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2日黄昏时分，随着许世友司令员一声令下，我山东兵团以45个团的强大兵力，向津浦铁路中段的要点兖州，发动了最后的总攻，历经一昼夜血战，于次日傍晚全歼守敌28000余人，生俘整编第十二军中将军长霍守义，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完胜，遗憾的是，守敌最高指挥官却漏网了！
（抗日名将李玉堂）
兖州守敌的指挥系统比较杂乱，驻有第十绥靖区（原徐兖绥靖区）司令部、整编第十二军军部和整编第12师师部，不过这个整编军实际只辖一个整编师，因此东北军出身的霍守义，既是整编军长又兼整编师长。
霍守义所部连同保安团队共12个团，全部隶属于十绥区中将司令官李玉堂指挥，兖州城破之际，这俩中将一起化装突围，结果霍守义没跑掉，最后是按“投诚”处理的，全国解放后曾任南京军事学院的研究员。
李玉堂战场经验更丰富些，侥幸钻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一路辗转逃回南京，要说这个黄埔生算是够忠心了吧？应该重新委以要职才是，不料接到的却是老蒋“永不叙用”的手令，给李司令官当头一棒。
好容易战场逃生，结果落个如此下场，李玉堂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话说回来，这位抗日名将若是能够预知，两年之后自己的遭遇，肯定悔不当初：还不如在兖州被俘或者投诚了呢！
（霍守义）
一、李玉堂是如何失宠的？
解放战争后期，一般说来，黄埔嫡系的高级将领，兵败以后能够逃回去的，基本都会委以新职，派去重建部队或者训练新兵，比如孙元良、李弥、胡琏等等，皆是如此，毕竟老蒋可用之人越来越少。
为什么单单李玉堂逃了回去，却落得个“永不叙用”的结局呢？主要是这位黄埔一期生，自1944年起已彻底失宠，否则以李玉堂的指挥能力，断不会只当个负责守备的绥靖区司令，完全能胜任机动兵团的司令官。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黄埔四期的周庆祥惨遭枪决，明显地感觉出来，抗战中期，周庆祥曾是李玉堂第十军所属的第3师师长，1947年升任整编第32师中将师长，次年春在济南附近的周村战役中兵败，只身逃出。
（第十军军长李玉堂）
也是黄埔嫡系吧？不料周庆祥等来的却是军法会审，不久还以“贻误战机”的罪名，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老蒋为啥对这两名黄埔生，这般不待见呢？起因还是1944年夏天的衡阳保卫战，“泰山军”的落幕之役。
打了47天的衡阳保卫战，虽然歼寇如麻，让鬼子付出了40000余人的惨重伤亡，可惜却是虎头蛇尾，就在老蒋期待方先觉“杀身成仁”，准备将衡阳改名为“先觉城”的当口，第十军却选择了与日军谈判，最终整建制缴械。
据说当时力劝方先觉与日军谈判的，正是第3师少将师长周庆祥，老蒋气急败坏之余，下令枪毙了在押的粤系军长张德能，同时也对周庆祥怀恨在心，因为衡阳会战前后的巨大反差，让老蒋在盟国面前大为丢脸。
（周庆祥）
李玉堂当时已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第62军等部解救第十军，可惜直至衡阳陷落，也没能突破日军的阻击线，在老蒋的眼中，也属于作战不力的一分子，需为衡阳之败负责，从此打入冷宫不再重用。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李玉堂早年其实是非常得宠的：1928年晋升旅长、1932年晋升师长、1936年叙任陆军中将，在黄埔一期生群体中，绝对是混得比较好的几人之一，不料期间出了一档子事：
1934年的松毛岭战役，第3师吃了一次大败仗，师属第8旅被红军消灭，师长李玉堂因此遭到严厉处分：“革职留用，衔级从中将降为上校”，李玉堂大为不满，曾私下对左右说：“蒋介石这个小子刚愎自用”！
祸从口出啊，难说这句话不会传到老蒋耳朵里，毕竟打小报告的大有人在；除此之外，李玉堂跟薛岳走得太近，也犯了老蒋的大忌，这又是为什么呢？
二、华南分局尝试策反李玉堂
薛岳当年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李玉堂第十军是战区主力，上下级关系处得好一点，要说也没什么大毛病。问题是自1942年初长沙大捷以后，薛伯陵鼻孔朝天，多少有点拥兵自重之嫌，老蒋早就开始厌烦了。
1944年长衡会战，薛岳遭遇大败，老蒋就坡下驴，把精锐主力纷纷调出第九战区，大大削弱了薛岳的兵权；日本投降以后，奉命在长沙地区受降的，换成了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更是佐证了老蒋的不满。
至于重建的第十军（整编第3师），解放战争刚刚全面爆发，即被刘邓大军全歼，再次重建后，干脆划给了“土木系”的作战序列，李玉堂的基本部队也不复存在，这事懂的自然都懂。
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李玉堂虽然能打，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反而成为了不受信任和重用的黄埔系将领。
（薛岳）
说是永不叙用，必要的时候还得用，“必要”是指到了1949年冬，粤系的陈济棠、余汉谋、薛岳一起逃上了海南岛，老蒋惯用的手段是分化和掺沙子，遂操纵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同时派了个黄埔系的副手。
自然是李玉堂最合适，薛岳的老部下嘛，换其他人“老虎仔”也未必同意，李玉堂遂被起复为海南防卫副总司令兼第一路军司令，稍后兼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官和第32军军长，一夜之间重新兵权在握，成为岛上的重量级人物。
早在四野大军进驻雷州半岛之前，华南分局所属的统战部已经着手，对岛上的军政大员进行策反，主要目标即是掌握兵权的薛岳和李玉堂，对于有过反蒋经历的薛岳，我方拟派出的代表，是红军叛将龚楚。
龚楚曾任广东省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已于1949年11月初投诚，考虑到他和薛岳是乐昌老乡又比较熟悉，华南分局请示上级同意，决定派遣龚楚经香港转赴海南，做薛岳的工作，减小解放海南的阻力。
不料龚楚明面里答应，暗地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拿到信件和一大笔经费后，到了香港竟然变了卦，既不赴海南执行任务，也不向广州方面汇报，化名“龚松庵”滞留不归，这是华南分局统战部的第一个严重工作失误，所托非人！
与此同时，组织上还派遣李刚同志秘密赴琼，通过李玉堂部少将副主任李云涛的关系，接触和试探李玉堂；为加大策反工作力度，不久再委托李玉堂的内弟陈石青，经香港登岛做工作。
李玉堂思想确实有些松动，任命陈石青为司令部副官处长，陈石青再安排李刚为上尉副官，秘密活动在司令部，至1950年3月底，李玉堂特别派李云涛，秘密前往广州联系和接洽。
三、李玉堂起义计划意外搁浅
统战部热情接待了李云涛后，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华南分局领导，分局书记叶帅做出指示，要求李玉堂尽快行动起来，将起义付诸行动，并承诺海南解放以后，李玉堂可出任“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之职。
也就是说，李玉堂的起义计划，确实进入到了实操阶段，至4月中旬，四野名将韩先楚亲率主力登岛，大破守敌，取得了黄竹和美亭战斗的胜利，薛岳只能指挥部队向岛南撤退，这本是李玉堂起义的最佳时机！
可惜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和战争造成的道路隔绝，李云涛无法及时赶回，导致李玉堂在海南岛战役期间，未能收到叶帅的亲笔信，在等待和观望中，错失大好机会，而四野的攻势又特别凌厉，两周全部解放海南。
李玉堂在彷徨中，只能带着陈石青和李刚等人，随薛岳和大批溃军撤往台岛，就此一头扎进了虎口。
（抗战时期的李玉堂）
既然守不住海南，薛岳对于老蒋而言，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加之曾经的不满，因此逃台之后立即被解除了兵权，只给了个战略顾问的闲职；李玉堂的境遇更糟，干脆被免职赋闲，这才知道彻底沦为“弃子”。
此间华南分局统战部的工作，又出现了第二次严重失误：随李玉堂赴台的地下党员李刚同志，化名“魏天民”继续开展活动，麻烦的是，李刚之前曾潜伏在刘廉一的第67军，从事过兵运工作，并且成功策动过一个连的火线起义。
第67军是三大战役结束后，于1949年初在江西上饶重建的部队，隶属于胡琏的第二编练司令部，渡江战役打响后，二野主力神速进军浙赣线，位于二线的第67军甫一交火，就被揍得稀里哗啦，兵力折损一半。
（刘廉一）
李刚当时担任连部文书，在战斗过程中，他组织部分士兵火线倒戈，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的进攻，起义虽获成功，身份却已暴露，而第67军残部后被拨入胡琏兵团，一路撤到潮汕地区最后逃台。
派遣经验丰富的李刚到海南搞兵运工作，基本不会发生人事交集的情况，毕竟海南守敌主要是粤系军队，以及从青岛撤出来的第二十一兵团，比如李玉堂兼任军长的第32军，就是由山东保安部队改编和拼凑而来。
然而再安排李刚从海南赴台工作，华南分局统战部就不太谨慎了，第32军当时奉命在新竹整训，而李刚曾经工作过的第67军，逃台之后也驻于新竹，李刚碰见熟人的可能性骤然增大。
非常不幸的是，小概率的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
李刚之前所在那个连的连长叫毕荣甫，一个思想比较顽固的家伙，该连大部分火线起义后，毕荣甫战场被俘，并没有自愿加入解放军，而这样的低级军官，按惯例是发些路费就地遣散，不料毕连长转身就逃回了敌营。
一次偶然的机会，毕荣甫和李刚在新竹走了个对脸，尽管李刚使用了化名，还是被毕荣甫认了出来，当时岛上一片白色恐怖，揭发和告密都是有赏金的，于是毕荣甫毫不犹豫地联系保密局，举报和指认了李刚。
李刚随即被捕，在非人的酷刑折磨之下，供出了李玉堂之妻陈伯兰、妻弟陈石清，从香港赴海南策动起义的过程，并且承认自己参与了这项工作，保密局立刻对李玉堂住所实施了监控，同时层层上报。
对于这位战功赫赫的抗日名将，又是黄埔一期的陆军中将，特务们确实不敢轻举妄动，需要更确凿的证据以及“上峰”的指令。
四、李玉堂身份暴露惨遭杀害
李玉堂闻知李刚被抓的消息后，大惊失色，大约是猜到可能已被监视监听，他没敢使用电话，而是火急写了一封用词隐晦的信，寄给了在高雄要塞任职的陈石清，通知内弟速速逃离。
然而这封信，还是落在了李公馆外面守候的特务手中，“通共”的证据链至此闭合，1950年7月底，李玉堂和夫人陈伯兰同时在家中被捕，当局随即组织了以钱大钧为审判长的军事法庭。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钱大钧，虽系蒋氏“八大金刚”之一，彼时已无实权，只担任着“总统府资政”的虚职，老蒋点名钱大钧担任审判长，颇有些意味深长，因为钱大钧曾经是李玉堂的老长官：
（钱大钧）
钱大钧担任第3师师长时，1929年初的一个周末，老蒋突然视察驻于苏州的嫡系第3师，结果发现师长钱大钧，带着一票主要军官去上海嘿皮了，竟然只有一个副团长在岗，不禁大怒，下令对该师进行大换血。
李玉堂正是在此期间，从第9师的一名上校团长，直接晋升为第3师第8旅少将旅长，并且短暂成为钱大钧的部下，后来又终于执掌了第3师，以及由第3师扩编起来的第十军，老蒋因此认为，钱大钧必然不会回护李玉堂。
然而时过境迁，钱大钧非但没有为难，经过调查后反倒认为，李玉堂对其夫人、内弟的地下活动并不知情，并无实质性的“叛变”行为，至多是个“知匪不报”的罪名，遂呈报老蒋，拟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
（吴石将军就义）
不料报告被驳回，钱大钧只好再增加刑期到十五年，继续呈文上报，然而老蒋却在报告上，批了一个大大的“耻”字，钱大钧终于明白只能判死刑了，李玉堂的命运就此注定，他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
“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实在是吴石案前后一段时间里，老蒋已彻底陷入疯狂，只要发现有“戴红帽子”嫌疑的将领，一律严办。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夫妇、陈石青和李刚等四人，同时在台北碧潭刑场被杀害，李玉堂时年52岁。
时间到了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玉堂将军为革命烈士；而令人费解的是，台当局亦于2004年1月间，给李玉堂颁发“恢复名誉证书”，看来是非功过，只能留与后人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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