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的那个冬天，北平冷得那是真邪乎，零下十几度，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
但对于住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那位“华北王”傅作义来说，心里的寒意比外头的天气还要冷上几分。
那会儿的傅作义，表面上看是风光无限，手底下攥着六十万大军，坐镇华北，那是妥妥的一方诸侯。
可实际上呢？
这哥们儿早就破防了。
南边的蒋介石，那是个出了名的多疑，防傅作义比防贼还严，不仅嫡系部队不给他指挥，还在他身边安插了数不清的特务，哪怕他上厕所多用两张纸，南京那边估计都知道。
北边呢，林彪的百万大军已经把关内围成了铁桶，随时准备进城吃饺子。
就在这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头发大把大把掉的焦虑中，傅作义做梦也想不到，那个让他最终下定决心、甚至可以说是“背叛”了整个国民党阵营的关键人物，竟然就是每天坐在他对面陪他喝粥的大女儿——傅冬菊。
这哪是什么父女情深啊，这分明就是一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潜伏”。
这事儿要是摊开来讲，根本不是教科书上几行字那么简单。
当时的北平城里，特务多如牛毛，傅作义想动个心思都得掂量掂量。
而傅冬菊呢，这个曾经的大小姐，任务重得能把人压死：她是中共地下党，也是傅作义唯一的“安全通道”。
说起傅作义这个人，也是个奇葩。
他是个典型的旧军阀，但你要说他是草包，那还真冤枉他了。
这人抗日的时候那是真敢拼命，“守城名将”的招牌不是充话费送的，那是拿命换来的。
抗战胜利后，他觉得自已行了，甚至在1946年还搞过一次偷袭张家口，得意洋洋地在报纸上发公开信，跟毛泽东叫板。
那时候的他，狂得没边，觉得自己能打，谁也不服。
可是吧，局势这东西，变起来比翻书还快。
到了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一打完，国民党的精锐就像冰棍见了大太阳，化得那叫一个快。
傅作义突然发现，自己这六十万大军，成了孤悬华北的一枚弃子。
老蒋让他南撤，说白了就是想吞并他的部队，让他去当炮灰；共产党让他投降，他又怕人家秋后算账，毕竟自己以前骂人家骂得挺狠，怕被当战犯给突突了。
这种进退两难的滋味，大概就跟那热锅上的蚂蚁差不多。
傅作义那时候脾气暴躁得吓人，经常一个人在屋里转圈，甚至还把手枪拍在桌子上，动过自杀的念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傅冬菊出手了。
这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官二代。
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她就没跟那帮公子哥儿混在一起跳舞、搞派对，而是被那股红色的浪潮给“洗脑”了——当然了，这种洗脑叫觉醒。
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笔杆子硬得很。
组织上派她回到父亲身边，就一个目的：摸清老傅的底牌，把和平谈下来。
这活儿，那是真·玩命。
那时候傅作义身边全是老蒋的眼线，父女俩在家里说话都得压低声音。
最初的几次交锋，那火药味儿浓得呛人。
傅作义是个传统的大家长，那是必须要说了算的。
当傅冬菊第一次试探着说国民党快完犊子了的时候，傅作义气得直接拍桌子，大骂：“老子是抗日打出来的天下，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政治？
你也来教训老子？”
在他那个老脑筋里，军人嘛，要么战死，要么服从，投降？
那是把祖宗八代的脸都丢尽了。
这就好比现在的亿万富翁千金，放着豪车别墅不坐，非要去工地搬砖，图的就是个信仰。
傅冬菊心里也苦，但她更清楚，硬刚肯定不行。
她太了解自已这个爹了，虽然愚忠，但骨子里还是爱国的，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自已的兵，也舍不得这座几千年的北平城被炮火给炸了。
于是，她换了个套路，不在饭桌上硬顶，而是利用每天给他读报纸的机会，一点点给他“洗脑”。
她就像个高明的心理医生，一点点拆解傅作义的心防：“爸，你看老蒋现在还有民心吗？
给谁卖命不是卖？
如果是为了这城里的两百万老百姓，这不叫投降，这叫大义。”
最关键的转折发生在1948年11月。
那会儿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大炮都架好了。
傅作义彻底崩不住了，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叹气声连门外的警卫都能听见。
傅冬菊看准时机，抛出了那个杀手锏：“爸，如果是为了故宫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被炸烂，为了老百姓不遭殃，您这叫起义，是功臣。”
这句话，直接击穿了傅作义的防线。
但他还是怂，最大的顾虑就是怕共产党说话不算话。
傅冬菊这时候也不装了，直接把党的政策背给老爹听，告诉他只要立功，既往不咎。
在那张雕花的红木餐桌上，摆的不是山珍海味，是两百万人的性命和一座三千年的古城。
终于，在这场漫长的心理拉锯战中，傅作义松口了。
他想谈，但他不敢用军用电台，怕被南京截获了直接派飞机来炸他。
在这个决定历史走向的瞬间，他把那个写满试探性条款的秘密电文，交到了他最信任的女儿手中。
那一刻，傅作义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女儿，而傅冬菊，把自已和父亲的命，都押在了新中国的未来上。
1949年1月，当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子穿过前门大街，当北平市民涌上街头扭秧歌的时候，故宫的琉璃瓦在冬日的阳光下闪得发亮，完好无损。
这场举世瞩目的和平解放背后，没有惊天动地的炮火，却有着惊心动魄的灵魂博弈。
傅作义后来成了水利部部长，被誉为功臣，但这勋章的一半，理应属于那个在暗夜里提灯引路的女儿。
可历史这东西，有时候挺讽刺的。
晚年的傅冬菊，过得那是相当低调，甚至可以说有点清贫。
她没有躺在“功臣之女”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继续干她的新闻老本行，参与创办《云南日报》，后来又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活脱脱就是个普通老太太。
甚至有些人恶意揣测，说她“出卖”父亲，是不孝之女。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傅冬菊从来没解释过。
因为她心里跟明镜似的：所谓的“孝”，如果是愚忠于一个烂透了的政权，那才是真把亲爹给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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