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1日深夜，大别山里的风冷得像冰碴子，直往骨头缝里钻。
就在几个小时前，红25军的军长蔡申熙——那位被誉为红四方面军“军魂”的人物，为了掩护指挥部，刚刚在急战中没了。
连口薄皮棺材都找不到，尸体只能草草掩埋。
就在这让人窒息的至暗时刻，黄柴畈的一间破屋子里，一场决定几万人脑袋的会议匆匆散场。
决议很残酷：主力必须马上跳出去，那是说得好听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为了保住火种被迫“跑路”。
身后是三十万咬红了眼的国民党精锐，手里只有两万多疲惫不堪的兵。
那么问题来了，主力要跑，谁留下来送死？
在这个被后世称为悲壮起点的夜里，生存的概率就像彩票中奖一样渺茫，而留下来的人，注定要是那个撕掉彩票的勇士。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这事儿发生的半年前，红四方面军那简直是开了“挂”的存在。
从1931年底开始，这支队伍就像吃了大力丸，在黄安、商潢几个战役里横扫千军。
我查了一下数据，那时候根据地扩大到了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手里握着26个县的政权。
那时候的红军战士，走路都带风，蒋介石被打得一点脾气没有。
可坏就坏在，老蒋这次是真急眼了。
他吸取了前三次光靠打仗不行的教训，搞了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毒招。
这一手太绝了，不仅调来30万大军，还搞保甲连坐，这是要把红军赖以生存的土壤给连根刨了。
这就好比是釜底抽薪，火烧得再旺，柴火没了，灭也是早晚的事。
这时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又犯了个致命的迷糊。
张国焘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完全听不进徐向前的劝。
在敌人几十万大军压境、急需喘口气的节骨眼上，他竟然下令去强攻城墙比铁还要硬的麻城。
这操作，简直就像是一个拳击手比赛前不去睡觉，反而去跑了个马拉松。
结果不用猜，红军主力像磁铁一样被吸在麻城城下，打成了残酷的消耗战。
等张国焘反应过来不对劲，想撤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从七里坪到扶风寨，红军战士靠两条腿拼命堵窟窿，但战机这东西，一旦错过就是万劫不复。
机会就像流星，你没抓住它许愿，它就砸下来要你的命。
到了9月，红军主力就像困兽一样，在大别山里左冲右突。
一会跑到豫东南，一会又转到皖西，本来想找机会咬敌人一口，结果处处碰壁。
金家寨丢了，新集也丢了，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那一个月，两万多大军在山里转磨盘，原以为能把敌人甩掉，结果刚回河口，一头撞进敌人的怀里。
张国焘这时候彻底慌了，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敌军标识，终于在黄柴畈那间屋子里拍了板：走，向西走，离开大别山。
主力一走，谁来断后？
这可是个送命的活儿。
很多史料对这一块写得不清不楚，甚至连徐向前元帅后来的回忆录里，对留守部队的番号都有点记混了。
我特意去翻了翻那个时期的电报档案，发现真正被留再死地、给两万人争取生机的，是红25军的75师（还缺一个团），以及一个听起来特陌生的番号——红9军27师。
没想到吧？
大别山还真有过红9军的建制。
虽然它不像后来在川陕那么有名，但在1932年那个秋天，它就是那根救命稻草。
这个红27师师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徐老虎”徐海东。
当主力向西突围的时候，正是徐海东带着这支由独立师改编的部队，在这一片混乱中充当了救火队员。
他们干的事儿简直不要命，10月14日直接奔袭黄陂车站，灭了敌人一百多，制造出主力还在这一带的假象。
这就像是在狼群面前扔了一块带着血的肉，以此来掩护羊群逃离虎口。
除了红27师，留守的红75师223团、224团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在红安南部、河口一带，硬是顶住了敌军万耀煌部的疯狂进攻。
那时候留守部队心里跟明镜似的，主力一走，他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没后援，没补给，甚至连突围的希望都约等于零。
但这些战士愣是没一个怂的，在高桥河、官懋塘这些地方，用这种近乎自杀式的攻击，把敌人的主力搞得晕头转向。
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敌人的第13师、89师才没敢全力追击西征的主力。
主力红军最终跨过了平汉铁路，一路向西，几个月后在川陕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但别忘了，在大别山的寒风里，是沈泽民、王平章、吴焕先还有徐海东这些人，带着缺胳膊少腿的留守部队，在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中，独自扛下了所有的黑暗。
他们中的很多人，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1935年，吴焕先在长征途中牺牲，年仅28岁，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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