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五月，云南巡抚舒兴阿那道“聚团杀回”的条子就送到了昆明府，没几天，初三日天蒙蒙亮，四面城门咣当一下全关了，城里的团练们就动手了，那一晚上，人头砍下来两千八百三十二颗，血顺着三市街的石板缝，哗哗地流进盘龙江，江水都染红了，那红色到中午都没散干净。
官府档案里头，最先记下的就是“昆明屠回”这四个字，云南省档案馆那个4-2-156号卷里，粘着一张单子，保存得好好的，上头写着五月初六，署理知县汪堃去点的数，总共是“三千零四十六级”，旁边还拿小字补了一句“妇女幼童一千二百三十一”，这折子送到咸丰皇帝那，七月十七日，皇帝用红笔批了三个字“知道了”，没说要追究谁的责任，这不明摆着就是默许地方上先动手了。
到了1857年，大理那边立起了帅府，设了“行省六科”，还请了汉人里的绅士赵清当总理，回民汉民一块儿办公，地里的粮税，一亩地收两升，比清朝官府原来的税额少了三成，还在照壁上刻了八个大字，“锄强扶弱，回汉一体”，光绪年间的《大理县志稿》里头写，“民心悦之，逃亡日归”，看起来，政权刚开始那会儿，确实是想好好弥合这裂痕的，可这打仗的机器一旦转起来，底下的小老百姓，还是被碾得粉碎。
1860年，清廷那边第一次搞了个大规模的反扑，云贵总督张亮基调了七千兵，从楚雄那边打过来，结果在红岩被起义军摸黑给偷袭了，粮草全烧光了，《清实录》里就轻描淡写地写了俩字“失利”，可大理政权那边的《支应簿》就吹上了，说“歼敌五千”，宾川县团练总局留下的一本《伤亡册》残本，数字就实在多了，上头列着死亡和“溃散无着”的总共一千六百四十七人，这数字比两边吹的都小，可也透了个底，好多人根本不是战死的，是跑了，这些人就成了后来“人口锐减”里头，那笔最大的糊涂账。
1862年到1863年，这报复是一轮比一轮狠，楚雄县有本手抄的《咸丰兵事记》，里头说，三月份，“回练”晚上偷袭吕合堡，杀了团总杨霖底下二百多号人，到了五月，清军游击李家福就带人打了回去，一把火烧了八个回民村子，“老弱悉驱入河”，同一页纸的边上，还有人拿小字夹注了一句，“汉村被回杀者十三，回村被汉杀者二十七”，这比例差得有点多，有个叫埃德蒙·于克的法国传教士，1868年路过楚雄，他在信里写，“沿途的村子，十家里有九家是空的，汉人说是回匪干的，回人说是汉匪干的，可那些老人妇女，最后都死在了一块儿”，这第三方的话，算是给地方志里那些互相屠杀的数字，做了个旁证。
1872年冬天，大理城破了，岑毓英在《攻克大理折》里报功，说“毙贼一万七千”，可同一天上报军机处的《正法名册》里，有名有姓的才四千二百人，剩下的人都成了“生死未详”，云贵总督刘岳昭1874年在《善后清查折》里承认，“大理、永昌、楚雄、蒙化这四个地方，报上来的回族男丁，加起来不到三万”，可咸丰元年的《云南通志》里记着，云南的回民有三十七万，这十年工夫，就少了九成。
清廷后来搞了个《安插回匪章程》，把活下来的回民，硬是迁到了昭通、东川那些山区，“给牛一头，田五亩，永禁回城”，今天滇东北那些回族聚居区，就是这么来的，迁徙的路上，妇女小孩拿绳子拴着脚，一天走三十里，死了的就扔在路边，档案里头说得含含糊糊，可民间的族谱里记下来了，“至昭通者，十不一二”。
打完仗第一年，云南巡抚潘鼎新请求免了全省的钱粮，附了本《人口清册》，说全省“原额人丁”七百四十四万，到同治末年“查报”下来，只剩下三百八十七万，后来的学者刘云明、古永继，拿咸丰同治年间的《赋役全书》和光绪年间的《黄册》一对比，发现这减少的人口里头，“隐匿、逃亡、未复业”的占了六成，真正死的差不多是三成，可因为那个“剿回”政策，回民的死亡比例比平均值高太多了，这“民族人口断层”的说法，算是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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