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上母亲说，想喝豆腐脑了。她还特意补充了一句：“我和你爸啊，就着豆腐脑吃小笼包，那味道最好。”

母亲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热。记得小时候，偶尔周末能吃上一回豆腐脑配小笼包，那便是顶级的享受了。

于是，今天一大早，我和父母打了声招呼，说“不做早餐了，我去买点”，

便下楼去买早餐了。

清晨的街道还带着几分凉意，早点铺子冒着热腾腾的白气。

我让早餐店老板盛豆腐脑，还让他多加了点糖，也多盛了点豆腐里的浆水——母亲喜欢这个味儿。

小笼包是现蒸的，等了约莫十分钟，看着师傅揭笼时那扑面而来的蒸汽，仿佛把整个早晨都熏得香喷喷的。

我提着早餐快步往回走，心里盘算着父母吃到我买的早餐时该有的笑容。

推开家门，一股熟悉的蛋香味儿先飘了过来。餐桌上，三碗荷包蛋已经摆好，黄澄澄的蛋黄卧在清汤里，撒着细碎的葱花。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说：“回来啦？馍也溜热了，就等你呢。”

母亲接过我手里的袋子，看了看，愣了一下，随即又笑着说：“瞧我这记性。”

我看着桌上这份“豪华”的早餐——荷包蛋在我们小时候可是稀罕物，只有生病或过生日时才能吃到。如今母亲做了三碗，显然是把昨晚说想吃豆腐脑的事给忘了。

她记得的，或许是我小时候眼巴巴看着别人吃荷包蛋的模样。

父母慢慢地吃着荷包蛋。父亲咬了一口，停顿片刻，又夹起一个。母亲小口喝着蛋汤，偶尔抬眼看看我和父亲。

那笼小笼包渐渐凉了，表皮失去了光泽；豆腐脑表面升起的热气渐渐不见。

我兜回来的早餐，他们都没有碰。

“早上吃不了这么多。”母亲有些歉意地说，“中午热热还能吃。”

我点点头：“没事，放着吧。”

收拾碗筷时，看着剩下的早餐，心里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若说没有一点可惜是假的——那是我特意起早买回来的。但更多的是另一种滋味：父母老了，他们的记忆像是被风吹动的书页，时而翻到这一面，时而翻到那一面。昨晚的豆腐脑是真实的渴望，今早的荷包蛋也是真心的准备。只是这两页没能连在一起。

中午果然要吃剩饭了。小笼包重新蒸过之后，皮有些发硬；豆腐脑再加热，成了豆腐花汤。

我给二老做了午饭，独自吃着早上的剩饭。

年轻人吃饭快，三扒拉两扒拉，就吃完了这餐午饭。

吃罢午饭，我默默地坐着。

父母坐在旁边吃着午饭，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他们提议分着吃一些，我摆摆手说：“早上吃多了，又刚吃了午饭，吃不下了。”

和父母说这话时，我忽然想起一个常常被讨论的话题：儿媳和女婿们如何养老。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晚辈，面对这样的时候会怎样呢？看到自己辛苦准备的东西被忘记、被剩下，然后还要笑着处理剩饭剩菜——他们心里会不会有一丝委屈？会不会在无人的时候轻轻叹气？

我一直认为，养老终究是儿女的本分。我的父母没有生养过别人，自然也不该指望别人像亲生儿女那般待他们。将心比心，别人的父母对我来说，终究也只是亲戚。他们的病痛衰老，我可能会同情，会帮忙，但不可能像对自己父母那样揪着心、连着肉地疼。

当然，若是送父母去养老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花了钱，买的是专业的服务。服务讲究的是标准和规范，不会因为谁忘了什么、剩了什么而心生波澜。可那样的养老里，大概也不会有因为忘记而多做的荷包蛋，不会有看着儿女吃剩饭时那歉疚又安心的目光罢。

母亲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晚上想吃什么？妈给你做。”她的手指有些粗糙，力道却很轻柔。我抬头看她，她眼里有些许不安，像是知道自己可能又会忘记什么。

“都行。”我说，“您做的我都爱吃。”

其实养老这件事啊，就像这顿被忘记又记起、准备了又剩下的早餐。它琐碎，它重复，它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但正是在这些记错和剩下里，在热了又热的剩饭里，流淌着最朴素的情感——不是责任的分摊，不是服务的购买，而是一粥一饭间，那割不断的牵挂。

窗外的阳光挪到了西边，在盛过豆腐脑的碗沿上，描了道淡淡的金边。明天早晨，母亲可能又会想起别的什么。而我大概还是会去买，然后回来面对或许又被忘记、或许又被记起的另一份早餐。

这就是养老吧！在忘性与记性之间，在剩下与重做之间，一天一天地，把日子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哪怕有时会打个小漩涡，终究是向前流着的。26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