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初春的一个普通日子里，武汉一处简朴的居所里，沈因洛的女儿含着泪水整理父亲遗物时，拉开了书房那个陈旧的抽屉。瞬间，泛黄的票据如蝶翅般散落——整整106张捐款凭证，最早的一张可以追溯到1976年邢台地震时期，票据上的墨迹已渐渐晕开，而最晚的一张，则是老人在生命尽头为希望小学寄去的最后一笔捐款。这些票据，见证了一位96岁老共产党员“生不争利，死不占地”的誓言。

18岁的江苏青年沈因洛原本是医学院的学生，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于1938年抛下医书，穿越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油灯下，他郑重写下了入党誓言，将“为人民服务”烙进了生命轨迹。在129师385旅担任政治工作期间，他经历了最残酷的战火考验。

百团大战的硝烟中，他带领战士穿越枪林弹雨运送伤员；中原突围时，他以微弱兵力牵制数倍敌军，棉衣被子弹撕开三道裂口仍坚守阵地。当战友问他是否后悔弃医从戎，他指着战地医院飘扬的红旗说：“救一人为医，救万民惟革命！”

1961年，沈因洛转业至武汉钢铁公司，开始了与钢铁结缘的新征程。初到武钢，面对苏联专家撤走、生产停滞的困境，这位钢铁行业的“门外汉”没有退缩。他在车间搭起行军床，与工人同吃同住，甚至两次因劳累过度晕倒在炼钢炉旁。1972年，国家决定引进“一米七”轧钢机，沈因洛肩负起谈判重任。面对外国专家的刁难，他带领团队奋战九个月，最终成功引进了这套关键设备，彻底改变了中国只能生产“面条钢”的历史。

工人们敬佩地称他为“铁帅”——不仅因为他带领武钢走向辉煌，更因为他与工人同甘共苦的作风：发现副经理工资高于正职后，他直奔财务处要求降薪；听说工人反映白玉山道路泥泞，他亲自督建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他下令“干部食堂定量再减二两，补给一线工人”。

1982年，62岁的沈因洛迎来人生重大转折。中央一纸调令，将这位钢铁战线老将破格提拔为湖北省委书记。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轧钢厂解决设备故障，油污的双手捏着任命书沉默良久：“我这把年纪，只怕辜负期望……”但这位老革命很快以行动证明了自己。上任后，他三个月走遍全省67县，笔记写满8个笔记本；他拒绝为妻子办理工作调动，劝其提前退休，直言“权力姓公不姓沈”；他严禁家人使用公车，即使生病住院，家人探病也要挤两小时公交。

沈因洛的清廉自律近乎苛刻。一件皮夹克他穿了四十年，棉鞋破到漏脚趾也舍不得换；办公室的椅子坐了22年打满补丁却拒绝更换；有单位送来四把藤椅，他爱不释手却坚持自费买下。他从不利用职权为家人谋利，孙女大学毕业后，他拒绝打招呼安排工作，坚持让她自己把档案递交到人才市场。秘书为女儿找工作求他帮忙，他果断拒绝：“按照正常流程找工作。”这种铁面无私的背后，是他对权力的清醒认识——“权力姓公不姓沈”。

更令人动容的是沈因洛对自己生命的最终安排。1983年，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把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的倡议》后，毅然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33年后的2016年，96岁的沈因洛病逝，根据他的遗愿，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遗体被直接送往红十字会供医学研究。

他曾对妻子说：“生不争利，死不占地是我一生的追求。”而当他离去后，亲人才发现那个抽屉里的秘密——106张捐款凭证，总额高达14万元，这些都是他从微薄的离休金中省下来的。他甚至把抗战胜利70周年时国家给的5000元慰问金，也全部捐给了革命老区的困难学生。

沈因洛的一生，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本色。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从领导武钢振兴到主政湖北发展，他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他那打满补丁的皮夹克、修补多次的棉鞋、坐了22年的旧椅子，与那106张无声的捐款票据形成鲜明对比。

在武钢博物馆的“初心厅”里，陈列着三件特殊文物：打满补丁的办公椅、1978年的工资下调申请和106张票据的电子档案。曾有年轻干部问：“沈老没留下房产存款，值吗？”展厅留言簿上，一位工人的回答赢得了最多点赞：“他捐了工资，捐了遗体，最后连名字都捐了——票据上写的全是‘共产党员’！”

2016年2月20日，沈因洛安详离世。根据他的遗愿，遗体被捐献用于医学研究，而在那时，大别山区的希望小学收到了最后一笔署名“延安老兵”的汇款——那是沈因洛遗嘱中预留的最终捐款。 当他物质上的遗产消散时，那106张票据却如精神火炬，在每一笔捐款日期里，在每张泛黄的收据编号间，照见一个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忠诚——无我奉献，方成永恒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