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故宫惊现“杠精”老头，指着光绪像说是亲爹，专家刚想发火，听完名字吓得把嘴闭上了
1961年的故宫，那会儿刚对普通老百姓开放没几年，大家都挺稀罕。
在光绪帝的寝宫里，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正黑着脸，训斥眼前一个戴着厚瓶底眼镜、瘦得跟竹竿似的老头。
老头也不生气，推了推那架快滑下来的眼镜，苦笑了一声，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汗毛都竖起来的话：“不管多少专家确认过，这也是错的。
说话这老头，正是爱新觉罗·溥仪。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特爱打专家的脸，尤其是当历史本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这事儿吧，说起来挺魔幻。
一个曾经拥有这座紫禁城房产证的人，如今却要花一毛钱买票才能进来参观“自己家”。
1959年，溥仪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重获自由。
要知道，在世界历史上，被推翻的皇帝下场通常都很惨，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尼古拉二世全家被突突了。
溥仪能活着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但对于溥仪来说，活下来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怎么在一个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以一个“前剥削阶级总头目”的身份混下去。
这种尴尬，在他去派出所上户口那天简直了。
在此之前，溥仪脑子里压根没“户籍”这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里需要什么小本本证明身份？
可到了1959年，当民警吴静深问他“家庭住址”时，溥仪懵了。
按理说他该填“紫禁城”，但那现在是博物管了；填妹妹家吧，又是寄人篱下。
溥仪从小受的是顶级私塾教育，教他的都是满清遗老、硕学鸿儒，甚至还有苏格兰人庄士敦教英语，但他唯独没有一张现代教育的毕业证。
最后，办事员大笔一挥，给他填了个“初中”。
以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连个街道办事处的户口本都填不利索。
这也难怪，溥仪前半生就是个被各种势力摆弄的“吉祥物”。
从1908年被慈禧太后硬抱上龙椅开始，在紫禁城他是遗老的道具，在天津他是政客的筹码，在长春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傀儡。
特别是1932年搞的那个所谓“满洲国”，溥仪以为是复辟，结果是跳进了火坑。
所以，当1961年杜聿明和沈醉拉着他去故宫散心时，溥仪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那里不仅有他童年的回忆，更有他前半生耻辱的阴影。
到了门口，大家都买票进去了，溥仪却习惯性地往里走，被检票员拦下那一刻，旁边沈醉递过来一张票，调侃道：“皇上，现在这儿归人民了，您也得买票。”
这一张薄薄的门票，其实就是溥仪与过去彻底割席的契机。
它像一道分水岭，把“爱新觉罗·溥仪”切分成了两半：一半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封建余孽，留在了旧书堆里；另一半是穿着中山装的普通公民，站在了北京的太阳底下。
回自己家还得买门票，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顶级的黑色幽默了。
进了故宫，溥仪反倒成了最好的导游。
也就是在这会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其实那个工作人员也没大错，毕竟光绪和载沣是亲兄弟，长得确实像，但这种“李逵变李鬼”的事儿，在亲儿子眼里那就是一眼假。
更有意思的是在参观龙椅的时候，老友们起哄问他“坐上去啥感觉”。
溥仪那句“哪里还记得什么感觉，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听着轻描淡写，实则包含了无尽的心酸。
那把椅子，是全天下权力的巅峰，也是困住他半生的牢笼。
据说他小时候坐那上面就只知道哭，因为那椅子又硬又冷，根本不舒服。
如今以游客身份看着它，或许他心里想的是：幸好不用再坐上去了。
晚年的溥仪，其实过得比当皇帝时踏实多了。
他在北京植物园当花匠，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劳动所得——60块钱工资。
这笔钱在当时不算少，但他因为没有金钱概念，很快就花光了，买了点高档点心和一床新被子。
但这和以前挥霍民脂民膏不同，这是他用双手换来的。
他甚至治好了多年的失眠症，还娶了护士李淑贤。
虽然两人生活习惯差异挺大，吵架也是常事，但这可是他第一次拥有了基于平等和自由的婚姻，而不是为了政治联姻选的“摆设”。
我们现在回头看溥仪的一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前半生为了复辟满清，不惜认贼作父，结果输得底裤都不剩；后半生放下皇权执念，老老实实做个公民，反而赢得了尊严。
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忏悔，那不是装出来的，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十年改造中，真正见识到了新中国把鬼变成人的力量。
在那把冷冰冰的龙椅和热乎乎的烧饼之间，他最后还是选了烧饼。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去世，终年61岁。
临走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是全国政协委员。
那个曾经连自己命运都做不了主的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做了一回自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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