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中国取经”这件事，其实长期存在一种非常固定的想象：方向一定是向西，目的地一定是印度，故事的主角通常是玄奘。佛教、智慧、思想，好像天然就该从天竺流入中原，而中国只是接收者。
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你会发现一个很少被提起、却完全真实的事实——近代中国，确实曾经系统性地、郑重其事地，向日本“取过经”。而且取的不是日本原创的东西，而是一条在中国本土已经断绝上千年的佛教法脉。
这不是情绪判断，而是有明确史料、明确人物、明确时间点的历史过程。
这里先提出一个概念：佛教密宗。
很多人一提到密宗，第一反应往往是藏传佛教。雪域高原、转经筒、灌顶、法王，这些印象几乎已经被牢牢绑定。但从佛教传播史来看，密宗并非“天然属于藏地”，相反，它在汉地出现得很早，而且一度处于中国佛教体系的核心位置。
唐代的密宗，通常被称为汉传密宗或唐密。它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高僧在开元年间传入中原，活动中心就在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并非普通寺院，而是与国家礼制、宫廷法会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道场。换句话说，唐密在当时是一套被正式承认、制度化运行的佛教体系。
正因为如此，它的消失也显得格外彻底。会昌法难对密宗的打击并不仅仅是“规模大”，而在于它精准击中了密宗最脆弱的地方——传承方式。密宗高度依赖师师相承与灌顶仪式，一旦高僧流散、法器经卷焚毁，传承链就会直接中断。再叠加晚唐到五代的长期战乱，社会环境无法支撑复杂而昂贵的密法仪轨，同时禅宗、净土宗等更适应大众社会的宗派迅速扩张，唐密在汉地最终走向的不是衰落，而是彻底断绝。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唐密在中国中断的同时，却在日本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唐代日本频繁派遣遣唐使和留学僧，密宗作为当时最成熟、最系统的佛教形态之一，被成体系地带回日本，并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延续传承。这一系统后来在日本被称为真言宗，其核心道场就是今天仍然存在的高野山。
也就是说，中国唐代形成的密宗传统，在日本成为了一条从未中断的活脉。
到了清末，这一事实开始逐渐被中国学界与佛教界重新认识。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一些在中国早已失传的佛教典籍和仪轨，在日本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仍在实际修行中使用。1866年，佛学家杨文会明确提出“赴日求法”的主张，其核心目的并非学习日本文化，而是系统整理、回收中国佛教自身的遗产。
真正的实践发生在20世纪初。1922年，日本真言宗僧人来华展示完整唐密仪轨，对汉地佛教界形成了极强的现实冲击。同年，大勇法师东渡日本高野山求法，随后持松法师等人陆续前往，系统学习金胎两部曼陀罗、接受灌顶、获得阿阇黎资格，再回国弘法。这一过程并非象征性交流，而是一次清晰、有组织、有传承目标的法脉接续。
唐密并没有因此恢复唐代的社会地位，但至少从“历史断点”变成了“重新延续的传统”。
2016年，西安青龙寺住持赴日本高野山受法，实现唐密祖庭与真言宗之间的正式法脉对接。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非常清楚：一条诞生于中国、在中国中断的宗教传统，在千年之后，通过日本完成了回流。
这个故事真正值得被反复讲述的原因，并不在于“谁向谁学习”，而在于它揭示了文明流动的真实状态。
文化并非永远单向传播，也不一定始终保存在原生土壤中。有些传统会在动荡中消失，也可能在他者的社会结构中被保存下来，最终再度回归。
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向外取经”，而是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分不清哪些东西原本就是自己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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