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为此删光对中国的赞美：这是华夏帝国最后一次震撼世界！|乾隆|伏尔泰|华夏帝国|噶尔丹|沙俄|清军|清朝|达瓦齐

文/胡铁瓜

经常看我胡铁瓜文章的朋友应该了解我对满清的态度，这个王朝在我眼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难道满清这近三百年就真的那么一无是处吗？哪怕有些事情它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但是却取得了不错的客观结果，于是我捏着鼻子又翻了翻资料，发现满清起码在这个事上干的还不算丢人，至少让那些白皮知道怕了！今天我就跟诸位唠唠华夏封建帝国如何最后一次震撼了世界！

1760年巴尔喀什湖畔的战场上，准噶尔人的火枪还带着余温，枪膛里未燃尽的火药残留着硫磺气息，而远在巴黎的沙龙里，伏尔泰正愤怒地划去自己著作中所有对“东方文明典范”的赞美之词，笔尖在纸上划出刺耳的划痕。18世纪50年代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浪潮席卷知识界，伏尔泰、孟德斯鸠这帮思想家一边痛骂自家的封建王权专制，一边把万里之外的满清（有种说法是他们是把满清误当成了当初的大明）捧上了天。在耶稣会士寄回欧洲的一封封书信里，这个东方帝国简直是人间理想国——君主贤明、百姓知礼、社会井然，就连君主专制制度，都被伏尔泰吹成了“最符合自然法则的政治体制”。

那时候的欧洲人提起中国，眼神里满是不加掩饰的向往。法国贵族的书房里，中国瓷器与丝绸是最体面的装饰，学者们争相研读传教士翻译的儒家经典，将“礼治天下”奉为圭臬。可他们不知道，这些书信里的文字，不过是传教士为了讨好教廷、获取在华传教特权而精心编织的谎言——他们刻意省略了清朝的文字狱、苛捐杂税，以及对边疆民族的强硬政策，那些跨越千山万水的描述，本质上是一场建立在信息差上的空想。他们更不会想到，打破这场幻梦的，不是什么和平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场发生在中亚草原的血战，一场足以颠覆西方对东方所有认知的铁血征服。

这场战争的主角，一方是被欧洲人当成“东方缓冲带”的准噶尔汗国，另一方，则是他们眼中“温文尔雅”的大清王朝。很多人现在提起准噶尔，下意识就把它归为“游牧部落”，可在18世纪，它根本不是什么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而是一个在草原上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中亚普鲁士”。鼎盛时期的准噶尔汗国，疆域西起哈萨克草原，东至阿尔泰山，北接西伯利亚，南抵青藏高原，总面积足足有700万平方公里——比当时英、法、普、奥、西五国的面积之和还要大。这绝不是传统意义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政权，而是一个拥有完整行政体系、铸币厂和标准化兵工厂的中亚帝国，其军政合一的组织架构，让兀鲁斯、鄂托克、爱马克等社会单位既是行政组织，也是军事和生产单元，动员效率远超欧洲封建王国。

准噶尔的军事实力，足以让当时的欧亚强国侧目。这个汗国最令人忌惮的，是它打造的近代化军工体系。在伊塞克湖边，一百多名俄国战俘沦为免费工匠，他们带来了爆炸力更强的火药配方和先进的熔炉冶炼技术，教会准噶尔人铸造欧式枪炮，瑞典军官雷纳特的贡献更为关键，这位曾经的瑞典炮兵准尉在亚梅什湖战役中被俘后，在准噶尔效力十七年，将西欧最先进的野战火器技术全盘传授。在这些欧洲技术人才的助力下，准噶尔的兵工厂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俄俘索洛金曾为噶尔丹策零打造四磅炮十五尊、小炮五尊和十磅臼炮二十尊，清军后来在伊塞克湖畔甚至掘出准噶尔埋藏的自制大铜炮四座、冲天炮筒八个和万余发炮弹。鼎盛时期的准噶尔军队，常备军达12万人，火器配备率高达30%，士兵装备的燧发枪膛线痕迹与俄制1728式步枪一致，而瑞典式火绳枪射速可达每分钟2发，精度远超清军鸟铳。更令人惊叹的是，准噶尔创造性地将游牧骑兵的机动性与火炮结合，组建了2000人的专业炮兵部队“包沁”，用骆驼驮载炮架实现“骑马炮兵”快速转移，还发明了壕沟加铁丝网的防御战术，这比欧洲同类战术早了整整一百年。30万铁骑配上移动火炮，准噶尔的军队就是一座行走的战争堡垒，这实力，放眼当时的亚洲，没几个能扛得住。

准噶尔的强悍，沙俄帝国有着最深刻的体会。为了争夺中亚的控制权，沙俄与准噶尔断断续续打了几十年，1716年的亚梅什湖之战堪称沙俄的奇耻大辱——3000人的远征军想霸占准噶尔的盐场，结果被准噶尔军队团团围住，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寥寥数人逃回去报信。经此一役，沙俄彻底怕了，之后几十年都不敢再轻易招惹准噶尔，反而把它当成牵制清朝的完美棋子，双方年贸易额一度达到10万卢布，相当于当时俄国对华贸易的三分之一。而准噶尔与哈萨克汗国的战争更是持续百年，1643年扬吉尔汗曾以600名火器兵加2万援军击败5万准噶尔军，但到1722年清朝与准噶尔休战后，准噶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塞兰、塔什干等城市，迫使部分哈萨克人逃往河中地区和西伯利亚。在欧洲各国的地缘算盘里，准噶尔是平衡东方力量的关键——有它挡着，清朝就没法全力向西扩张，西方列强就能安心在亚洲搞小动作。可他们全都算错了，算错了清朝解决边疆问题的决心，也算错了这个东方帝国藏在骨子里的战争潜力。

清朝和准噶尔的恩怨，从康熙年间就已经拉开序幕。为了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康熙皇帝曾三次御驾亲征，从乌兰布通打到昭莫多，清军和准噶尔的骑兵杀得昏天黑地，却始终没能彻底根除这个心腹大患。到了雍正年间，清军更是吃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败仗——和通泊之战，这场战役堪称清朝版“滑铁卢”，也让准噶尔的军事优势暴露无遗。1731年，雍正皇帝派出一万多精锐清军，兵分两路进攻准噶尔，却不知道准噶尔已经在和通泊山谷两侧埋伏下3.5万骑兵和40门奥斯曼式青铜臼炮，还挖设了反骑兵壕沟。准噶尔炮兵以每15分钟一轮的射速，用12磅开花弹对清军阵列进行密集覆盖，有效射程可达800米，而清军子母炮射程仅300米，还需要15人协同操作，鸟铳炸膛率高达三成，士兵们宁愿用弓箭也不愿使用火器。清军试图用“武刚车”结阵防御，准噶尔骑兵又从侧翼投掷火药罐引发大火，将车阵烧毁。最终，这支清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200余人冲出包围，尸体铺满了茫茫草原，这是清朝立国以来在边疆战争中栽的最大跟头。经此一役，清朝不得不暂时收手，与准噶尔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期，也终于意识到双方的军事代差，开始仿制准噶尔的臼炮，设立火器营提升战力。

谁也没想到，这个困扰了康雍乾三代帝王的难题，会被乾隆皇帝用短短4年时间彻底解决。1755年初春，一支由三万火器兵和五万骑兵组成的清军兵分两路，向着中亚腹地进发。他们携带的三百门火炮需要跨越数千里戈壁沙漠——这是一场欧洲军事专家一致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远征。而同一时期，地球另一端的英法普奥等国，正深陷七年战争的泥潭，欧洲宫廷里还在流传着关于东方“礼仪之邦”的美好传说。

乾隆之所以敢发动这场远征，除了准噶尔汗国内部爆发内乱的绝佳时机，更在于清朝已经建立起一套足以支撑长途作战的超级后勤体系。1755年二月，当清军主力从巴里坤和乌里雅苏台同时西进时，最让前线将领担忧的不是准噶尔的骑兵，而是如何让八万大军穿越一千二百里的无水区。清军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名为“粮台”的补给体系——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措施，而是雍正时期就开始在西北经营的系统性工程，到乾隆年间已发展成三级组织形式：军需总局统筹运力物资，分粮台负责中转输送，随营粮台直接供应前线，各司其职又相互衔接。当时清廷在甘肃、新疆地区建立了十七处大型粮仓，储存粮食超过两百万石，每条进军路线上每三十里设置一个临时补给站，驼队、马车和挑夫组成三道运输线昼夜不停输送粮草，仅西路军的后勤队伍就达一万两千人，动用骆驼三万峰。更令人惊叹的是，清军还在新疆建立了完整的驿站系统，从北京到伊犁的紧急文书二十三天即可送达，而同期从巴黎到维也纳的急件通常需要一个月以上。

这场战争的军费投入更是惊人。根据乾隆二十一年军机大臣的奏折记载，雍正朝平准战争西北两路总共耗银五千四百三十九万四千两，而乾隆朝这场战争仅耗银一千七百七十七万七千九百两，比雍正朝少用三千六百六十二万七千两。这笔两千八百万两的总开支（含后续清剿费用），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七成，这些钱并非来自国债或增税，而是康雍两朝积累的户部银库积蓄，这种依靠中央集权直接动员资源的模式，与欧洲依赖银行家、承包商筹资的战争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准噶尔内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分裂。1745年噶尔丹策零病逝后，汗国陷入夺位内乱，汗王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权力斗争让各部落互相攻伐，人口从高峰期的六十万锐减至不足三十万。乾隆皇帝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时机，一面集结军队，一面招抚准噶尔内部反对达瓦齐的势力。阿睦尔撒纳率领两万部众投诚，不仅削弱了准噶尔的实力，更为清军提供了关键的向导和情报——这位熟悉准噶尔地形与战术的降将，后来却成为清军最棘手的敌人。

1755年五月，清军两路大军在博尔塔拉顺利会师。达瓦齐率领三万主力退守格登山，倚仗险要地形构筑工事，试图负隅顽抗。清军主帅班第面临艰难选择：强攻必然损失惨重，围困则粮草难以为继。就在这时，一个冒险的计划被提了出来。降将阿玉锡主动请缨，带领二十四名骑兵夜袭敌营——这位原是准噶尔管理畜牧的下级官员，因获罪将受断臂酷刑而在雍正十一年投奔清朝，凭借骁勇善战被乾隆召见授官，成为清军先锋。这二十四人是从各营挑选的精锐，其中包括3名巴图鲁（勇士）和22名老兵，他们精通准噶尔语言，熟悉草原作战的所有门道，更带着背水一战的决心。

深夜子时，这支小分队绕到格登山南侧的陡坡，弃马步行用绳索攀上悬崖，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准噶尔的中军大营。凌晨丑时，当阿玉锡等人挥舞马刀冲进营帐时，准噶尔士兵还在睡梦中酣睡。“准噶尔人！清军打来了！”阿睦尔撒纳的部队在营外同时呐喊，制造出大军压境的假象。恐慌像野火般在军营里蔓延，三万准军根本分不清来了多少敌人，在黑暗中自相践踏，哭喊声、惨叫声响彻夜空。达瓦齐仅率数十亲信仓皇出逃，六天后在喀什噶尔被擒。战后清点，准军战死与被踩踏而死者超过万人，而清军方面，那二十四名骑兵仅两人轻伤，还擒获台吉二十人、宰桑四人、宰桑子弟二十五人，招降六千五百人。

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比当时欧洲七年战争里的任何一场战斗都要精彩，也彻底打破了西方“东方军队只会靠人多取胜”的偏见。乾隆皇帝得知捷报后，在避暑山庄当即赋诗：“二十四骑无遗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并下令在格登山竖立“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记载此战经过，由参赞大臣阿桂监督，于1762年七月最终落成。这位志得意满的皇帝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不远的将来等着他。

1756年，正当清廷准备设宴庆祝平定准噶尔时，阿睦尔撒纳突然反叛。这位曾被乾隆亲自接见、赏赐无数的降将，想要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成为新的准噶尔汗王。叛乱迅速蔓延，留守的清军陷入重围，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两千兵力死守伊犁数月，粮食耗尽后杀马为食，马匹吃尽后煮皮革充饥，直到次年二月援军抵达时，这支守军已减员过半。阿睦尔撒纳的反叛彻底耗尽了乾隆皇帝的耐心，也让清军的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1757年三月起，新任定边将军成衮扎布接到密旨，要求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这道旨意的潜台词，所有前线将领都心知肚明。

清军开始分片清剿，不再区分战士与平民，凡是适龄男性“一经发现，即刻正法”。当时在清朝钦天监任职的奥地利传教士刘松龄，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在寄往欧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清军将领邀请准噶尔部落首领赴宴，承诺分发粮食。当男人们聚集后，埋伏的士兵立即包围了他们...妇女和儿童被分配给清军士兵，就像战利品一样。”这场持续近两年的清剿，不仅有直接的屠杀，还有天花的刻意投放和牧场的焚烧破坏，彻底摧毁了准噶尔的生存基础。根据后来的学术研究，准噶尔部人口从战前的约三十万锐减至不足三万，而更精准的基因图谱数据显示，2023年中亚基因图谱项目采集的2300份哈萨克血样中，准噶尔Y染色体单倍群占比低到0.9%，几乎找不到踪迹，人口灭绝率高达95%。那些幸存者大多逃往哈萨克草原或藏匿于深山，曾经盛极一时的中亚强权，就此从地图上被彻底抹去，“准噶尔”最终沦为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

清军还对剩余的卫拉特蒙古诸部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和硕特部迁到青海，杜尔伯特部安置到科布多，土尔扈特部拆成两翼，一翼留在旧地，一翼远徙塔城。这种强制迁徙造成了人为的文化断层，如今青海河南县、新疆和布克赛尔、巴州博湖县三地的蒙古方言差异，比北京话和天津话还要大，就是当年留下的语言年轮。而清军在战争中设立的军屯点，成为后来新疆治理的基础，有意思的是如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部布局，与1759年兆惠设置的军屯点重合度高达78%。

刘松龄的信件花了十一个月才抵达欧洲，当这些文字在巴黎、维也纳和伦敦的知识圈流传时，引发的震动不亚于一场思想地震。那些之前把清朝吹成“理想国”的启蒙思想家，一个个都闭上了嘴。伏尔泰的反应最为激烈，这位曾将清朝君主制称为“世界上最完美制度”的哲学家，在收到信件的第二天就开始修改自己的著作，在《风俗论》的新版本中删除了所有关于中国特别美德的章节，并加了一句批注：“也许我们都被骗了。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另一种定义方式。”

其实早在伏尔泰的幻想破碎之前，孟德斯鸠和卢梭就已经对清朝的“专制本质”提出过质疑，孟德斯鸠直言满清“只是个毫无美德、人民皆为奴仆的专制国家”，卢梭也认为清朝的治理靠的是“暴力与恐惧”而非理性。准噶尔灭亡的消息传来后，欧洲的反应更是蔓延到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英国驻俄大使罗伯特·甘宁在1757年发回伦敦的报告中写道：“清帝国对鞑靼的征服可能永久改变东方贸易格局”，而法国东方学家德经则在著作中将准噶尔塑造为“抵抗中华帝国扩张的自由战士”，形成了欧洲对这场战争的多元认知。

对沙俄而言，准噶尔的消失意味着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缓冲带。在此之前，准噶尔横在清朝和沙俄之间，让沙俄可以放心地向中亚和西伯利亚扩张，无需与清朝正面冲突。可准噶尔一灭，清朝的疆域直接延伸到巴尔喀什湖，与沙俄在中亚“脸贴脸”接壤。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二世连夜召集群臣召开御前会议，西伯利亚总督在报告里惊呼：“清朝军队的推进速度比我们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快十倍。现在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缓冲带，必须在哈萨克草原建立新的防线。”事实上，沙俄枢密院曾在1756年讨论过“支持准噶尔以制衡清帝国扩张”的方案，但最终因深陷七年战争而被迫放弃，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1768年的《恰克图条约》确立中俄边境贸易体系，将中亚扩张推迟了整整一个半世纪。

沙俄的惊慌，只是西方列强反应的一个缩影。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准噶尔的覆灭堪称灭顶之灾。公司原本通过向准噶尔出售火器，每年获利二十万两白银，更重要的是，他们计划借助准噶尔打通从中亚进入中国西北的商路，绕过清朝严格管控的广州口岸。可准噶尔一完蛋，这条财路和商路规划全成了泡影，东印度公司只能重新调整东方贸易策略，放下身段讨好清朝朝廷，祈求获得通商机会。

这时候，西方列强才真正意识到，这个还没有开启工业革命的东方帝国，绝不是他们可以随便欺负的软柿子。它有着碾压强敌的军事实力，有着高效的国家动员能力，更有着说一不二的冷酷决心。18世纪的欧洲，各国为了抢殖民地和霸权打得头破血流，七年战争耗光了不少国家的家底，整个欧洲都累得喘不过气。而同一时期的清朝，却一举解决了困扰三代帝王的边疆问题，把疆域扩张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成为18世纪亚洲内陆最强大的帝国。

当我们回望这场战争，最值得玩味的不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支撑这场战争背后的帝国能力与制度局限。乾隆时期的清朝，展现了前工业化时代帝国动员能力的巅峰：它能调动全国七成财政收入支撑战争，能在数千里边疆构建起高效的粮台补给体系，能让驿站系统实现“二十三日达伊犁”的信息传递速度。但这种能力也存在致命短板——它建立在高度集中的权力和庞大的人力储备之上，依赖的是康雍两朝积累的“国库积蓄”而非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战争几乎耗尽了雍正朝留下的丰厚家底，新获得的荒漠草原领土不仅无法带来经济回报，还需要持续投入资源维持统治。

更重要的是，清朝的军事优势是相对的、时代性的。它战胜准噶尔，靠的是后勤体系的完善、对手的内乱分裂，以及铁血的清剿策略，但在军事技术的代差上，清军其实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准噶尔通过引进欧洲技术，已经实现了部分军事代差的反超，其火器装备的精度、射程和战术运用，在和通泊之战中给清军上了惨痛一课。而清朝的胜利，本质上是传统农业帝国动员能力的胜利，与欧洲正在萌芽的工业化、金融化战争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1760年，当最后一股准噶尔残部在帕米尔高原被消灭时，乾隆皇帝在紫禁城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太和殿前树立起平定准噶尔碑，碑文骄傲地宣称：“开边万里，武功之盛，前古未有。”这位皇帝不知道，就在同一时期，英国的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瓦特开始改良蒸汽机，一场将彻底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正在欧洲悄然孕育。清朝在这场战争中展现的铁血与高效，确实是传统东亚帝国模式最后的辉煌，但这辉煌就像日落前的余晖，短暂而绚烂。

当西方使者再次来到中国时，他们眼中不再是伏尔泰式的滤镜，而是冷静的评估与计算。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问清朝，副使斯当东在报告中写道：“这个帝国表面强大，但其军事技术已明显落后。他们战胜准噶尔的方式，不可能用来对付一支现代欧洲军队。”使团成员亲眼看到，乾隆盛世的底层百姓“在水沟里捞烂菜叶过日子”，见官即跪，毫无尊严，孩子养不活就弃于河边，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紫禁城里的歌舞升平，是靠土地红利和高压统治维系的表面繁荣。

圣彼得堡冬宫里，叶卡捷琳娜二世将新绘制的亚洲地图铺在长桌上，手指从乌拉尔山脉一直滑到巴尔喀什湖，最终停在伊犁河谷：“这里，将成为我们新的前线。”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乾隆皇帝正欣赏着宫廷画家绘制的《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这场被他视为旷世武功的征服，在欧洲人眼中已不再是文明的典范，只是一个传统帝国最后的铁血绽放。

直到今天，关于这场战争的争论从未停止。有人说，乾隆的铁血手段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大国必须有的强硬态度，也有人说，这场近乎灭族的战争是对一个民族的无情摧残，是强权对弱者的碾压。这就是历史最复杂的地方，它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充满血与泪、荣耀与争议的多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