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战国策·秦策一》
张仪在秦惠王面前所讲的这句话，可以说是 《战国策》里众多“策士”心态的真实写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战国是个乱世，各国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都在竭心尽力地谋求“威”与“势”。诸侯们需要策士帮助他们衡量局势，策士也需要借此时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一展宏图，选对了立场、选对了主君，那么接下来的人生就会变得大不相同，能够如同李斯那样从“厕中鼠”变为“仓中鼠”。在这种情形下，策士的说辞就成为他们闻达于世、求得功名利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用与张仪齐名的苏秦的话说，就是“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更有甚者，当孟尝君出使楚国时，楚王送他象牙床，并派郢之登徒将象牙床护送到齐国。郢之登徒因担忧损毁赔偿，私下求助公孙戍，承诺以祖传宝剑为酬。公孙戍遂劝谏孟尝君拒收象牙床。这是典型的唯利是图的例子。
《大秦帝国·舌战孟子》，现代，戴红倩。此图表现张仪求见魏王时，因为和孟子有不同见解，两人舌战一番。作为策士的张仪并不反感战争本身，与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
然而，人类毕竟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就是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历史舞台上，仍然有一些人，“不为爵劝，不为禄勉”，展现了“异样”的人生追求。《战国策·楚策一》就记载了楚威王与莫敖子华之间的一番对话，显得相当耐人寻味。楚威王就是著名的楚怀王父亲。而“莫敖”则是楚国的一个古老官职，最早是楚国贵族族长的称呼。“莫”者，大也，“敖”“豪”音通。“敖”则是部族的首领酋豪的通称，楚武王之前的几代楚国统治者，也都自称为“敖”。至于“子华”这个类型的名字，在楚国公族里更是非常常见，城濮之战时的楚军统帅成得臣，便叫作“子玉”。
这君臣二人要谈些什么呢？当时，在表面上，楚国国势还相当强盛。用《战国策》里苏秦的话说，就是“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但楚威王本人却“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在他看来，当时楚国朝廷之上已经没有了“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的大臣，并为此不胜忧虑——这并不是在无病呻吟，另一位著名战国纵横家张仪就根据自己在楚国的早年经历断定“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
为了宽慰楚王，子华做了一篇长篇大论，举出五位楚国先贤的例子。其中三位，都与春秋末年吴军伐楚有关，足见“兵圣”孙武给楚人留下多么大的心理阴影。除了在柏举之战中战死的莫敖大心与随后哭秦廷讨来救兵的棼冒勃苏（申包胥），子华提到的蒙谷在吴军攻破郢都时，“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保全了楚国的法典，待到楚昭王复国后，“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昭王认为，这样的功劳“与存国相若”，准备大加赏赐。谁知，蒙谷居然勃然大怒：“谷非人臣，社稷之臣”，于是他不求封赏，隐居在磨山之中，至今没有子孙身居显位。
楚威王听了这番话，却感叹，“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对于如何改变当时楚国现状，子华其实也无能为力，只能用“若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的空言搪塞而已。但在《战国策·齐策一》里，却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的确有着类似蒙谷一样的人物，他就是《靖郭君善齐貌辨》里的齐貌辨。
战国时期结客养士的风气很盛，故有“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和楚国春申君）之说。而孟尝君的父亲，就是靖郭君田婴。从血缘关系看，靖郭君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弟弟。但兄弟之间，关系并不融洽。“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结果只能退回自己的封地（薛）。齐貌辨是靖郭君宠信的门客，儿子孟尝君劝他也不听，靖郭君甚至宣称“剗而类，破吾家。苟可慊齐貌辨者，吾无辞为之”（即使将来有人铲除我们这个家族,捣毁我们这片家业，只要能对齐貌辨有好处，我也在所不惜）的地步。按理说，在薛地，齐貌辨还是可以安然做他的门客。但这时，他却主动请缨，“固不求生也，请必行”，冒死前去面见宣王，用齐威王在世时，靖郭君反对更换太子（即宣王）与拒绝更换更大的封地两件事说得齐宣王“动于颜色”，还感叹“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 靖郭君也因此可以风风光光返回齐国都城临淄。《战国策》评价齐貌辨，是“外生乐患趣难者也”，称赞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乐于为人排忧赴难。这与公孙戍借谏谋私之举，境界与品格实是高下立判。
可是，以“利”字当头的公孙戍之辈，却又的确是战国策士中的主流。在《战国策》中，大多是讲述策士们为各诸侯效力、出谋划策之事,“外交”本身也被功利化了，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帮助所效力的诸侯国实现利益最大化。
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野”。战国时期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战争的烈度急剧上升，造成空前规模的伤亡。当城池被围，双方长期僵持不下时，城内甚至发生“人相食”或“炊骨易子而食”的惨剧。
而在《战国策》里，人们可以看到，其作者对于频繁的征战是有着明显保留态度的。譬如苏秦曾对齐王说：“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他历数战前、战时、战后劳民伤财、人亡家破的种种危害，指出“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揭示了诸侯争战，人民遭殃的惨痛事实。
但这些贬低战争言论的真正动机并非反战，而是认为用“策”较之用“战”，费少益大，是最为可取的。所谓“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只要善于出策用计，便可收到“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橹不施而边城降，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的回报。在《战国策》里也可以看到，策士并不反感战争本身，反而在各诸侯国间挑起战争是常有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这当然与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在《战国策·燕策一》里，苏代更是公开表露出对儒家学说的不屑态度：“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这不啻是在公开反驳孟子——这位后世尊崇的“亚圣”，就曾说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但在这些策士里也有例外。《战国策·魏策四》里有个“魏王欲攻邯郸”的故事。其中魏王一般认为指的是魏惠王。战国初期，三家分晋，魏国所得为原来晋国本部精华所在，加上文侯、武侯两代经营，魏国国力臻于极盛，“天下莫强焉”。当时，中原的鲁、宋、卫君主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前来朝见，魏惠王是很神气的，自然生出攻取赵国邯郸“以广地尊名”的想法。但这时，季梁风尘仆仆前来劝谏，对魏王讲了一个“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楚国在南方，有人却驾车往北去，尽管他带足了盘缠（“吾用多”），又有好马（“吾马良”）和优秀的车夫（“吾御者善”），结果却是“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季梁进而指出，魏惠王要成就霸业，却“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犹至楚而北行也”。这番话里虽然没有直接提“仁义”二字，但反对通过穷兵黩武为诸侯谋取利益这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忠言逆耳。从战国时代史实看，魏惠王最后没有把季梁的话听进去。魏先攻赵，后打韩，以致引起齐国干涉。结果“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到了孟子前来魏国时，惠王已是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又有一肚子的牢骚，“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见惠王场景雕塑，现藏开封博物馆。孟子针对梁惠王之“利义”与治国等诸多问题，倡导“保民而王”的政治逻辑，认为统治者需实现“与民偕乐”“与民同乐”方能成就王道
结果，孟子先讲了个比喻，“打仗时同敌人一接触就掉转身逃跑，逃五十步而停止的和逃一百步而停止的，一样是逃，跑五十步的没有资格笑跑一百步的。”接下来，孟子越讲越激动,他说：“你不禁止富贵人家把粮食给猪狗吃掉，不打开粮仓去救济在路上饿死的人，倒喊这不是我的过失,是年成不收的缘故，那同拿了刀子杀人，却说我没有杀人，是刀子杀的，有什么区别。”孟子又说：“你的厨房里放着好肉，马房里养着健壮的马匹，然而百姓吃不饱饭，野外还有饿死的尸体，这等于率兽而食人！”
不过，这番尖锐的批评并不只是针对梁（魏）惠王的。孟子同样很清楚，当时诸如秦、楚的统治者，一样穷兵黩武，为此“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陷溺其民”在战国时代是个普遍现象，所以孟子才会对魏襄王（惠王之子）说，“定于一（统一才能安定）。”在回答“谁能统一天下”问题时，孟子更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就是所谓“仁人无敌于天下”。
在孟子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以仁者而伐不仁，“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战国策》仅有一则关于孟子的记载即是如此。当时，孟子身在齐国，恰逢燕国内乱，贵族正在反对由燕王哙禅让给子之。于是“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在孟子看来，这正是一个“吊民伐罪”的机会。于是他对齐宣王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果然不出所料，燕国虽然是与齐国并列“战国七雄”的“万乘之国”，结果齐军进兵时，燕国竟“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当地百姓痛恨本国统治者,对于进攻的齐军则表示欢迎。所谓“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过五十天时间，齐军便占领了整个燕国，可谓神速。只不过，齐宣王并不是孟子期待的明君，齐军在燕，以赤裸裸的征服者姿态出现，“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导致“燕人畔”，迫使齐军不得不撤退回国了。
相比孟子，另一位活跃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反对战争的态度就更加坚决。这就是他所提出的“非攻”。在墨子看来，战争分为两种，一种是不义的战争，是统治者出于私利而发动的，他称之为“攻”；另一种是正义的战争，是为了拯救天下、除暴安良而发动的，他称之为“诛”，伐“无罪之国”是“攻”，是不义的战争。而伐有罪之君是“诛”，是义战。如果说，这与孟子看法有相似之处的话，墨子还进一步强调，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发动“诛”的战争，唯有禹、汤、武王这样的圣王才行。但在墨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没有圣王的（“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所以不存在发动“诛”的先决条件，于是墨子从未在现实中说过某国可诛可伐。这就巧妙地消解了所有兼并战争的合理性，而与“非攻”的理论保持了一致。
《墨子行旅》，现代，朱梅邨。思想家墨子提出“非攻”，其反对战争的态度比儒家更加坚决
《宋卫策》的“公输般为楚设机”里，就记载过墨子以实际行动阻止战争的故事。当然，与《战国策》里其他故事一样，也离不开“以理服人”。楚惠王准备进攻宋国。发明家公输般（即鲁班）替他制造了云梯等攻城器械。墨子听说这件事，立即短衣草鞋，从宋国赶到楚国，劝楚王不要发动战争。墨子比较楚国与宋国的版图与物产，指出两国财富的差距，“犹锦绣之与短褐”，“臣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以此说服了楚王。然而，纵观《战国策》全书，大国攻伐小国，根本就是司空见惯之事，楚王为什么就会被墨子说服呢？事情的真相恐怕并不这么简单。有关此事记载也见于《墨子·公输》篇。而其中的论述，则要比《战国策》具体得多。
按照《墨子》的说法，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用模型进行攻守演习。墨子以衣带为城，以牒为械，而公输般九次变化方法攻城，都被墨子九次予以化解，公输般攻城的方法都已用尽，而墨子守城的方法却还有剩余，于是公输般只好认输。但他还是说，自己有办法制服墨子。墨子揭穿他的阴谋，说他无非是想杀了自己而已。随后墨子声明：自己早已料到这点，已经命三百弟子在宋国准备好守城器械。直到这时，楚王才放弃了攻宋计划。以此可见，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墨子防御手段高明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终于被制止了。这次止楚攻宋也是墨子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业绩。但这场被制止的战争对于春秋战国期间无数大小战争来说，如同大海中一朵小浪花，很快就被吞没了。
纵观《战国策》，公输般并非孤例。《秦策二》里就有一个“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当秦武王将身边人对病情的判断告诉他时，扁鹊勃然大怒，连治病的砭石也扔了出去。在他看来，“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其实秦武王之世，秦国崛起的势头已经难以遏制。所谓“一举而亡国”的确是夸大其词，扁鹊只是在借此表达对自己专业能力（医术）的自信与自尊。要是将他看作逐名求利的策士的话，显然就有些不合格了。当然，扁鹊生活的时代早于秦武王，这个故事多半具有寓言或托古性质。
扁鹊行医画像石，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秦策二》里有“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但扁鹊生活的时代早于秦武王，这个故事多半具有寓言或托古性质
相比之下，惠施与公孙龙在《战国策》里则是更加“主流”的策士形象。譬如惠施就经常代表魏国出使列国。《战国策·魏策二》记载，“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这场惨败之后，魏国实际上失去了一等强国的地位。惠施因此深感忧虑，他反对魏惠王准备孤注一掷起兵报复齐国的想法，认为“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在惠施看来，“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如此一来，魏国虽然在名义上向齐国屈服，却可能因此引起楚国对齐国的敌视，若此时与楚联合伐齐，“是王以楚毁齐也”。魏惠王冷静下来，接受了这个意见，“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免去一场无谓的魏齐战争。
魏国地处中原的“四战之地”，与韩国一样是列国争霸焦点。与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连横主张相反，“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结果为此被张仪赶出了魏国。至于公孙龙的生活时代比惠施晚了很多。秦军挟长平之战余威攻邯郸，平原君向魏求救，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终于转危为安。为此，赵国相国虞卿“为平原君请益地”。这时候公孙龙前来劝阻平原君：在“亲戚”和“功臣”两种身份里，平原君只能选一个，不能混着用，否则有政治风险，所以“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他的意见。
不过，公孙龙在《战国策》的“出场”只此一次。与惠施相关的篇目虽然较多，但其中的惠施大多也并非主要策士。实际上，这两位后来都被算作“名家”人物，而非《战国策》所关注的“纵横家”。
所谓“名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名家的“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与惠施同时代的庄子，就经常同惠施相互讨论哲学问题。庄子还认为，在自己同时代人中,惠施是同他相互讨论学术问题最合适的对象。惠施去世后，庄子经过惠施墓地时，还曾经为之叹息：“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惠施的思想，是所谓“合同异”。譬如“今日适越而昔来”。这是说今天去越国昨天就已经到了。这不是把一件事情在时间上的先后正好说颠倒了吗？怎么理解这句话？“今天”和“昨天”是人为划分的概念。如果站在“到达”的那个时间点回头看，“出发”的时刻就成了“过去”。命题故意混淆了“陈述的时间”和“事件发生的时间”，造成逻辑错觉。此外，从“适越”到“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无限分割时间，“出发”的瞬间和“到达”的瞬间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接近，乃至在概念上被视为同一。于是“今”与“昔”的界限被模糊。
名家发展到公孙龙这里，又出现了新变化，就是“诡辩”术。他最有名的诡辩论题，就是“白马非马”。在他看来，白是颜色，马是形状，而白马包括了两个概念，因此白马所指的，既不是指“马”，又不是指“白”。既然“白”与“马”各自独立，“白马”与“马”也各自独立。所以就推论出“白马非马”来了。
这样的“诡辩”，与几乎同时代古希腊的“飞矢不动”等悖论一样，已经进入到哲学范畴。故此，非但《战国策》里没有记载，荀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但名家在探讨一般与特殊的逻辑问题上有积极的贡献，在古代逻辑思想和辩证思想的发展史上有他们一定的地位。与《战国策》里记录下的其他“非主流”的人物一样，他们的身上同样闪烁着古人智慧的光芒。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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