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鹅城大桥，惠州也叫鹅城。
前天文章，有读者朋友留言问我，章子厚（章惇字子厚）与苏的交情挺好的吧？会借刀杀人？
以前写文章涉及章宰相，也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
还有对章惇的历史评价，也有人认为没有宋史中写的那么坏。
这些问题不说摆在我的面前，即便宋史学家，也很难说清楚吧？
我们今天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依凭是什么？国史？野史？或者杂糅国史野史的民间传说？再或者，读他的诗文？
前天文章说到章惇想借刀杀掉苏轼，的确不是来自正史。但即便来自正史，就能百分之百信它？
章惇是作为奸臣进入宋史的，所以，整个传，就没说他几句好话。所以我写章惇，面对正史，无所依凭，如履薄冰。
有一点可以肯定，评价苏轼，章惇真的绕不开。
今天文章说几个正史记录的事吧。
《章惇传》来自《宋史》。《宋史》于1343年由元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历时两年半。《宋史》修成，是在苏轼和章惇离世大约235年以后的事，是否公正，你们说了算。
章惇年轻时任商洛县县令，与任凤翔通判的苏轼同游南山，到达仙游潭，潭下万丈绝壁，潭上一根独木作桥。章惇请苏轼在绝壁上题字，苏轼恐高。章惇垂绳攀树，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此”，上来后，神情自若。苏轼拍着他的背说：“你将来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何以见得？苏轼说，能把命豁出去的人，是能杀人的。章惇大笑。
这时的友情，不错吧？年轻时的这个事故，当然不能作为章惇晚年就有杀人之心的证据。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差点问斩，有两个人出面说情，而且起了大作用。一个是章惇，一个是王安石。章惇利用文学才情，大量举例，为苏轼开脱罪责；王安石则上疏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于是保住了项上人头，被贬黄州。
苏轼和章惇怎么由朋友一变而为敌人的？还是在王安石的变法中站队的问题。宋代新派旧派在王安石变法中翻过五回烧饼，人人整人，人人被整。类似的历史过去没多少年，大家记忆犹新，不多说。
就拿苏轼来说，元祐派得势时，他是高太后的宠臣，负责写圣旨，圣旨虽是高太后拍板，苏轼也不时藏进一些私货，至少在用词上，有空间，能说他是一个地道的正人君子？一旦有了路线斗争，政治就是一台绞肉机，人性的恶就会被激发出来，能洁身自好者鲜矣哉！
苏轼被贬惠州，再贬儋州，都是章惇为相的时期，也确实是章惇力主贬入蛮荒之地让其自死的阴谋。好在苏轼乐观而命大，宋徽宗即位时，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这不是又翻了一回烧饼吗？
现在有很多人为章惇翻案，说他是一个好政治家，我不以为然。举几个章惇心狠手辣的例子，回答章惇会不会杀人的问题：
1.对旧日宰相司马光，怂恿皇帝掘墓鞭尸，皇帝没有答应，但对坟墓中的司马光又是连连降级，又是剥夺司马家儿子们的所有官职，并规定从此不许为官。
2.派出使臣到英德处决高太后的一位被贬大臣 。
3.让上面那位使臣劝被贬大臣刘世安自杀，使臣不好意思开口，章又安排当地一个商人前去杀人。
好了，章惇是否安排程之才迫害苏轼，读者自己判断。
1100年，苏轼获赦北归。第二年，任伯雨弹劾章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心怀异志”，朝廷将章惇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长沙）安置，后又进一步贬至雷州，老百姓连房子都不让他住，因为此前苏辙贬雷州，章惇不让苏辙住民房，老百姓说，苏相来，朝廷不让住民房，您来，我们也不敢租。
章惇公子章援在苏轼北归途中，写了一封信给苏轼，有人说是为父亲道歉，我读后的感觉是，道歉未必，请求对父亲宽大则是。这封信从反面证明，章惇对苏轼，确实不厚道。
章援对苏轼说，大人如果回朝参与朝政，请放我父亲一马，让父亲“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
苏轼的回复亮了：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苏轼告诉章援，岭南气候很好，食蔬不错，不要担心。旧事别提，我们向前看。一个半月后，苏轼病逝，这个忙，到底没有帮上。
章惇后期确实胆大妄为，哲宗死后，向太后短期主政，确定继位者人选，章惇当着太后的面据理力争，时曾布为知枢密院事，正二品，听不下去，大吼道，“听太后安排”，章方才作罢。
因为被章惇反对的赵佶后来当了皇帝，章惇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先是被罢相贬为越州知州，随后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潭州。1101年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后又陆续被贬岭北各处，1105年在睦州（杭州市淳安县）死于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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