆看似一碗水端平,实则牺牲了公平。知县汤应求的冤屈得以昭雪,可他的仕途也就此终结;高人杰虽然被流放,但比起那些被打死的百姓,惩罚实在太轻;迈柱虽然离开了湖广,却依然身居高位,安享晚年。

说到底,麻城冤案里的百姓、甚至汤应求这样的官员,都只是满汉权力博弈的棋子。乾隆关心的,从来不是冤案本身,不是所谓的 “宽仁” 或 “公正”,而是如何通过这场风波,削弱前朝老臣的势力,平衡满汉派系,最终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雍正朝的 “以满治汉”,让满臣权力膨胀,滋生酷吏;乾隆朝的 “宽严相济”,看似纠正了前朝的弊端,实则是换了一种方式,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

这场督抚互掐的闹剧,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封建王朝权力游戏的本质:所有的正义与公平,在皇权面前,都可以被权衡,被妥协,被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