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is expanding around the world

它们所遵循的出海策略,与前辈企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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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路透社

2026年1月13日

几年前,人们很难想象中国品牌能在美国取得成功。然而如今,曼哈顿的消费者可以走进占地2800平方米的UR(Urban Revivo)门店,挑选这家中国快时尚零售商的潮流服饰——这些单品在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TikTok上风靡一时。随后,他们还能去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点一杯拿铁——该品牌自去年起开始在曼哈顿开设门店;或者来一支蜜雪冰城(Mixue)的冰淇淋——这家中国茶饮连锁品牌最近也在此落地。

一年又一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存在感日益增强,无论是在富裕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覆盖的行业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去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在全球销量上超越了美国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其销往海外的汽车占比已从2024年的10%上升至超过20%。中国的AI大模型如今不仅在“全球南方”广泛应用,甚至被Airbnb等西方企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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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经济学人

这波最新的全球化浪潮,以其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而引人注目。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实现海外销售收入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1万亿美元),高于2021年的不足11.6万亿元(见图1)。如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已超过外国企业对华投资(见图2)。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地缘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它们正努力在海外建立更扎实的实体存在。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并非首次。早在1990年代,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海尔(家电制造商)和华为(通信设备商)等企业便开始将国内生产的廉价产品销往海外,但长期难以摆脱“质量低劣”的刻板印象。

第二波浪潮出现在2010年代中期,安邦、复星、海航集团等少数中国大型民企曾豪掷数百亿美元收购海外银行、酒店及其他资产。然而这场实验昙花一现:西方对中国资本日益警惕,纷纷叫停交易;部分过度举债的收购方随后陷入危机。相比之下,更成功的出海主体是国有企业——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它们在“全球南方”拿下大量港口、铁路和矿山建设合同。

最新一轮出海潮始于疫情后重新开放,部分源于国内价格战激烈。2019年至2024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营业利润率从12.4%降至11.2%;高盛投行分析师估计,中国企业在海外业务的利润率通常高于本土。

但出海热潮也反映了巨大的机遇。通过近距离观察跨国公司在华运营,中国企业已学会制造各类高端产品——从工业机器人到医疗设备,甚至有人声称已掌握制作奶咖的技艺(尽管本报记者持保留意见)。更重要的是,字节跳动和SHEIN(跨境电商快时尚品牌)等先行者证明,中国不仅能模仿,更能创新。如今,大众等西方车企也希望向中国新兴的电动车企取经。

要在海外立足,中国企业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商业模式。过去,它们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运营环节留在中国。这也解释了为何截至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存量仅占GDP的17%——且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项目;相比之下,美国为38%,日本高达57%(据华盛顿智库国际金融研究所数据)。中国对外FDI存量仅占全球总量的4%,约为荷兰的一半。

但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西方关税压力推动,中国企业正积极在海外建厂,尤其集中在“全球南方”。阿里云等云服务商为日益增多的海外客户(包括其他中企的海外分支)服务,也在加速建设海外数据中心。

为提升品牌认知度,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设海外门店。广州零售商名创优品(Miniso)销售文具与小饰品,如今在从得克萨斯到泰国的全球市场拥有超3300家门店。小米计划在未来五年左右将海外门店拓展至1万家,产品涵盖智能手机、电动滑板车等。

它们也在深耕本地分销与供应链。在美国美妆零售连锁Ulta Beauty,消费者如今能买到杭州国货彩妆品牌花西子(Florasis)的口红。中国乳企蒙牛2018年在印尼建厂,如今已成为当地最畅销的冰淇淋品牌。

这一切都要求全新的人才策略。过去,中企出海常将中国员工外派,而非本地招聘,导致东道国抱怨其创造本地就业有限,且中方员工仍高度依赖中国本土供应商。

如今情况正在变化。一家全球咨询公司的合伙人指出,中企正越来越多地雇佣当地人担任销售、客服、公关甚至管理岗位(尽管他补充说,高级财务职位通常仍被视为敏感,不轻易交予外籍人士)。这种开放态度的背后,是人力资源团队因自身国际化经验增加,对管理外籍员工更有信心。

一个支持中企出海的专业服务生态也正在形成。过去,全球大型专业服务机构多来自西方,主要协助欧美日企业进入中国,而非反向操作。如今,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咨询机构(其中不乏本土企业)正积极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支持。

分拆之痛

它们亟需这类帮助。尤其在西方敏感行业运营的中企,对监管冲突风险高度警觉——例如TikTok因安全担忧被迫出售美国业务(本月即将完成交割)。为规避类似困境,一些企业已调整架构。但此类安排增加了成本与复杂性,能否真正安抚美国政府仍不明朗。本月,特朗普政府下令撤销中国公民控制的特拉华州公司HieFo对美国半导体企业EMCORE部分资产的收购。

与此同时,中企还需应对本国的审慎态度。地方税务部门也注意到,许多看似在中国经营困难、纳税甚少的企业,实则在海外蓬勃发展,并将利润留存境外。

监管部门尤其警惕那些突然将总部迁至新加坡等地的企业。例如热门AI公司Manus去年迁往新加坡,现正接受监管部门对其拟被美国社交媒体巨头Meta收购案的调查。

尽管如此,对于多数非敏感行业的中企而言,态度总体趋于支持,已意识到全球品牌的文化与经济价值。媒体如今将泡泡玛特(PopMart)推出的“Labubu”毛绒玩具风靡全球,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象征。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年,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将越来越多地邂逅这些充满活力的中国新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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