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四月,北京城出了件让人后背发凉的“喜事”。
摄政王多尔衮大张旗鼓地纳了个新福晋。
但这杯喜酒,满朝文武喝得是胆战心惊,连大气都不敢喘。
为啥?
因为这位被抬进王府的新娘,几天前还是肃亲王豪格的正妃;而那位曾经威风八面的豪格,此时尸骨未寒——就在这位新郎官掌管的诏狱里,他刚刚莫名其妙地“暴毙”了。
杀其夫,夺其妻,囚其子。
这哪是皇室叔侄的内务,分明就是一场吃人不吐骨头的政治猎杀。
很多人都知道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是那个差一点就当上皇帝的人。
但很少有人真正看懂,为什么手里握着“王炸”的豪格,会被手里只有一把“烂牌”的多尔衮,打得输光了底裤,甚至连命都丢在了监狱的稻草堆上?
其实这事儿吧,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就两个字。
今天咱们不聊枯燥的编年史,专门扒一扒这场大清开国第一冤案背后的残酷逻辑。
把时间倒回五年前,1643年的那个秋天,盛京皇宫。
皇太极走得太急,没留遗诏。
当时的局面,如果开盘口,豪格的赔率低到没人敢买——因为他赢面太大了。
作为皇长子,他拥有正黄、镶黄两旗的死忠支持,正蓝旗是他自己的基本盘,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也倾向他。
八旗里他占了稳稳的四旗半。
而多尔衮呢?
手里只有两白旗。
这就是典型的“飞龙骑脸”,怎么输?
但豪格偏偏就输在了一个字上:“装”。
在决定命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两黄旗的大臣们佩剑上殿,那是真的准备玩命的。
老代善作为家族长者,己经把话递到了豪格嘴边:“帝之长子,当承大统。”
这时候,只要豪格屁股往龙椅上一坐,这事儿就算定局了。
可豪格偏偏脑子里那根“儒家虚伪”的筋搭错了。
他站起来,假惺惺地推辞了一句:“我福小德薄,焉能堪当此任?”
在豪格的剧本里,这叫“三辞三让”,是中原皇帝登基的标准流程。
我客气一下,你们再劝一下,我再勉为其难地答应,这就叫名正言顺。
但他忘了,他的对手多尔衮不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酸儒,那是一匹等着咬断喉咙的狼。
豪格这话音刚落,还没等大臣们开始这一轮的“劝进”,多尔衮立马跳起来接话,大概意思就是:“既然肃亲王自己说福薄,不愿继位,那就别勉强了!”
这一刀补得太狠了。
豪格当时愣在原地,张着嘴却说不出话。
那是真的“哑巴吃黄连”。
紧接着,多尔衮抛出了备选方案:立六岁的福临(顺治),我和济尔哈朗辅政。
两黄旗的大臣们一听,虽然不是豪格,但福临也是皇太极的儿子,那是先帝骨血,这铁饭碗保住了,于是纷纷默认。
豪格就这样看着皇位从指缝里溜走。
政治场上,从来没有“客气”二字,当你在权力面前假装转身时,对手一定会真的并在你背后捅上一刀。
输了皇位,豪格以为自己顶多做个闲散王爷。
但他低估了多尔衮的斩草除根之心。
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突然对豪格委以重任:封靖远大将军,去四川剿灭张献忠。
表面看,这是给豪格立功的机会;实际上,这是一条“死路”。
当时的四川是大西政权的大本营,山高路远,瘴气弥漫,张献忠更是杀人如麻的狠角色。
如果豪格战死,多尔衮省心;如果豪格打不赢,多尔衮可以治罪。
但豪格这人,政治上是个低能儿,军事上却是真天才。
他到了四川,就像战神附体。
在西充凤凰山一战,豪格的大军如神兵天降,一箭射死了张献忠,直接终结了大西政权,把四川全境给收复了。
捷报传回北京,举朝震惊。
顺治皇帝高兴坏了,多尔衮却笑不出来。
功高震主,从来都是催命符。
如果说之前豪格只是个失败的竞争者,那么现在,手握重兵、刚刚立下开国第一功的豪格,已经成了多尔衮必须立刻铲除的威胁。
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回京。
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多尔衮在宴席上笑得那叫一个灿烂,甚至还亲自给豪格敬酒。
豪格喝着酒,看着弟弟和叔叔,大概以为自己终于用实力赢回了尊严。
但他不知道,这顿酒,叫“断头酒”。
豪格回京仅仅一个月,多尔衮的网收了。
罪名荒唐得可笑:一是说豪格在四川打仗时“隐瞒部将冒功”;二是说他任用了一个偏将,而这个偏将是罪人的弟弟。
就这点破事,放在平时也就是罚点俸禄。
但在多尔衮的操纵下,满洲王公大臣会议(此时已全是多尔衮的党羽)直接定罪:削爵,幽禁,建议处死。
顺治皇帝虽然只有11岁,但也知道哥哥是被冤枉的,他在朝堂上大哭,甚至绝食抗议,这才勉强保住了豪格一条命,改为幽禁。
但这种幽禁,比死还难受。
根据后来的史料碎片拼凑,豪格被关在紫禁城边极其阴暗潮湿的空屋子里。
多尔衮撤走了所有的仆人,每天只给一碗发霉的糙米饭和脏水。
你能想象吗?
一个月前还是威震天下的靖远大将军,一个月后,在这个阴冷的角落里,饿得皮包骨头,身上的旧伤复发溃烂,叫天天不应。
1648年四月的一个深夜,39岁的豪格在这个活地狱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官方说法是“忧愤成疾”,但坊间传闻,那天夜里狱卒送进去的饭里,加了点“佐料”。
更绝的是开头那一幕。
豪格尸骨未寒,多尔衮就以“照顾孤儿寡母”为名,把豪格最漂亮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纳入自己府中。
豪格的儿子被痛打,亲信被流放。
多尔衮在用这种极其羞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就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俗话说,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
豪格死后仅两年,1650年冬天,不可一世的多尔衮在塞外打猎时坠马摔伤,没几天就死了。
压抑了多年的顺治皇帝瞬间爆发。
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多尔衮的罪状昭告天下,挖坟掘墓,鞭尸示众。
紧接着,顺治为大哥豪格平反,恢复肃亲王爵位,立碑表彰。
在碑文中,顺治咬牙切齿地写道多尔衮对豪格是“横加幽囚,迫协之惨”。
到了乾隆年间,豪格更是被配享太庙,成为了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子孙后代享尽荣华。
站在后人的视角看豪格,他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
他在战场上能征善战,不论是早年征蒙古,还是后来定四川,都有万夫不当之勇。
但在权力的游戏里,他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他最大的悲哀,在于把战场上的直率带到了阴谋丛生的朝堂,把儒家的礼教当成了政治斗争的盾牌。
他以为大家是一家人,多尔衮却在跟他算你死我活的账;他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却不知在悬崖边上,退一步就是粉身碎骨。
1648年的那个春天,豪格在诏狱的墙上也许曾绝望地刻下过悔恨。
他的死,不仅是一个皇子的陨落,更是那个草莽英雄时代向残酷宫廷政治转型时,一声沉重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不好意思”,真的会害死人。
康熙二十七年,豪格的孙子袭了亲王爵位,这一支血脉,总算是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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